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4条法令对于丰臣朝廷来说有些陌生的话，那么《天下检地令》大名们就熟悉很多了。

    只是这次的《天下检地令》有所不同，为了给之后征明做准备，秀吉就必须要摸清楚天下各地的实际知行数目。

    但是在此之前各地上报的知行数其中的度量衡从来都没有统一过，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九州在被秀吉讨伐之前，筑前的知行为33万石，但是在被秀家控制并用丰臣内部的度量衡进行测量之后，直接飙升至45万石。

    很多人觉得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过是一纸旨意的事儿，其实没必要大书特书，但是真正进行过一线工作人才知道秦始皇的伟大。

    试想一下当有民众来找你填表格时候，“在年龄问你是填周岁还是虚岁；姨妈算不算直系亲属；家庭住址是填身份证上面的还是实际居住的地址；我有两套房，两边都在住，两个都填还是填一个”等诸多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全国统一的标准有多么重要。

    以印度为例子，他建国后才统一度量衡的，采用公制，各邦民间还保留有多少奇怪的度量衡，印度政府都不知道；但是到现在文字还没统一！

    在上世纪70年代之时，在印度不同邦之间买卖布匹还会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甚至不同邦之间的印度人，都听不懂别的邦的土话。

    其实像印度混乱到极致说不定还方便管理，毕竟这样就从根源上打消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

    向欧洲历史上各个自由市之间的度量衡不一样，他们都心知肚明，因此在每次交易之时都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换算上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金属钱币的兑换上尤为明显，这也是替钱屋和钱庄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德国一样快速崛起，那么统一度量衡就是必要的。

    远的不说，统一度量衡之后，各个自有城邦之间的贸易效率大大提升，市民和工厂也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单位换算上面。

    购物也不再是一个需要文化的活计，消费的升级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而国家则从各种升级中收取税后，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时代的秀吉或许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过去做过行商，行走在近畿和关东之间的秀吉很清楚各地度量衡的差异。

    即便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国内也好，他都需要下达命令统一度量衡。

    比如在知行地的面积上他就规定“6尺3寸(约191㎝)的平方＝1步，30步＝1亩，10亩＝1段（反），10段＝1町。”

    换算成现在的单位进行理解就是3.65平方米是1步，110平方米是1亩（中国后世的1/6），1100平方米是1反（后世1亩的1.6倍），1.1万平方米是1町。

    根据此次丈量法，有的地方的地租大大降低了，而有的地方的地租却增加了，放在总体来说，秀吉编制的地籍薄比足利幕府时期大大增加。

    另外此次检地在制度上也与过去不同。

    自战国时代尹始，各地的检地就以自我申报的形式的方式为主，不过这一次，秀吉却任命了包括浅野长政、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生驹亲正四人为总代表，分别负责北陆+信浓、西国、九州+四国、东海道+甲斐近畿的检地。

    这些人之下分配加派一柳直末、田中吉政、谷卫友、寺泽广高、新庄直赖、斋村政广、别所重宗、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等家臣配合。

    至于秀吉的核心近畿之地则分别交给的前田玄以和石田三成两人负责。

    由此一来秀家这边就需要分别面对中村一氏和堀尾吉晴两人的检地，而德川家康这边要分别面对浅野长政和生驹亲正两人。

    秀吉之所以这么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算借着此次检地，依照新的统一规定，重新划定天下的田亩，同时摸清领内的人口情况，顺便兼顾刀狩令的实施，收缴民间的刀具。

    因此不论是负责总方略的各地负责人，还是据地分国的奉行与力，都是身负重担责任重大。

    像秀家这边需要同时应对田中吉政、大谷吉继和增田长盛三个人。

    倒不是秀吉刻意刁难秀家，而是西国之地几乎就两个大名：毛利和宇喜多，秀吉需要派遣两个值得信任并且情商比较高的人去处理这两个大名。

    于是就有了石田三成负责山阳、田中吉政负责山阴、大谷吉继负责四国的安排。

    当然即便是一名奉行或与力负责一道依然不足以在短时间处理领内的数据，因为这个时代并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数学上多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

    更没有像秀吉这样在领内开设弘文馆的存在，即便是武士识文断字的比例也比较堪忧。

    这就使得这些奉行根本不可能抛开这些领地的名主自己去重新丈量土地划定税赋，因此此次检地虽然大张旗鼓，依旧没有拜托名主们的操控，就像海绵里的水，虽然挤出了很多，但是依旧存在一定水分。

    秀吉这么大张旗鼓的重新划定土地的面积，为了就是在统一的亩数上进行推算田亩的产出，将田亩分为上中下三田，征收不同的赋税。

    过去由于各地的面积不统一，对于各大名的知行只能在秋收之后以村为单位，依据实际收获的粮食进行登记。

    但是粮食产出这个东西是非常受气候和播种方式影响的，这就使得各地的知行数目每年都会有严格的变化，为了减小这一问题，秀吉这才推出了统一的度量衡，并依据土地肥力划分田亩等级，被称为石盛。

    石盛重规定了1.5~1.7石/反以上的为上田；1.3~1.4石/反以上的为中田；1.1石以上的为下田；0.9石以上的为下下田。

    我们都知道石高＝石盛×面积，秀吉的知行面积统计即以上中下三田的标准点1.5、1.3、1.1、0.9为标准，直接乘以大名的土地面积推测出其石高，如果有超出的部分不计入石高之内。

    与水田对应的是畑田，及为水资源贵乏的旱田，他们对应的石盛分别是1.3、1.1、0.9和0.7。

    当然除了田和畑田之外，还有林田和新田，这两个都是不计入石高免税的存在。

    秀吉额外规定，屋敷子女建在下田及下下田，如果有特殊情况，必须要建在上天或中田上的需要上报名主批准。

    同时要求各大名编制检地账，在其上要记录田畑种类、屋敷地的面积、田亩的等级、石高和耕作者等信息。

    编写的这些信息就相当于后世的身份证，帮助秀吉掌握了天下各地大名的实际情况。

    同时秀吉确立了“一地一人”制度，即一块土地要有一个最终的负责人，这块地的赋税由这个人承担，并且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承担夫役的责任。

    这里强调夫役的责任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秀吉已经逐步开始实行全国性质的兵农分离。

    在刀狩令和检地令事实之后，秀吉将会再次下达《身分统制令》，正式确认奉公人佩刀的权利，将职业士兵和普通平民正式区分开来。

    在《太阁检地令》中秀吉为了减少各国之间流民的窜流问题，同时为了吸引山上的惣村隐户下山，秀吉将税率定位一公两民并全国施行。

    这个政策事实的目的是为了体现秀吉作为关白施恩于天下百姓，毕竟此时的很多大名家还是五公五民的制度，如果有四公六民都算是仁政了。

    但是秀吉这个统一制定的税率必然不可能实施下去，毕竟此时的日本的分封体制，秀吉对麾下大名行政上缺失插手的法理依据。

    因此这条政令实际上只在其直辖地、谱代大名和亲近大名麾下有过实施。

    但是这个政策在秀吉统治天下的大部分时间并实施太久。

    在征朝之前，秀吉或钱税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撑，或需要钱财来满足自己的奢靡的生活，征收了许多杂税，真实税率在4/6开左右。

    等到征朝之后，秀吉需要的钱粮与日俱增，仅造船一向就需要许多钱财，因此直到他去世之时，秀吉统治下的日本的综合税率在7公3民这个程度。

    这个实际赋税比例甚至反超过了其麾下大名，那些大名最起码做到了实打实的五公五民，而秀吉却是名义上的一公二民，却实际征收成了二公一民。

    这个赋税太过繁重，以至于一个平民一年到头耕种的田地在交完赋税之后，能不能挨到明年都不一定，更别说改善生活了。

    因此在征朝之后，日本国内各地又掀起了一股逃民潮，对于百姓来说，要么被送到朝鲜成为炮灰，要么留在田地间种死自己。

    秀吉在短时间内下达这么多政策，搞得许多大名一片鸡飞狗跳的样子，反倒是秀家统领下的国度较为平稳，因为这些制度秀家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逐步开始实施。

    包括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两人都不禁感叹“冈山殿下治国有道，我等处理国事也轻松一些。”

    本来被认为任务最为艰巨的堀尾吉晴更是亲自跑到冈山城向秀家表示感谢，因为秀家这边的数据几乎可以直接照搬来用。

    经过抽样核对发现和袭击新规出入不大之后，剩下的数据也直接照搬抄录，不再进行核对，体现出了对秀家的信任。

    与秀家这边相对应的是毛利这边混乱的情况了，由于毛利家在行政上一直脱离秀吉的管控自己管理自己。

    而毛利家本身就是豪族联合的制度，毛利家几代当主都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到了辉元这一代终于在秀吉的帮助下扫掉了最大的两个刺头。

    但是领内各国度量衡混乱的情况依旧没有解决，甚至一国之内各郡收缴粮赋之时所用的粮参都大小不一。

    这就使得堀尾吉晴和增田长盛的人非常头疼，几乎是常驻在了毛利家，帮助毛利家重新划定田地，规范田亩核算制度。

    也许正是毛利家这边太过困难，这也是他们在抽样确认差不多后，选择相信秀家数据的原因，毕竟时间实在太赶，如果秀家这边再核对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秀家也因为这件事，增进了以上以上5人的好感，此时传回京都之后，秀吉也因为秀家忠实完成他的任务而对秀家进行褒奖。

    然而秀家此时根本没心思去管这些事儿，濑户家正一年一度从虾夷地赶回，除了给秀家带来虾夷地的特产之外，还要向秀家上报上一年的情况。

    而秀家也有事儿要濑户家正带回给宇喜多秀忠等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秀吉的《伴天连追放令》。

    在听完秀家讲述的经过之后，濑户家正敏锐的嗅觉到了机会，他向秀家询问道“这样一来许多大名或许为了防止被关白殿下刁难，对领内的切支丹众进行迫害，全国必然有许多切支丹众被迫迁移到别处去，殿下这是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大量向虾夷地迁移人口了吗？”

    “没错就是这样。”秀吉对他的问话给予了肯定“我估算了一下这估计有不下50万人口，即便得到其中的5分之一也有十万人，十万人填虾夷一定能带动虾夷的经济。”

    与秀家的想法不同的是，濑户家正被秀家十万这个数字吓到了。

    他看向秀家说道“如今虾夷地我们所属的大和、朝鲜、明、阿依努人加起来也只有7~8万人，殿下一下子迁移10万人过来，虾夷根本装不下啊！

    最重要的是粮食产出，这些年我们的人口增长一直高过虾夷的土地产出，每年都需要从关东及东北等地采购粮食，一下子运来这么多人口虾夷当真喂不饱他们啊！”

    濑户家正所说的话点醒了秀家，他这才发现自己光顾着看到利益的一面，忽略了背后的风险。

    直观点说这么多人涌入虾夷必然扰乱虾夷的政治生态，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切支丹，秀家想要压制切支丹的想法也不可能事实了。

    再加上这些人来自全日本各地，有些人在过去很有可能是有地的武士甚至是不愿意改信的高级武士，这些人出现在虾夷地又有可能扰乱秀家对虾夷地的掌控。

    但是，十万人对于急于开拓虾夷的秀家来说实在是太香了！

    至于粮食的问题其实秀家有解决的办法，上次秀家耕种出的土豆已经收获，秀家打算留下一半用作扩大种群基数之外，剩下的一半交给濑户家正。

    在让濑户家正带回虾夷的同时，将自己种植土豆的技术传播到虾夷去，整个虾夷只有土豆可以做到1年两熟，而土豆这种高产作物的传入，也足以改变当地的粮食结构。

    如果说土豆可以大面积种植的话，别说10万人了，就是把全日本的切支丹都运过去秀家都养得起。

    现在只能说这条政策生不逢时了，如果能晚些年份，等秀家通过东照神宫加强了对虾夷的统治，并且依靠土豆增加了对虾夷的粮食产量，那么这些人就足以成为秀家开拓虾夷的助力了。

    现如今秀家也只能忍痛割爱，让濑户家正沿途尽可能的收拢切支丹民众前往虾夷，人数控制在万人规模就行，而且只要精壮和小孩。

    同时秀家也让濑户家正带去了自己写给虾夷总督府各重臣的信件，特别是写给明石全登的信件写了洋洋洒洒长长一卷。

    在上面秀家写了现如今秀吉及日本各地对切支丹态度，以及自己对《伴天连追放令》的处置安排，给明石全登出了个假意改信的主意，嘱咐他只要不要太跳自己一定会忽悠他。

    同时让他尽可能的压制虾夷地切支丹的发展，以免引起秀吉对虾夷的重视寥寥，至于最后听不听这就不是秀家所能掌握的了。

    除此之外虾夷地的情况还好，今年宇喜多忠家到任之后最重要的安排就是宗教改革和官员的改革。

    在加上其统治虾夷实际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对于虾夷地的改变不多，秀家也默认了这一情况。

    濑户家正如去年一样，献上了一盒鸿之舞出产的金砂，并上报秀家由于鸿之舞金矿的发现，北见地掀起了淘金热。

    虾夷各地的民众向官府申请转籍到北见去，使得这块受北地寒风影响，终年难以种出多少粮食的土地出现了不少人。

    值得注意的是，秀家派去的穴太众们在鸿之舞地区勘探到了金矿矿脉，打算明年积雪融化之后就开始挖井作业，届时鸿之舞开采的金银等金属只会更多。

    就在秀家听完濑户家正的汇报，打算带他去看自己种植的土豆的时候，他突然像秀家请示道“主公，由于本家在虾夷地的发展，虾夷地南端的蛎崎家遣使来访。

    右京亮大人认为此事应该由殿下决定，因此我将其一道带回了冈山，请殿下酌情接见一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