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四，高岭站大营（今葫芦岛高岭镇附近），皇帝驻跸处。

    四个多月前，已经七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开始了第四次东巡盛京，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东巡。

    因为乾隆前些年下旨在盛京修建的文溯阁已经完成，故而此次需要他亲临盛京进行庆贺，向祖先表明自己的文治功勋。

    与前次东巡不同的是，这一次乾隆是从圆明园启銮，先到热河避暑山庄停留。因为天气炎热，人员车马行李众多，行走不便。因此直到了八月十六日，会同前来承德的卓索图部的各位蒙古王公后，才再度启銮，前往盛京。

    同时，他又命怡亲王颙琅携带玉册、玉宝（实际应称为谥宝、谥册，是清代皇帝为前代帝、后上谥号时的制用之物。清代定制：凡皇帝恭上皇考妣尊谥、庙号，敕工部制玉册、玉宝，加上列圣、列后尊谥，敕重制玉册，改镌玉宝。），带领诸位阿哥及礼部、工部所遣官员于太庙跪拜后，于八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初二日在常家屯汇合。

    皇帝的大帐内，一个面容清秀俊美，头戴双眼花翎官帽，身穿从一品朝服的大臣正在念诵军机处拟好的旨意。

    “萨载、闵鄂元奏江苏按察使司监盗犯邓二等五名，一同越狱于八月二十九，九月初三日先后拿获。业经申明，问拟斩决，具体在案。其属按察使苏松粮储道秦学溥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

    大帐正中，坐着一位身着酱色湖绸棉袍的老者。此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但从气色面相上看去，保养的十分好，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他，正是七十二岁的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静静的听着站在下面的和珅念完拟好的圣旨，微微点头后才说道：“这个秦学溥，真是辜负了朕对他的提拔。让萨载和闵鄂元再行彻底追查，若有其他情弊之事，另行具奏。你按朕的这个意思再拟旨意。”

    “嗻，奴才遵旨。”念完旨意的和珅和立在一旁的福康安都磕头领旨。

    “免礼吧。”

    “嗻。奴才谢主子。”

    说完了这一件，乾隆又皱着眉对福康安说道：“朕今天接到李奉翰（江南河道总督）的奏报说，云南运往京城的铜船在江宁遇风沉了。福康安，你当过云贵总督，这运铜的船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福康安年纪才二十九岁，自乾隆三十六年辅助阿桂在大小金川平乱作战，到乾隆四十六年任四川总督缉拿“咽匪”治乱，在这十年时间里，他在朝中已经有“名将”之称。

    他历任户部侍郎、满洲镶黄旗副都统、内大臣、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再到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乾隆四十七年，因在四川缉匪有功，擢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

    今年受诏回京署理工部尚书；五月，又授为总管銮仪卫大臣、阅兵大臣、总管健锐营事务，伴驾随同前往盛京。

    站在和珅对面的福康安听到皇帝跟自己说话，又连忙跪下。

    “免礼。”

    福康安随即起身回道：“回主子，云南和贵州运往京师的铜铅之物，一向都是在重庆另行打造船只，雇佣水手的，交卸过后，再将船只拆卸变卖。”

    乾隆道：“还有这样的事？”

    福康安回道：“奴才以前在四川和云南任上时，就派人查询过此事。当地负责此事的历任委员都是这样做的。每船所装铜铅甚多，所以必须要将船身的板片加厚才可以。是以每次都是打造新船。

    奴才以为，四川装运货物的船里，本来有很多大船，颇多坚实可用。以后只需挑选坚实耐用的货船，按照市价雇佣船只和相关船工即可，实在是没有必要另行制造。”

    对面的和珅看了一眼福康安，没有说话，而福康安则恍若不觉。

    “每年都要打造新船，卸铜之后再拆卸变卖……”乾隆默然无语。他深知这里一定弊情甚多，但此时官场贪腐已成常态，按下葫芦浮起瓢，各地贪腐之事层出不绝。

    但这话他还不能说，否则如何对得起自己和臣子们标榜的“盛世”？

    乾隆晚年之后，一心想要打造盛世景象，但同时却变得十分怠政。尤其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储君之后，他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因贪腐而兴大狱杀人了。很多时候他只能在奏折的批示上命令地方督抚严饬办事官员。

    之前提到的江苏邓二等五名囚犯越狱一事，五个抢劫重犯，竟然能从严密看守的大牢里逃出，扳开牢房的栅木，扭断锁链，翻墙而走。简直荒唐可笑。

    而刚才他所问到的滇铜沉船一事，则是关系到铸钱的国家大事。此次江宁沉溺的船上所运铜铅达高达九万斤之多，若说此中没有弊案，乾隆自己都不信。但此刻他只是先让两江总督萨载和河道总督李奉翰赶紧想办法打捞。

    想到这里，乾隆又问和珅道：“和珅，你是管着户部的，我大清每年从日本国运来的铜有多少？”

    和珅回道：“回主子，据奴才所知，目前我大清每年从日本国运入精铜两百万斤上下。”

    乾隆缓缓点头，习惯性的伸出右手，一旁的太监连忙将一杯温热的人乳递到乾隆手中。乾隆喝了一口才慢慢道：“虽说现在滇铜年产已过千万斤之数，不过日本国每年输入的铜对我大清仍然重要，务须保证采买数量。”

    和珅此时突然想起一事，下跪奏道：“主子，奴才今天接到理藩院送来的朝鲜使臣奏报，上面说日本国东部火山爆发，灾情甚是严重，恐怕会影响日本铜的交易。”

    乾隆微微点头：“嗯。朕知道了。你下去拟个条陈呈上来。朕自登大宝以来，向来严禁贩米出洋，命各该省督抚，于各口要隘，务必实力巡查。”

    “嗻。”二人叩头后，起身退出了大帐。

    乾隆抬头看着离去的两名股肱之臣，满意的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当他看到桌案上的一叠奏折，微不可查的叹息了一声，提起了笔，开始批示。

    与福康安告辞后，和珅回到了他的住处。

    此时的和珅，深得乾隆信任，因而身兼职位之多，令旁人咂舌。除了管理京师崇文门税关、署理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以及理藩院尚书外，作为国史馆副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的和珅，这次跟随乾隆东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编纂好的《四库全书》送进盛京的文溯阁存放，这也是此次东巡的庆祝活动之一。

    三十二岁的和珅高高瘦瘦，嘴唇上的一撇精致的小胡子，面容十分的清秀俊美。如果换了一身衣衫走在大街上，不认识的会以为这是个读书人。

    进了屋，随行的下人便上来接过了他刚摘下的帽子。

    “我写封信，你一会连夜亲自送回府上交给你爹。”和珅对下人吩咐着。

    “嗻。”下人将和珅的帽子放在帽架上后立刻应着。

    这个下人，就是和府管家刘全的大儿子刘印。

    刘全，和珅的管家，外号刘秃子。和珅的父亲常保死后，刘全曾保护着九岁的和珅与六岁的和琳，陪伴左右，到处借贷过日子。直到和珅十五岁，可以自立当家时，刘全才成为和府管家。而和珅一直把刘全当成自家亲人看待，从不称呼其为管家。

    刘印没有问是什么事。既然老爷让给自己的爹送信，那肯定有要事。

    和珅没有对刘印解释，洗了把脸，便来到书案前提笔写信。很快，信就写好了，和珅将信装入信封，贴上火漆。等了一会待火漆干了，便交给了刘印。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的没有？”刘印接过信后，低声问道。

    “你就跟他说，信里我说的事，让他先去请教一下泉之先生。”

    这个泉之先生，就是和珅曾经的老师吴省兰，字泉之。曾与他的兄长吴省之一同担任咸安宫教习。这兄弟二人后来都投靠了和珅，其中以吴省兰最为无耻。

    和珅之所以让刘印给他爹刘全送信，就是担心云南运铜货船的事与刘全有关。他记得刘全曾经和他提过想插一脚，自己没太当回事，就答应了。

    这次运铜船在江宁出事，九万多斤铜都掉入水中，这可不是小事。万一被担任着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钱沣给查出刘全在里面掺和了一脚，那可就麻烦了。

    和珅在云南铜矿的利益里没有插手，他插手的是日本铜矿海运的生意。

    清朝入关之后，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你看看吧。”

    和珅闻言，随即躬身上前，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打开观看。

    这是吉林将军庆桂（尹继善之子）和宁古塔副都统阿林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鲁寿山、潘秀成、雅宁、揭三子等人，先后逃脱，同时二人已派兵缉拿。

    和珅从一干逃犯的名单最下方，看到了两个名字：徐寿南、徐福南。

    这是？和珅目光凝聚在这名字上，仔细回忆了一下，片刻之间，如电光火石，他脑海里就涌现出一个人名。

    难怪乾隆会不高兴了，原来是这两个人。

    可是，在和珅的记忆里，这兄弟二人当年发配时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五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现在也不过是八岁和六岁的孩子。

    他们究竟这是如何逃脱的呢？其中定有隐情，搞不好就是有人里应外合。

    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和珅将奏折交还给太监。随即说道：“主子，奴才以为这事无须挂怀。”

    “嗯？怎么说？”乾隆见和珅如此说，有些好奇的问道。

    “奴才以为，那两个逆犯之子，大的不过八岁，小的也才六岁。即便事发之前有人接应，可带着两个孩子，又能跑多远？且宁古塔本就是苦寒之地，离京师近万里之遥，那些流放此地的成人在冬日尚且难捱，何况两个孩子？如今已过十月，极北之地，朔风暴雪之下，奴才料定那徐家那两子熬不过这个冬天。故而主子只需命庆桂和阿林派兵紧守道路关卡缉拿即可。”

    乾隆听完和珅的奏对，面色稍霁，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有人里应外合，将徐家两子救走。而背后主谋才是乾隆最关心的。

    想到此处，乾隆也只好先将这事放在一边，稍后他会拟旨给庆桂，命其严加缉拿并审讯相关人等便是了。

    烦心事不提，乾隆随即眉头展开，对和珅道：“你给朕说说，明年南巡的事安排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