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总督与清代的总督是有很大不同的，或者几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清代的总督往往是常设职位，也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职权很大，并确实像影视剧里一样如同一个土皇帝，军事、行政、粮饷、河道和巡抚事什么都管。

    但明代不是。

    明代的总督基本都是因事而设，属于中央派到地方以中央的名义临时负责某项事物，并除了负责的具体事项（通常是军事）外通常没有地方行政权利。

    由于是为了代表中央，并基本上都是督办军务，所以明代的总督必须得是中央官员，并通常最差也得有一个兵部侍郎的帽子。

    袁继咸来督办军务前被紧急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就是这个道理。

    加佥都御史是为了让总督们能够对地方官员有监督纠劾的权力，是为了强化实际督办军务的能力，否则光凭一个唬人的帽子是没人听的。

    但仍然没有行政权。

    因而袁继咸对章旷，就只能留在身边或者派他配合并还得是在李平允许的情况下暂时负责沔阳的军务，想给他实际行政权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样的总督权力结构让袁继咸的突然被换看起来既不太正常，但也正常。

    并且，袁继咸当初这个军务总督是大明朝廷在清兵还没有退出关时为应对湖广糜烂的战局紧急廷议后增设的。

    也就是说这既是一个新岗位，也没有时间走正常的官员选拔任用程序。

    当时刚从被谪戍的贵州起复不久并正在河北总理屯田的袁继咸只不过是因为靠近北京以及附近那些履历够格的官员们都在应对入关的清军才捡了个便宜，其资历确实略浅一些。

    而且，袁继咸的任命也当时就被明确了是临时负责一下，并没有正式任命。

    当清兵退出关后，当大明朝廷终于可以有精力和有时间去顾及南方时，他们发现总督江西、湖广和应天军务这个岗位仍是有必要的，并且还比之前更加重要。

    当然，早已固化的官僚政府也认为让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这个岗位人事条件以及履历足够过硬的人来主持也同样很有必要。

    于是，新的也是正式的总督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察、提议以及平衡之后产生了。

    这个人就是吕大器。

    吕大器虽然比袁继咸晚中了三年进士，但却要年长袁继咸几岁，并且在官场中也出名的更早，甚至在崇祯十年（1637）就因军功得到了崇祯的奖赏。后来也早早就升任了右佥都御史去巡抚甘肃并在任上主持平定了西部边地叛乱，以知兵闻天下。

    自去年三月始，饱受赞誉的吕大器更是总督了保定、河北和山东的军务，其直接管辖的部队也是此番北虏入关过程中唯一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

    尽管这个表现也不能因此说好，但在其他大吏们的普遍无能和惨重损失面前，倒也很有点鹤立鸡群之感，至少崇祯是认可的。

    不过，大明政府以及袁继咸本人觉得由吕大器来正式出任总督很正常，并不代表李平也这么认为。

    突然的换将，尤其是在袁继咸还干的不赖的情况下换将，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

    李平回汉阳了解张献忠的情况，结果被派到武昌的杨明却先给他发来了这么一个信息，李平当时就懵圈了。

    然而令他更懵的是，与更换总督通知一同到武昌的竟然还有崇祯皇帝亲自下达的要求左良玉抓捕其部将王允成并诛杀的命令。

    说白了就是得有人为当初沿江大掠并威逼南京负责，朝廷需要保存威严，不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而这个要承担责任的也当然不可能是左良玉。

    大明政府还没有完全傻掉。

    那么，闹的最凶并攻破了己方城池实施抢掠还几乎兵临南京城下的王允成就得把屎盆子全接来，去当替罪羔羊，被杀鸡儆猴。

    尽管王允成当初的确太不像话了，死十万次都不冤，但李平还是觉得这种处理方式很值得商榷。

    然后这还没完。

    正式的总督吕大器人虽刚至九江，但却也添了一乱。

    这伙计竟然越过左良玉向分散在武昌之外的左良玉部将们下达了对张献忠实施坚决反击的命令。

    尽管吕大器也同时把他这个命令通报给了左良玉，但这还是导致了左良玉的大怒。

    左良玉直接认为吕大器是来夺他兵权的。

    甚至据说左良玉认为要诛其部将王允成也是吕大器搞的鬼，因为吕大器要监督诛杀王允成。

    这就麻烦了！

    把这些消息简单的一说，周文果然也懵了，比李平更熟悉官场情况的他一脸的不知所措。

    “那袁侍郎新的差事是什么？”周文有些悲愤的随口问了一句。

    袁继咸虽然与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得到了周文真心的钦佩。周文从不掩饰对袁继咸的仰慕。

    “他还继续留在湖广。”李平轻轻的说。

    “继续留在湖广？”周文的眼睛瞬间明亮起来，然后他热切的看着李平说：“总兵，平贼将军极为敬重袁侍郎，他不是总督也可以…”

    “袁侍郎留在湖广主管屯田和农事，不办军务。”李平不客气的打断了周文。

    “什么！这…”周文一下哑了火，然后傻傻的站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什么。

    李平觉得这时有必要迅速改变一下话题，于感慨了一句：“这个章监纪还是满够意思的么！”

    得到消息后没有多捂一会儿，而是立即通报给他们，尤其是还没有避讳谈及消息的来源，章旷做为一个与他们文武殊途的文官能够如此，的确不容易，也非常罕见。

    至于一些为农民军效力的原明朝政府官吏们同官府继续保持联系和通传消息这个事，李平并不意外。

    让每个人在面对生死时都当英雄是不现实的，选择苟活顺从也并不代表就真的认同了，这是人性。

    事实上，被农民军攻占区域内的文人以及官吏们有些是主动投贼，但更多的是被迫从贼，强大的儒家思想教育可不是玩的。

    其中一些不甘心的人就会选择给官府做内应或者传递情报。

    历史上的承天府和襄阳府的农民军政权里都有这样的人，并且不是个例，仅被记载到史书里的就有不少，最有名的当然是丘之陶。

    李自成也显然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其部队对控制区内的人员流动盘查也极为严格，并发现了不少情况，也杀了不少人。

    李自成对明朝原政府内的官吏普遍持不信任态度甚至可能就与此有一定关系。

    “是啊！章监纪得到消息后一边通知的我们，一边派人去向回到武昌的袁侍郎通传，真是没把我们当外人。”段强也是颇有感触。

    “消息就这么多吗？还有更详细的么？”李平看着还在站着的周文问。

    “有，能更详细些，但得慢慢说。”周文总算反应了过来。

    “那就坐下说。”李平用眼睛向一旁的空座瞄了瞄。

    于是不久，在结结巴巴的段强和一脸颓废的周文相互补充中，李平渐渐大致搞清了发生在北边的巨变，他的眉头也越来越紧锁。

    巨变并不意外，但过程却出乎他的预料，战争的复杂多变在这场战争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孙传庭出关的军队只有10万，李自成北上迎击的军队有40万并且因为丘之陶知道了孙传庭的大概行军路线。但前期的李自成并不顺利，甚至一度严重被动挨打。

    八月十日，孙传庭自潼关出师，十一日即驻军于灵宝阙乡，二十一日进驻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南下共同进剿，九月初全军进军到洛阳的伊阙-龙门。

    为避其锋芒，李自成放弃了已经占领的部分城池，收缩兵力，将主要兵力撤至宝丰（南阳以北200多公里处），企图把孙传庭引诱到河南中部决战。

    但九月八日，孙传庭大军刚一抵达郏城西面的长阜店，李自成的都尉李养纯居然就跑去投诚了，然后将李自成的布阵和兵力虚实说得清清楚楚。

    于是孙传庭先克宝丰杀伪州牧陈可新等人。

    再由农民军叛将指引攻克唐县（今唐河县，位于南阳东南，距襄阳东北约100公里），然后令李平极其不能理解的将李自成大军一直秘密安置于此的老营（官兵家眷）全部杀尽。

    接着，孙传庭又迅速回转至郏县擒果毅将军谢君友，甚至冲进李自成中军大营砍断军旗，并尾追数十里，差点把李自成都给俘虏了。

    这一连串操作把李自成打得晕头转向。

    暴怒的李自成虽然在知道李养纯叛变后就将已绑到郏县的丘之陶当众斩杀以慑众军，接着他又下令将那个在攻承天府时玩假投降把他耍的够呛的老乡李振声（承天府巡按）下令在南阳裕州（今南阳市方城县）斩首。

    李振声可是陕西米脂县人，不仅和李自成是同乡，还同姓，并且官声很好。李自成俘虏李振声后，一直将其留在营中极力劝降，并亲切和罕见的呼之为“大哥”。

    甚至在早知道李振声一直在企图与孙传庭联系时，李自成也没有为难。

    杀李振声，说明李自成真急了。

    由于李自成早已经获知孙传庭缺少粮草，在稳固内部的同时，他暗中派大将刘宗敏率1万精骑断了官军的粮道。

    恰在此时，河南又突发了连续7天的暴雨，致使官军不仅缺粮还前进不得，士气一落千丈。

    孙传庭不得不命令正在向南进发的部队暂退南阳。

    而由于家眷被杀，李自成的部队此时却一个个像打了鸡血般充满着战斗的渴望，他们要报仇。

    于是，抓住机会的李自成果断与孙传庭在南阳进行了决战，并取得了胜利，斩杀官军多达数万人（4万），然后还乘胜一路北追。

    孙传庭的军队溃退四百余里，连配合孙传庭进剿的那个因守开封而出名的总兵陈永福都投降了。

    由于决战爆发的南阳距襄阳不远，李自成的主力又一路向北急追。为稳定后方，李自成将消息及时向襄阳进行了传达。

    同时，当初大量被组织运送物资的百姓、留下养伤的伤兵以及被俘的官兵也让襄阳和承天的伪官吏们及时了解到了前面的信息。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离奇曲折，但毕竟早有预料，李平除了慨叹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感想，也不愿意再多花心思去深度思索。

    他现在有更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