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月后，除了刘铮之外的各国商人都被粤海关勒令离开广州，要么滚回国去，要么滚去澳门呆着，等五月份茶叶贸易季开始才能回来。

    两边的邻居都坐上西瓜艇走了，眼下各国商馆里就剩了看门的仆人。而这些仆人也都是各家商行的伙计，外人根本不让进来。

    这可把刘铮郁闷坏了，现在连吵架拌嘴的英国人都走了，这让他更加无事可干。他每天除了去门前的广场遛弯儿，要么就顺着同文街去公所坐一会儿，其他时间完全无事可做。不光是他，连跟他一起来的那三十几个人也都烦坏了，于是众人每天就换着花样的琢磨一日三餐，每天跟猪一样“吃了睡睡了吃”。

    对于白熊行的这几十号人，深知内情的两广总督孙士毅是又恨又怕。他既想报复，又怕赵逆知道后在北边动手，就这么纠结到了秋后，孙士毅觉得我打不过你，吓吓你总可以吧？

    于是乾隆五十一年广州的“秋后问斩”就被安排在了十月，地点就选在商馆区外的江边上。按照刘铮每天出来消失遛弯的习惯，他站在栅栏里能看的清清楚楚。

    原本广州城处斩人犯都是选在城外的一条窄巷里，巷子的一头都会用砖墙堵死。眼下改在江边，这动静可就大了。

    头两天巡抚标营的人就过来清场，用绳子圈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地方，里面搭设席棚，还搭了一个两米多宽的木架。刘铮起初觉得是绞架，可最后完工时那架子怕不得有三米高，这样看似乎又不像绞架。

    等到了行刑那天，江边两岸简直人山人海，江面还有不少的船上坐着来看热闹的看客。而广州知府故意命人把刑场朝东的位置空出来，也不许站人围观，为的就是能让刘铮他们看见。

    刘铮当然看见了，正闲的没事干呢，有热闹不看白不看。虽然他有些害怕，可强烈的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来到了栅栏边。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七名囚犯被关在笼子里从城里运了出来，沿途全是围观的人群。等到了刑场被押出来时，刘铮看到每个囚犯的双手都被绑在身后，脑后的辫根处都插着一块狭长的木片。这些人被分成两排，背朝席棚跪下。

    刘铮心说自己又被电视剧骗了。以前看的古装剧里，死刑犯脑后都插着一块大牌子。

    过不多时，随着开道的锣声，监斩的满清官员骑着马到了。那官员骑在马上看到不远处的刘铮等人，心中十分满意。等他下马进入席棚就座，一旁的书办就递给他一份卷宗。

    那官员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便开始了宣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席棚外还专门有个吏员大声复述案卷上的内容，而且居然是面朝刘铮等人。

    这特么可把刘铮他们给腻味坏了！

    七个死刑犯其实都是拦路抢劫杀人的盗匪，可那官员宣读时动不动就说什么“大逆不道、肆扰不法、抗拒官兵”之类的，那意思俨然就是你们以后也这下场。

    这下别说刘铮了，连三十二名手下的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有人当场就要回去拿手枪，不过被刘铮给制止了。

    闹起来容易，接下来怎么办？满清摆明了是要杀鸡给猴看。

    那官员宣读案卷时，刽子手们便开始各就各位。每个犯人身后都是两个刽子手，前面的这位手持大刀，左手停在犯人的头上；身后的另一个则手持短刀。

    等官员将案卷念得差不多的时候，前面的刽子手便举起了大刀等待......

    “啪！”的一声，那官员念完案卷，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杀！”那些在场维持秩序的标营士兵也同时大喊“杀！”

    与此同时，周围围观的上万人也同时大叫“好！”

    这场面顿时把刘铮吓了一个激灵。他只见三名刽子手的大刀如同闪电一般落到第一排囚犯的脖子上，而他身后的刽子手则负责将第一刀没砍下的头颅给割下来。然后是后面那一排的三个，最后是主犯。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官员带着手下离开席棚前，负责监视刘铮等人动静的手下人便来禀报，说白熊行的那些人脸都给吓白了，尤其是那个姓刘的什么代表，吐的一塌糊涂，眼下都逃回商馆里了。那官员听了十分满意，便带着手下赶紧去向孙士毅禀报。

    这次斩首之后，所有的首级都被分别装在铁条做的笼子里，挂在那个三米高的架子上示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给谁看的。

    而回到白熊行内的北海镇众人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取出武器，填装子弹。只要外面情况不对，立刻就护卫着刘铮杀出去。

    担惊受怕了两天后，蔡世文上门拜访，含蓄的解释了那场行刑的意图，气的刘铮破口大骂。虽然生气，可原本风声鹤唳的北海镇众人也总算明白了，满清就是变着花样的恶心自己。

    就这样过了十几天，蔡世文的儿子蔡昭平突然来了，请他去海幢寺游玩。刘铮一问日子，原来又到了每月的十八日。

    自从孙士毅来了那么一手，他一连十几天都没出门，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子里看书，可把他憋闷坏了。

    话说鸦片战争之前的带清可是把洋商欺负的够呛，根本不把洋鬼子当人看。

    冬天滚出广州不用说了；其次外国女人不能来广州；外国人在广州期间起居都必须在十三行商馆内，外出不能坐轿，不能学习中文，不许购买中国书籍；洋商不管有什么需求，必须由公所代为转呈；仆役仅限八人，而且必须由十三行代雇，不能有女性佣人。

    带清的官吏每年都要把这些禁令向公所各家宣布一次，并训导各家回去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各国鬼畜。

    各家洋商被带清搞的憋闷不堪，于是在前几年便向公所提出抗议，要求扩大活动范围。广州官府也不敢擅自做主，便上奏乾隆。

    于是从乾隆四十九年开始，清廷准许外商在每月的初三、十八两日，可由行商陪同，过江到南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郊游。

    精神紧张了这么久，能出去玩玩总是很有意思的事，就算是已经去过大家也不在乎。眼下白熊行算上刘铮有三十三个人，众人在江边坐上西瓜艇，在蔡家公子的陪同下去了斜对岸。

    清代的海幢寺远比后世规模要大，虽然寺院殿堂部分的规模比不了广州城内的光孝寺，但园林占地则是光孝寺的四五倍之多，非常适合游玩。

    不过这座寺院里最奇葩的是居然养了一群猪，大概有十几头，极为肥大，路都走不动了。刘铮估计每头至少三百斤重。他第一次去时听僧人介绍过，这些猪是一些信徒从屠户手里解救下来，送到这里来放生的。

    不过由于寺内的僧人们一个个也都“膘肥体壮”，刘铮对于这十几头猪的存在很是怀疑。所以这厮回去后，“去看他们”和“去看猪”便成了他口中很不恭敬的同义语，而且这种玩笑居然在十三行内很快流传开来。

    比如刘铮会跟隔壁的奥地利大班说：“走，我们去河南看猪。”

    胖乎乎的奥地利大班就会笑眯眯的点头道：“好哒！去看看猪。”

    因为蔡家和海幢寺的主持很熟，估计是经常施舍香火钱，午饭的时候，刘铮一行人便吃了顿极为丰盛的素斋；饭后还有各色水果和茶点。素斋这种食物，只要舍得放香油，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众人吃的十分开心。

    不过饭后喝茶的时候，刘铮注意到蔡昭平情绪不高，似乎有心事。想了想，他便借故离席，来到了室外的花园。

    果不其然，他刚出来没一会儿，蔡昭平也带着贴身家仆出来了。

    “刘先生，今日的饭菜还合口味？”

    刘铮拱手道：“让蔡先生费心了。偶尔吃顿素菜还是挺不错的。”

    “那就好，那就好。”

    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刘铮发现蔡昭平总是掏出怀表看时间，便问道：“蔡先生有急事？”

    蔡昭平连忙道：“哦，没什么大事。实在抱歉，打搅了刘先生的雅兴。”

    刘铮笑着摆手道：“蔡先生，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在广州这些日子，承蒙万和行的关照，一应饮食和出行都安排的极为妥帖。我说句话您别见怪，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还请开口，能帮上我一定尽力。”

    作为万和行蔡家的继承人，蔡昭平知道刘铮和一般的洋商不同，这就是一群反贼。虽然朝廷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可人家船坚炮利，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广州官场也对刘铮这些人假装视而不见，似乎只要别出十三行的范围，爱怎么着怎么着。

    蔡昭平知道，那些每天在白熊行外面做小生意的商贩，很多都是广东巡抚衙门安插的密探。

    可眼下作为总商的蔡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如果过不去这个槛儿，别说总商当不成，搞不好蔡家还会被抄家发配边疆。

    别看十三行这些商人平时一个个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享有和洋商贸易的特权，只要出事，他们就会被官府毫不犹豫的抛弃。对满清朝廷来说，行商们只是赚钱的工具。

    话说行商见官都要行跪拜礼，即使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视线也从不会超过对方官服的第九颗扣子。一旦错了，行商就会遭到乱棒责打，毫无地位可言。

    自从乾隆下旨同意购买西式风帆战列舰后，因为户部没钱，所以筹款的重任就落回到孙士毅的头上。谁让你上折子申请的呢？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孙士毅的目光就盯上了行商们的钱袋子，他下令八家行商在年底前要捐献白银五百万两。这下可把行商们愁坏了！

    要知道此时茶叶贸易季刚结束，各国商船购买的货物一般是要到明年回来时才会结账；每年都是如此，年年滚动。洋行要是资金不足的话，行商们自己还要代为垫付。

    因为海上贸易的风险性，内务府的帑金借贷根本不对行商们开放；所以行商们在现金流吃紧的时候，只好求助于其他贷款来源。

    比如同行内部拆借，有钱的行商靠放债变得越来越富，而贫穷的行商因借债变得越来越穷。

    一些新成立的、或是经营不善的行商由于信用欠缺，即便是内部拆借也很难借到，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向洋商贷款。

    因为东西方贸易的经常性赤字，贷款便成了洋商们赚钱的另一个渠道，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所有英商都争相给广州行商贷款，利息高达20%~40%；后世广东话里的“大耳窿”就是由此产生的。

    话说生意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面对洋商们提供的现金诱惑，很多经营困难的行商以孤注一掷的心态踏上了高利贷这条不归路。

    一旦行商最后被利息压的无法偿还，洋商便会向广州官府讨债。而带清的做法就是抄家，用家产变卖所得还钱，还不上的则由总商牵头还款。别以为抄家就完了，私自向洋人借款那是有失国体的大事，会让洋人笑话的，所以全家还得流放边远之地。

    面对两广总督的捐款命令，八家行商根本无力抗拒，而作为总商的蔡家更是承担了一百五十万两的捐献额度。

    这可要了蔡世文的命了！万和行现在所有的流动资金加到一起也不过才五十万两白银，离孙士毅的要求差得远着呢。蔡世文这些日子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筹钱，连乡下的田产也在托人发卖。

    眼下蔡昭平听了刘铮的话，突然心中一动，冒出了一个念头。于是他故作愁云惨淡的模样，语带凄凉道：“刘先生，眼下的确是遇到了难事。唉！”

    一直从事兽医工作的刘铮在蔡昭平这种生意场老手面前就是个雏儿，听了这话便连忙问道：“不知有什么难事？说来听听，没准儿我能帮上忙。”

    蔡昭平一看有门儿，便跟寺院主持借了一处僻静的屋子，向刘铮说了两广总督衙门要求行商捐款的事。

    他认识刘铮这几个月来，多少也了解到一些北海镇的实力。他们这些行商其实都是满清和洋人进行贸易的中介，处在海外贸易的前端，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

    而满清杀鸡取卵的做法让行商们根本顾不上有什么爱国情操和崇高道德，这些人既没有扶危济困的心肠，也没有怜悯苍生的意愿。所以蔡昭平毫不犹豫的就将孙士毅向英国人买军舰的事说了出来。

    刘铮听了心中大喜，耗了这几个月总算捞着一条重要情报，得赶快穿回去。他又问道：“蔡兄，如果钱没有按时缴清会怎么样？”

    蔡昭平面带凄苦的答道：“唉！抄家发配。”

    刘铮故作愤恨状骂道：“真特么不是东西！”

    蔡昭平一见刘铮“上钩了”，便大致说了同行借贷和洋商贷款的事，最后道：“刘兄的白熊行要是账面宽裕，也可做这个贷款生意，月息二到三分。只要我们行商不倒，本息都不用担心，最多三五年就会收回。”

    刘铮手头倒是有十几万两的银票，这还是当初从扬州汪家里搜出来的，临行前赵新给他的活动经费。借款给蔡家倒是可以，利息多少刘铮其实不太在意，他关心的是在广州打开局面，一是获取情报，二就是扩大北海镇在行商中的影响。

    “不知蔡兄需要拆借多少？”

    蔡昭平一听有门儿，心中大喜，连忙道：“五十万两。”

    五十万？！刘铮吓了一跳，心说要是十万八万的自己就能做主，五十万他只能跟赵新汇报才行。

    蔡昭平看到刘铮的神情，连忙道：“刘兄，少一些也行。”

    刘铮摇头解释道：“钱和利息都不是问题，只是眼下我手头并没有这么多。这事容我想想，过几天再给你答复。”

    “那在下就敬候刘兄佳音。”

    等晚上回到白熊行，刘铮便让手下的通信员给北海镇发了电报。两天后，北海镇的消息到了，赵新同意了这笔借款，他准备亲自南下送银子过来，时间就在十二月初三晚上，地点就在海幢寺。

    蔡家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总商的地位总算是保住了。

    话说北海镇现在的库存银除了这两年在战场上的缴获，还有赵新从汪盐商家中搜刮的那二十万两现银之外，蒐楞吉岛上的金矿里也有不少产出。因为白银在另一时空实在不值钱，所以眼下除了铸造银币，库存的500克一根的千足银条已经达到了几万锭。

    就在刘铮告诉蔡家同意借款后的第五天，蔡昭平带着大批礼物上门拜访，除了锦缎、漆器、古玩字画和一些日常用品外，还带了三桌席面过来表示感谢。虽说礼物丰盛，席面也是山珍海味无一不全，可这点钱跟蔡家要借的钱相比连根寒毛都算不上。

    几杯猫尿下肚，刘铮便趁着酒酣之际，向蔡昭平提了个要求，想去花艇上见识见识。

    话说这要是换成其他金发碧眼的洋商，打死蔡昭平他也不敢答应。可刘铮的外表毕竟和洋商不同，说的也都是官话，这便有了操作空间。

    蔡家用了几天时间，先是贿赂了看守栅门的兵丁，又安排好了一条花艇和女伎，这才领着剃了光头又粘了假辫子的刘铮和两个警卫，扮成蔡昭平的跟班，趁着夜色混出了商馆区，登上了幽兰门外的花艇。

    经此一夜，食髓知味的刘铮总算是告别了五姑娘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