朝廷对于川军的“紧箍咒”依旧，孟之祥不得轻开边衅，因此他在控制三关后，想主动收复阶州、成州、西河州、凤州、天水军这五州，重建南宋早期的“三关五州”防线几不可能。
你打赢了，收复了五州，不仅没功劳，还被朝廷追责，何苦来哉！
因此孟之祥进取之心暂时地收敛起来，以待天时。
而另一方面，鞑靼人的力量在作进一步的整合，作好攻宋的准备。
鞑靼人贵族对于富庶的南蛮大宋，口水是流得答答响，他们梦寐以求就是夺取大宋的土地与财富，奴役那里的人们，可惜大宋的猛将不少，力挡鞑靼人，加上鞑靼人内部不稳，大汗坐汗位不长就出意外，而大汗一出意外，所有在外军队都停止攻势，回到汗廷争夺汗位，因此大宋总有喘息之机。
1251年，蒙古高层经过十多年的大汗争夺战之后，拖雷长子蒙哥胜出，成为蒙古的第四任大汗。
蒙哥即位后，第一时间没打南宋。因为当时窝阔台系诸宗王拒绝承认他的汗位，蒙哥为此跟他们大打出手。
等到平定这帮不服的贵族之后，蒙哥又盯上了大理和西亚，分别派四弟忽必烈和六弟旭烈兀远征。
所以呢，蒙古主力军不能南下攻宋，但蒙哥还是着手准备，他安排皇弟忽必烈为漠南军事总领，负责对宋攻略的准备。
1253年，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失败，但蒙哥对这个dd没有深责，反倒在分赏诸王的会议上，允许忽必烈自择南京、京兆中的一地为驻屯地，忽必烈采纳汉臣姚枢的建议，选择了京兆。
在封地中，忽必烈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
忽必烈运用汉法的成功治理，使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称忽必烈为“圣王”。
如此一来，忽必烈成功地拉拢到了部分汉地世侯如张柔、史天泽等人的支持。
蒙哥又以京兆户口过少，特意为忽必烈增封怀庆路孟州。至此忽必烈拥有封户四万五千余户，是为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实力在不断增长中。
话又说回来，内斗哪里都有，蒙古也不例外，忽必烈在辖地实行汉法“新政”，成效颇着，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
加之其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忽必烈兵强马壮，结果引起大哥蒙哥的疑忌，一些看忽必烈使用汉人不过眼的蒙古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使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日深，最终爆发。
忽必烈汉法核心是“田耕”，而蒙古贵族则想跑马圈地作牧场，双方关系无法调和。
元宪宗七年，蒙哥命陕西行省大必阇赤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
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
忽必烈采用汉臣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作为人质，自己则于十二月亲自在也可迭烈孙之地入觐蒙哥。蒙哥看到皇弟遵旨而来，显出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气势，蒙哥转怒为喜，对左右说道：“这是我的兄弟啊！岂有外人可以离间的！”
朝会之后，蒙哥两次亲自为忽必烈斟酒，忽必烈则拜退如礼，兄弟二人相对泫然而涕下。
蒙哥汗竟不让忽必烈禀白情况，就下令停止钩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迫使他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
尽管如此，忽必烈依旧拥有军权，他的臣子姚枢建议他专心训练军队，将来灭宋时立下不世之功，是忽必烈将来立命安身之基也。
姚枢，居然是个理学家，他原在金国统治下，金朝末年，鞑靼人攻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投靠杨惟中，被引荐北觐窝阔台汗，之后投了忽必烈，他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器重。
他对汉文化知根知底，可谓是汉歼中的汉歼。
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不再搞什么汉学汉化，光顾着练兵，作好进攻南宋的准备。
于是忽必烈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徐图灭宋。
孟之祥曾到汉中视察，听杨大渊说起鞑靼人在三关外的五州内大规模地屯田，逼近三关前建城，知道鞑靼人其志不小，不由暗暗心惊！
一直以来，鞑靼人对于所占土地并不在意，比较少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多喜欢采取扫荡式的进攻。
之前有汪德臣想在四川路北面建城，结果被孟之祥将他打跑，如今鞑靼人重提旧事，近关筑城，威胁不小，孟之祥不得不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
他向朝廷写了奏折，说明其担忧，建议朝廷允许川军出川，遂行拨点战术，不求北伐，只想把近着三关的敌城给拆毁得了。
可是，哪怕朝廷摆出一副对其很信任的样子，甚至有程元凤离川回朝，为孟之祥说项，依旧没能得到诏命允许川军出三关作战。
川军不出川的旨意是当年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为制约余玠的所作所为，谢方叔已经去职，朝廷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蔡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董槐取代谢方叔为相，却与谢方叔策略一脉相传，即不可妄开边衅，不让边帅坐大。
问题是，皇帝认为这是老谋深算之策，于是，拥有庞大实力的川军只能干瞪眼，看着鞑靼人一步步完成了攻宋前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