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因为他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很多人为之苦苦等了十年。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每天早六点上早操，晚上十点熄灯后，很多学生依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学习到深夜。

    更有聪明绝顶的同学，把天棚电线的绝缘橡胶包皮剥开一厘米左右，掐掉台灯的插销，换上“狼牙夹子”，夹在裸露的铜线上，继续学习，直至下半夜，大有凿壁偷光的古风，十分刻苦。一旦来了查夜的老师，这些学生只需一拽电线，就将台灯藏进被窝儿。查夜老师明明看见寝室内亮着灯，却找不到灯在何处，只能干瞪眼。

    大学生深知自己肩负着振兴民族的重任。十年间，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莘莘学子必须努力学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全国的大学那个时候的食堂伙食只能维持温饱，有很多同学晚上学习饿了，就用开水酱油泡紫菜加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馒头充饥。尽管如此，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仍然不减。

    七七级的学兄、学姐们的年龄层次差别很大。从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到七七届高中毕业生都有。简而言之，在一个班中，学生的年龄散布在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这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可思议。其中，很多人都是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的，不少人在农村已经结婚生子了，甚至那时候还出现过父子同校读书的奇观。七七级学生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的耽误，七七级入学时间晚了半年，一九七八年春季入学，毕业也因此晚了半年。

    和七七级、七八级学兄学姐比起来，七九级的口碑不佳，一是前两届学生的成就过于辉煌，反衬之下，七九级自然落在阴影之中。二是七九级这届学生以应届高中生为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认真读书，功底薄弱。八零级和八一级的学生情况相近，八零级入学前认真读书的时间长一些，基础好一些，口碑尚可。如此一来，七九级的学生就如同“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叶青菜一般，上下受气，最不受待见。

    那时候，诸如打架斗殴等非好孩子行为均以七九级为最。七九级的恶名直到八一级小学弟、小学妹入学，总算由于难弟的分担，才稍见淡漠。

    当八一级新同学入学后，就出现了五届学生同处一堂蔚为壮观的景观。为了解决宿舍紧张的矛盾，恐怕不只是埠头大学的领导殚精竭虑。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战智湛他们寝室一下子挤进来四个七七级的学兄。学校领导还美其名曰的安慰同学们：“七七级你们的学兄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你们寝室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但是，一个房间里要塞进去十个人，一千多人挤在一栋楼里也是蔚为壮观。洗漱、上厕所需要排队自不必说，单单就是寝室中那个闻之欲呕，不闻又躲不开的味道，就足以把学生们折磨疯狂。这帮八一级学生来到大学校园后显得很生猛，常常打得学兄们抱头鼠窜。战智湛他们系七七级的学兄黄军开始时不识时务，总是以“大哥”自居，结果被几个八一级的学弟多次围殴。有一次逃无可逃，竟然躲进了学校保卫处。直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三寸丁谷树皮”领着派出所的冯所长把那几个学弟抓进笆篱子蹲了几天，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每当黄军喝多了谈及此事，总是苦笑着摇摇头：“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真干不过这帮生荒子。佩服！这就叫做‘不服不行’！”

    无巧不成书，黄军居然也凑到了战智湛他们寝室。后来据黄军喝多了自己讲，他的太爷爷曾经是伪满洲国埠头警察厅的警长，虽然没有对人民犯下什么血债，但却是个十足的汉奸。也可能，黄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黄军在继红小学校上学时，黄军的爷爷经常带孙子乘八路公交车去上学。每当黄老先生带着孙子走向车站，看见远处驶来一辆八路公交车时，总是立刻对身边的孙子大喊：“黄军……快跑……八路来了！”

    和黄军一起挤进战智湛他们寝室的还有黄军他们班的班长老苗。初识老苗，大家都以为他是送某位同学来上学的家长。战智湛多年后还记得老苗当时的表情，他先是一愣：“家长？”

    接着，老苗就会自我介绍道：“我姓苗，禾苗的苗，大家叫我老苗好了。我是你们七七级的同学，比你们痴长几岁而已。”

    没几天，大家彼此就熟悉了，得知脸上刻满了被风沙侵蚀过的一道道痕迹的老苗是天津知青，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公社的团委书记，委培生，三十四岁了。是和津沽著名的知青烈士张勇一批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论年龄，老苗比战智湛大了一轮还拐弯，比战智湛他们的辅导员柳老师大了将近十岁，就连柳老师也得敬他三分，私底下常常叫一声：“老苗哥！”

    老苗爱喝酒，常请学弟们在校外的小饭馆里喝点儿小酒。每每几杯白酒过后，老苗就开始说了：“诸位老弟，有机会一定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第二家乡呀，我请你们喝马奶酒，教你们学骑马……”

    四年过去了。战智湛毕业不久，就听说老苗辞职下了海，做起了买卖，从此就和他断了音信。看来到大草原与老苗一起喝酒骑马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奢求了。那时，在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冲击下，绝大多数知青都已返城。但是，还是有一些津沽知青和战友张勇一道留在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老苗毕业后居然没有回津沽，而是回了第二故乡。最令战智湛惊讶的是，老苗的同班同学，比他小了十多岁，看上去就像他女儿的“足球场”刘丽，却舍弃了温暖如春的天府之国四川，心甘情愿的随老苗来到那黄沙蔽日、雪虐风饕的大草原。

    黄军酷爱麻将，几乎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经常约几个别的班的同学躲在寝室里搓麻将。虽然弄得寝室里天怒人怨，但是大家一见凶神恶煞般的黄军，又都犹如黄军他太爷爷那个伪满洲国的警长见了主子皇军，敢怒不敢言了。有的时候，黄军赢钱高兴了，也会对寝室内的同学们瞎掰一通：“麻将是国粹，打麻将属于高雅运动，可以怡养性情，强身健体，有利社交，官运亨通。小赌一把，财源旺盛，紫气东来，国泰民安，可以威震全球，建立世界强国。”

    往往这时老苗会奉承道：“国粹很多，有一些已经灭绝了，比如裹小脚、留猪尾巴辫子、太监割掉命根子。有的已经式微，例如京剧，好景难说能有多久。唯独麻将，却是参与者众，大放异彩。上自达官贵人、各级富豪，下至普通百姓，无论是白发苍苍，还是稚气未退，从大都市，到小山村，亿万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全国上下一片穷胡，可谓世界之最。”

    幸好，学兄黄军挤进战智湛他们寝室后，由于没有地方摆麻将桌，才免于被骚扰。

    七七和七八两级学生，基本上将整个社会积蓄了十年的精英都网罗了进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年后神州的顶尖人物中，一多半均出于斯。如果不信，你只需了解一个基本数据：这一批人二十年后的年龄多在四十至六十岁之间，正是做官做学问做到顶峰的时候。

    除了星期天，每天早晨六点半，辅导员柳老师的哨子声一如既往的会在走廊里响起，一阵紧似一阵，无异于催命。大家一个个从梦中惊醒，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睡眼惺忪诅咒着提着裤子往操场跑。

    战智湛在大学的前三年里，除了下雨不用出操外，辅导员柳老师的哨声总是准时把大家从梦中唤醒。原本不用做操的老苗和黄军他们七七级的学兄们，无奈因为住进了七九级的寝室，只能诅咒受学弟们的良好习惯的影响，也得按时爬起来。扰了学兄的早觉，罪莫大焉。害得他们这些七七级的学兄一致认为柳老师有病，也不知哪儿来的精神头儿。

    每当这时，毕云涛都会替柳老师辩解：“做早操可以提高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有良好影响。广播体操的活动是有节奏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加上优美的音乐节奏，使大脑皮质的活动处于适宜的兴奋状态，产生良好的刺激效应，进而提高神经系统的功能。因此，大家都会感觉到，做操后再进行学习，精神饱满，听课效果好，反应灵敏，记忆力加强，学习的效率提高了。”

    毕云涛说的没错，广播体操当时已经成为大学校园学生们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基本、最简单、最普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多做广播体操,特别是在校期间，有助于身体血液流动，增强抵抗力。埠头的天气寒冷，还可以起到暖身的效果。那时的广播操由预备姿势，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等等八节动作组成。勤做广播体操，对身体有多种好处。

    为了保证出操率，柳老师每当来战智湛他们寝室的时候，总是喋喋不休的上政治课：每天坚持锻炼几分钟，换来的是充满活力，健康的身体，何乐而不为呢？大家的广播体操水平现在都有了提高。每天的广播体操，希望同学们重视起来，以身作则，甚至能够让全体同学重视广播体操，从而能够把广播体操做得更好，把广播操变成一个不是任务的任务，化被动为主动，让广播体操成为我们大学生强身健体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