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任何事，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也没有绝对的黑和白~~~大部分人都会通过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或通过自认为靠谱可信的程度去道听途说，通过自己的大脑，按照独有的思维模式来判定，来诠释这个世界自己认为的样子~

    古人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太过片面，很多时候，眼睛看到的也还是假的，不然，这世上就没有了骗子，没有了戏法和魔术~

    西门庆从自我震撼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四周仍旧是一片寂静，他甚至从两旁在座的朝廷大员眼眶中，看到夺目而出的泪水，包括他认识的许将、蔡卞，也包括坐在他身旁慈祥和蔼的那个老头子。

    他们流着眼泪，脸上却被那癫狂的笑容挤得遍布褶皱，就连蚊子都望而却步，退避三舍。更多人状若疯魔，拿起酒壶，把杯子让到一边，对着壶嘴一通猛灌，随即哈哈大笑。这一刻，就连西门庆不喜欢的徐俯，都是双眼通红，满脸的激动之色，没人注意到，他看向西门庆的目光，有些复杂，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愧疚的意味~

    这一刻西门庆也被感动了，他突然觉得，这大宋还远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样一来，自己未来的路，或许会比自己想象中要顺利一些，甚至要顺利的多~

    其实，纵观整个北宋的历史，细数从他崛起到衰败的一百六十六年，真正走向衰败的源头在王安石与司马光领导的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党争。

    新旧两党从神宗时代一开始的政见不合，发展到哲宗时代的意气之争，从吵架，到打架，到最后你死我活~新党执政就推行新法，旧党上位就废除，然后再推行，再废除，来回折腾几次，真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这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司马光~党争最激烈时，完全不顾国家利益，百姓利益，只顾一味的推翻新党所做的一切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了大宋国土的维护和边陲战争，以及对西夏，辽，吐蕃等国的外交。

    在旧党的眼里，大宋有的是土地，无需开边，不需要开疆扩土，就算割让出去一部分，也没什么，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

    在旧党的眼里，大宋是很富有的，只要他们不来侵略，不挑起战事，就算每年给他们进贡一些岁币又有何妨？

    在旧党的眼里，大宋的百姓都是绵羊，就是被他们圈养起来，随时可以薅羊毛的那种，他们不知道反抗，他们生命力顽强，日子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旧党眼里，他们这些士大夫，勋贵世家的利益是不允许被那些底层的人分享和夺取的，那时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专利。

    多么荒唐的思想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么？

    其实不管他们再如何的自圆其说，也无法掩饰他们的自私自利，如果新党变法的同时，可以不侵犯他们的丝毫利益，想必一切都会无比顺利，都会水到渠成。可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太极阴阳鱼，此消彼长，循环往复。

    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蛋糕，有的人多吃一口，必然就有人少吃一口，人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欲望，注定了不会有人人平等，不会有利益均沾。

    不是我对司马光有什么看法，所以才诋毁他，下面，简单的分享关于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大家也就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一生最有名的两件事就是“砸缸”和撰写《资治通鉴》，关于他砸缸这件事，或许足够说明小时候的他聪明机智，但不能代表他一生的人品好坏。

    《资治通鉴》的确是司马光主导的，但他在里面真正的作用或许微乎其微，只是因为他官位高，影响力强，所以，成了他的个人功绩。大家不妨了解一下，资治通鉴的内容是摘录了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十六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全篇394卷，约300万字，历时19年。

    别的不用说，就单从这些简单的数据，就能看出很多问题，据历史记载，编写资治通鉴乃是神宗下旨让司马光办的，并且每年给予大量的资金，简单说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当时整个编撰团队的主要编修官多达二三十人，这其中还不算跑腿打杂的小人物。

    区区三百万字，除去十九年，一年大约编写十五万字，再除去这二三十人的编修团队，每个人分摊下来，一年才写几千字，按天计，每人每天才写十个字左右，这本身难道不是个天大的笑话么

    最重要的是，这不是原创，而是从史书典籍中挑选摘录~也就是抄写~就算是小学森，一天抄写十个字，老师不揍他，回家之后粑粑麻麻那也是要打屁屁的呀~何况他们不是小学森，而是学识广博的文士大儒~天呐~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同样是写书，同样姓司马，人家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历时13年，约五十三万字，但人家几乎全部是在监狱里独立完成的，写书的同时还饱受着身体精神上的摧残。二者一比，一目了然，对于这位被世人崇敬的司马相公，此时我只想用三个字来描述——呵、呵、哒~

    皇帝亲自下旨编撰，在历史记载中就算是党争之时，新党得势，司马光被贬洛阳数年，从没间断过《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那这期间他都干了些什么？没错，他就是在处心积虑的继续给变法派下绊子，虽然他被贬了，但他还是旧党公认的党魁，幕后大boss，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改变过。

    最后，是能够充分代表着他的个人品格和德行操守了，《资治通鉴》记录只到公元959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是在960年。一年之差，这是巧合么？当然不是！尽管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北宋已经立国百余年，经历了六位帝王，尽管大宋可以畅所欲言，但他却很巧妙的，停在了大宋立国的前一年，后面的一百年就不写了，只字未提，难道这一百年没有任何值得记录的事情么？

    当然不是，他是怕得罪皇帝，选择明哲保身，即便大宋可以畅所欲言也不行，他需要维护自己的名誉，需要他的人生是完美，没有丝毫瑕疵和污点，起码在表面上一定得是。

    他不会给当今皇帝或者后面的皇帝又或者其他任何人有找后账的机会，他要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单从此事，便可看出此人是多么的圆滑。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足以让我对司马光如此评价，书接上回，咱们还从永乐城之战说起。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初一，宋神宗令李宪，种鄂，高遵裕，王中正和刘昌祚率领五路大军攻打西夏。虽然最终因高遵裕的胡乱指挥而功亏一篑，但是西夏损失惨重，国土沦陷超过八成，经济严重倒退，全国就此一蹶不振。史称元丰西征。

    元丰六年，宋神宗执意修建永乐城并与西夏再次交战。因徐僖指挥失当再加上永乐城无水，李宪和沈括又救援受阻，最终宋军惨败，永乐城守军包括将领两万多人被屠杀殆尽。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正月，宋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赵煦即位，史称宋哲宗，由高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

    元丰八年三月，在高太后的召唤下，司马光回来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他一同，从洛阳陆续回来的，还有文彦博，吕公著和范纯仁。

    古时，太子登基，是不能立刻改掉先帝的年号和政策的。至少要等到第二年才可以。当然，夺权的皇帝和宋太宗赵光义除外，他们都是什么时候登基什么时候改。

    所以，虽然洛阳的元老们这一年就都回来了，但元丰八年，还是风平浪静的渡过了。

    风平浪静之下，则是无尽的暗流涌动。

    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正月，暴风骤起！首先是首相蔡确被任命为山陵使。负责安顿好宋神宗的下葬工作。表面上看，这是个很正常的任命，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都是前朝的首相安排前朝的皇帝下葬，毕竟大家曾经一起努力奋斗过，找个最贴心最熟的人来送皇帝最后一程，是最好不过了。

    但就在蔡确最后一次服侍好宋神宗回来后的第二个月，他本人就立刻被一群御史台的言官疯狂弹劾。

    内容很多，主要分为两条。第一是说蔡确在安排皇帝下葬的过程中，举止不当，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有不敬先帝的嫌疑（注意，这里是‘嫌疑’）；第二是说，蔡确为什么在安排完神宗的后事后，不主动辞去山陵使的职务。

    蔡确立刻反驳，首先是他的失踪并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高太后在夜晚忽然要急召他，有高太后的懿旨为证；其次，他在完成工作后，已经上报辞去山陵使的职务了，但是当时正值正月过年，中书省和吏部都在休假，所以被延后了。

    蔡确很聪明，御史台这些“打手”们还不能彻底解决他。而要彻底解决蔡确，必须要大哥级人物出手。比如司马光。

    趁着蔡确的地位已经松动，司马光立刻去参见了高太后，要不惜一切代价罢免募役法和青苗法。

    高太后立刻就答应了。元祐元年二月初，也就是在司马光参见高太后的第二天，募役法被毫无征兆，没有任何缓冲的废除了。

    高太后下旨，自即日起，全国各地的募役法被废除，立刻执行。

    宋朝上下所有大小官员，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傻眼了，张大了嘴巴呆滞的看着司马光和高太后。

    您二老是发癫痫了吗？就不怕天下大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