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5年，三月，长安。

    现在的关西虽然破败凋零，但这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上千年的发展和积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正如当年薛孝通对贺拔岳所说：六郡良家之子，三辅礼义之人，绝不逊色于幽并之骁骑和汝颍之奇士。

    这里的六郡指的是汉朝在关西所设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个故郡，三辅指的是长安近畿的京兆、冯翊、扶风三个地区；幽并指的是河北幽州和山西并州，汝颍指的是洛阳东南的汝南和颍川两郡。

    薛孝通的老家在河东，所以他严格来说也属于关西人士（这里的关指的是函谷关，不是潼关）。当年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贺拔岳才下定决心组建关陇集团跟高欢分庭抗礼，之后一路发展下去，最终演变成东西魏的分裂。薛孝通本人博学多才，而且又跟宇文泰兄弟相称，关系非常好，此时本应成为宇文泰最合适的助手。

    无奈造化弄人，当年贺拔岳的左丞和右丞如今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薛孝通本来作为贺拔岳的代表留在洛阳，但由于他跟前皇帝元恭走得太近，所以在元修即位之后很受排挤，被踢出洛阳扔到定州的常山郡当太守。等元修逃亡长安，两魏分裂之后，有人去向高欢告状，说都是薛孝通这个家伙暗中撺掇，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高欢当时也正在气头上，下令把薛孝通抓起来押到晋阳，他要亲自审问定罪。

    当时很多人都为薛孝通捏了一把汗，但薛孝通本人却依然神情自若，完全没当回事。他见到高欢之后，毫不隐瞒，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言行，但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国家社稷考虑，绝没有半点私心。

    薛孝通说得理直气壮，毫不胆怯，反正我是遵循内心的道德准则办事，你要杀就杀好了。

    高欢很钦佩薛孝通的正直和坦诚，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他放在薛孝通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坐视朝中出现可以一手遮天的权臣，势必会想办法进行制衡，这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

    于是高欢当即拍板，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了，薛孝通被无罪释放。

    但高欢也非常担心薛孝通跑到关西那边帮助宇文泰，因此他没让薛孝通回去继续当地方官，而是把薛孝通作为宾客留在身边，一方面是作自己的顾问，另一方面也是时刻盯着怕薛孝通跑了。

    薛孝通回不来，对宇文泰而言是非常大的损失。他现在手下虽然不缺武将，但有能力的文臣谋士并不多，能够跟他对上话共同商讨军国大事的更是凤毛麟角。

    宇文泰最早任命的两个尚书之中，毛鸿远已经在去年去世了，现在西魏的内政事务主要依靠周惠达来主持。平心而论，周惠达也是个很出色的内政人才，大部分事情处理得中规中矩，效果很不错，整体评级也可以给到优秀，但他本质还上是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总有一点儿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感觉，站位不够高，在改革和创新方面略有欠缺。

    西魏政权现在还处于搭架子打基础阶段，除了要对付高欢之外，让宇文泰头疼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完善流程制度、管理税收财政、监督考核官员、抓农耕促生产等等。他经常把周惠达叫过来一起讨论方案，但很多时候周惠达也没什么太好的主意。

    宇文泰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都很复杂，没那么容易解决，所以也没有过于苛求周惠达。

    但最近一段时间，宇文泰发现周惠达好像突然变聪明了，不仅能主动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对于自己临时抛出来的新问题，他也能很快给出解决方案。

    最奇怪的是，周惠达每次给出方案之前都要先出去转一圈，说是要找人商量一下。

    有一次宇文泰又把周惠达难住了，周惠达请宇文泰稍等几分钟，他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周惠达带回来的解决方案极其完美，宇文泰也非常叹服，他的好奇心突然上来了，抓住周惠达问道：“周尚书你老实交代，最近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你出主意？”

    周惠达也是个实在人，他老老实实回答道：“大丞相英明，其实给我出主意的就是去年你招过来的那个行台郎中苏绰（chuo）。”

    苏绰是哪路神仙？居然还是我招进来的？宇文泰回想了半天，一点印象都没有。在周惠达的再三提醒之下，他才终于想起来是有这回事。

    那是在一年前，宇文泰还是关西大行台的时候，他帐下的官员苏让被外派出去担任南汾州刺史。宇文泰为苏让践行之时说了几句客套话：“兄弟你高升了是好事，但没了你的帮助对我而言可是很大的损失。你们苏家人才辈出，要不你推荐几个有本事的人补偿我一下吧。”

    武功苏氏自东汉以来就已经是长安一带的名门世家，背景深厚，有才能的人一抓一把。但苏让并没有胡乱推荐，他仔细想了一下，回答宇文泰道：“苏家子弟虽多，但有能力辅佐大行台平定天下的，只有我的堂弟苏绰。”

    宇文泰其实也就是随口一问，关西世家子弟之中读书多有文化的人很常见，没理由你们老苏家能出个天才。但既然苏让很认真地推荐，而且现在府内正好也缺少办事的人手，宇文泰便把苏绰招过来担任自己的行台郎中。

    之后宇文泰疲于处理各种事情，完全忘记了这档子事。

    苏绰今年已经三十七了，他之前一直在家里读书，这是第一次出来做官。

    行台郎中相当于大行台府的行政办公人员，主要职责是管理各种文书事务，对首次做官的人来说还算不错，但这个职位对苏绰而言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

    苏绰年少好学，博览群书，天文地理文史百家基本上无所不知，而且他最擅长的还是算数这种偏理科费脑子的知识，行台府里的日常文件处理工作对他而言简直不值一提。

    由于宇文泰的权力跟朝廷的权力基本上是重叠的，加上苏绰个人能力实在太强，一不小心就才华外漏，所以他不仅轻松搞定了所有职责内的工作，还经常去帮其它官署的人解决问题，制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流程。

    例如，苏绰首先制定了行政系统内“朱出墨入”的公文制度，即朝廷下发的文件用红墨，下面上报的文件用黑墨。这条规则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也就是大家所熟识的“红头文件”。

    后来周惠达也发现苏绰太厉害，于是一有难题就去找他咨询，基本把他当成了专用顾问。

    周惠达这个人一心为公，非常重视人才，丝毫不担心新人上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他一直觉得苏绰才华突出，但苦于没有推荐的机会，这次正好宇文泰问起这件事，于是便极力向宇文泰推荐苏绰，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让他当小小的行台郎中实在是太浪费了。

    可惜宇文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捡到了一个稀世的人才，他觉得苏绰只是一个能吏而已。既然行台郎中不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那就安排他去当著作佐郎吧。

    著作佐郎是著作郎的副手，而著作郎相当于北朝的史官。行台郎中到著作佐郎只是岗位的变化，级别上并没有明显的调升。也许宇文泰认为苏绰这种读书人只适合搞文字工作，如果干得好的话，下一步提拔他当著作郎修修国史也就到头了。

    如果是太平年代，安心写历史做学问也是个很好的事情，但现在天下大乱，苏绰又是个志向远大的人，当然不甘心整天对着书案皓首穷经。可惜现在时机未到，他也没有过多抱怨，在新岗位上依旧勤勤恳恳，工作得非常出色。

    又过了几天，宇文泰忙里偷闲邀请各位公卿大臣去昆明池边上游玩，在路过城西一处汉代仓池故址的时候，宇文泰的好奇心又来了，他问大家道：“谁能讲讲这个仓池是干啥用的，有什么故事没有？”

    结果他身边的那些文臣武将面面相觑，没一个人知道。

    宇文泰有点小失望，正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突然听到边上有人小声建议道：“苏绰博学多才，要不大丞相你把他叫过来问问？”宇文泰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正好看看这个新任命的著作佐郎是否合格，他立刻命人回去把苏绰叫过来。

    苏绰对长安的历史了如指掌，这个小问题当然难不倒他。他到了之后，把此地的典故兴衰从头至尾给宇文泰介绍了一遍。原来这个仓池是西汉年间所建，池中有一个亭台，名叫渐台。王莽篡汉之后，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最后叛军攻入长安，王莽逃入此台，为人所杀。

    如果是别人，故事讲完也就完了，但苏绰绝不是只会掉书袋的私塾先生，他的胸中早就攒了一堆经世济民的韬略，他也希望眼前的宇文泰是个值得自己施展才能的好领导。所以苏绰并没有干巴巴地讲历史，而是从眼前的汉代遗址扩展到整个长安的兴衰，从长安的兴衰延伸到历代王朝的更替，再引出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选拔官员，如何教化民众等等，对历朝历代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盘点。

    宇文泰出生于武川边镇的鲜卑部落，少年阶段遭遇战乱颠沛流离，成年之后又戎马倥偬到处打仗，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汉家文化教育，对这些历史知识基本上一无所知，但他是个聪明人，很多关键之处一听就明白，加之苏绰的讲解又极其生动，宇文泰不知不觉就听入迷了。他让苏绰跟自己并辔徐行，一路上听着苏绰滔滔不绝的讲解，偶尔问上一两句，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昆明池边。

    按说到了目的地，该休闲放松了，本来还计划在湖里撒个网抓几条鱼大家尝尝鲜来着。

    可是宇文泰现在听得正在兴头上，完全没心思干别的。算了今天就放过湖里的鱼吧，所有人向后转回城继续上班，路上我还要接着听故事呢。

    回来又听了一路，宇文泰还觉得不过瘾，他干脆把苏绰请到家里，吃了饭接着讲。开始的时候宇文泰还有一点儿领导架子，躺在床上听，后来苏绰讲到贤君明主应该具备的美德，比如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等等，宇文泰立刻不敢躺着了，心说再躺着我不就成了故事里的反面典型了么？于是他整理衣冠正襟危坐，跟个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听苏绰教诲。

    此时苏绰的讲解重点已经放到了帝王的成功之道上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通过儒家学说来实现天下大同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但苏绰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和自律，可以用来提高士大夫的个人修养，但如果拿来治国就有些理想主义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推广到所有人身上。

    苏绰认为管理国家最终还是要靠法家思想。当然，早期的法家也有很多缺点，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过于繁苛，对百姓的压迫太重。但这并不能否定法家的可取之处，实际上，只要合理制定法律制度，屏弃掉过于急猛严苛的缺点，法家是富民强兵最有效的办法。

    这种看法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当年诸葛亮一直用儒家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但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依旧采用法家的思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罪不惩，无善不显”，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被他依法处罚过的官员也都心服口服，没有半点怨言。

    一个晚上的历史政治课下来，宇文泰不仅一点儿没困，反倒有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苏绰讲得很多东西他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但依然觉得很厉害。

    上朝的时候，宇文泰还在回味苏绰说过的每一句话，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运气爆棚，捡到了一个不世出的政治奇才。

    为了避免周惠达多心，宇文泰专门把他叫过来问道：“苏绰果然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打算破格提拔委以重任，不知你有啥意见没？”

    周惠达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为苏绰和宇文泰高兴还来不及，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宇文泰作为领导，还是要尽量平衡苏绰和周惠达的关系，毕竟周惠达老成持重，本职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不可能让苏绰去抢了周惠达的权责。最终宇文泰任命苏绰为自己的大行台左丞，作为自己的第一助手参与各种军机要务。

    大行台左丞是宇文泰本人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当时的大行台就是贺拔岳。此时物是人非，身份转换，不能不让人思绪万千。现在宇文泰更重要的身份其实是西魏的大丞相，但他依然让苏绰来担当自己的旧职，这既是对贺拔岳的怀念，也表现出对苏绰的超级重视。

    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准备，苏绰终于有机会施展平生抱负，帮助宇文泰经营治理整个关西。

    也正是有赖于苏绰和周惠达等人的不懈努力，西魏开始从一穷二白的战乱废墟中快速崛起，逐步具备了可以对抗强大东魏的人力和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