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
    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他不是要教训人，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朕，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朕在意的是百姓，是江山。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再自夸一句，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朕若不做，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
    他这样带头，谢迁和彭泽自然也会跟上。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因而还有《皇明祖训》警告子孙的那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他要受礼教的约束，他的基本盘是士绅。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朕在凤阳会说，到了杭州也会说，所以彭泽你先宽心，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且冷静。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凉亭里安静了会儿。
    忽然之间，荆少奎撩起了官袍，他跪在了坐在石凳上的皇帝脚下，“陛下德才兼备，刚毅果敢，担当社稷之重任，心系万民之福祉，十年来，内修政理，外拓疆土，振王师之威，守四海之土。治水患，抚百姓，兴教育，种种惠政，实乃宗社之幸，万民之幸。臣今日在此起誓，愿追随陛下，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以成陛下之大计！”
    他说的是历史史实。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就像户籍制度，你爹是工匠，你以后就当工匠。你是农民、你是军人，我们朱家是皇室。好，就这样，从此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日子，都别闹腾。
    朱元璋当然是个伟大的帝王，但他有一个不好，就是他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觉得自己设计好了一切，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变了。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
    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
    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直到某个时刻又响起皇帝的呢喃，“……湖广荆襄一带的流民问题目前还只是疥癣之疾，等到朝廷逼得老百姓没了活路，逼得他们成为流民，到时候会不会天下皆是流民呢？”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朕，当然明白。但你们也都知道，今时不同往日，百余年来，民间不断通过藏匿、投献等方式缩小朝廷的税基，就像军屯的萎缩一样。而就如荆少奎所说，土地投献都是私下行为，朝廷难以监管，若是不改，总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税，剩余的两成不仅要自耕农交税，还要他们服役，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上层。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改法，而是改朝换代了。”
    不过谢迁还是担心，他再忠心之言的末了加上一句，“……臣惟愿陛下不可操之过急，以免天下士绅与朝廷离心离德，致使社稷有动荡之危。”
    “明日就是祭祖，朕会向祖宗明此心迹，若是祖宗不许，将来到了地下朕再请罪，但朕知道，想必祖宗也知道，你们都是大明的忠臣。”
    三人再次深深伏地，皇帝能讲出这番话，那是极少极少的。似乎很多年前，还是太子时便显现了他的那种担当。
    不管怎么说，经历了英宗、代宗、宪宗以后，大明能再出这样的帝王，他们作为正直臣子，其实是能感受到‘幸福’两个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