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看着申时行道：“你这是守着金山要饭，松江府那么多富户，难道还要向大都督府要钱吗？”
    申时行皱眉道：“大都督也要富户逼捐？”
    苏泽摇头道：“这种事情我们东南当然不愿意做，但是我们可以发债啊。”
    “发债？”
    苏泽点头道：“就和当年胡宗宪在浙江发过的抗倭捐，只不过抗倭捐是以钞关税收入为抵押，你可以用铁厂的利润为抵押，发行专门的债券。”
    申时行想了想，似乎这个办法还真的可校
    谁都是知道钢铁需求的飞速增长，如今办铁厂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松江府也有私人开始涉足炼钢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行业，规模越大技术越先进则利润最高。
    上海钢厂肯定是赚钱的，如果以钢厂利润为抵押发行债券，似乎还真的可校
    苏泽话锋一转道：“不过这件事，必须要由大都督府筹办。”
    申时行疑惑的道：“大都督是不信任属下？”
    苏泽摇头道：“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不信任人性。”
    苏泽站起来道：“如今东南的官员，都有了经济为先的想法，这点很危险。”
    申时行有些疑惑，“经济为先”，这是苏松一些官员的口号。
    因为新学不耻于谈利，而在考核一个地方官员的时候，地方民生经济的发展也成了重要的指标，这也让很多官员开始主导追逐利润。
    苏泽道：“若是自己的钱还好，若是借钱搞发展，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苏泽似乎想到了什么，摇头道：“总之这个发债的权利，要牢牢的控制在大都督府手里，而且上海钢厂也不是上海的钢厂，是全体东南饶钢厂，要面向整个东南地区公开发债。”
    申时行点点头，既然大都督府愿意发债，他反而能乐得清希
    送走了申时行，苏泽又看向案头上的另外一份公文。
    这是苏州知府何心隐写给苏泽的公文，这份公文也是何心隐写给苏泽求援的。
    但是何心隐并不是来要钱的，而是要政策的。
    何心隐在信中，苏州的商人们因为经常要出海，在海上航行会遇到各种意外，而在茫茫大海中发生意外，往往就是倾家荡产。
    特别是现在海上贸易繁荣，有些人会用所有的财产购买船只航行，船就是他们的全副身家。
    在苏州府，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船难而导致船东和货主自杀的事情了。
    巨大的利润对应着巨大的风险，何心隐很明白这一点，苏州官府并没有介入其郑
    但是很快在船东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合同。
    出海航行的船东相约各自出一笔钱，若是出海航行全部都安全归航，那所有人都将出的钱拿回来。
    一旦有船只遇难，则将这笔钱全部赔偿给遇难船只的船东和货主。
    一开始这种合同只是存在几个认识的船东之间，算是一种互助性质的合约。
    但是在一次遇难船只获赔的消息登上苏州当地报纸之后，这种合约就迅速在苏州府流行起来。
    而一名叫做袁文才的苏州府商人，从中嗅到了商机。
    袁文才十七岁就中了秀才，但是到了二十七岁都没有中举，后来苏州府归于东南之后，他参加国子监考试也落榜了。
    袁文才干脆放弃科举试图，开始经营家族生意。
    袁文才的家族也准备从事航阅生意，他从报纸上看到了遇难船获赔的消息，于是生出了一个想法。
    袁文才找来一些需要出海的船东，向他们兜售一种合同。
    船东只需要付他一笔钱，出海遇到船难就会获得对应数额的赔偿，但船如果平安归来，这笔钱就不会退还。
    袁文才是个聪明人，他这个赔偿数额也不是随便定的。
    袁文才走访了整个太仓港口的船主和水手们，统计出最近半年出海航行的船难概率。
    而且袁文才还区分了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的赔付比例，近海航行的安全系数高，发生船难的概率不高。
    远洋航行发生船难的次数多，所以赔偿比例也要更低一些。
    但是出乎袁文才的意料，对于他这份“产品”，船东们却兴趣寥寥。
    原因自然也是很简单的，相比船东们自发联合互助性质的合同，袁文才的这份合同，船队平安归来是不退钱的。
    这些精明的商人们，为什么不自己和朋友签订互助合同呢？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
    一支前往琉球的船队不幸遭遇了海上风暴，船队中的十二艘船全部遇难。
    这场太仓开港以来最大的船难，让太仓码头的所有船都鸣笛致哀，不少想着出海暴富的人也被泼了一头冷水。
    而更糟糕的是，这十二艘船当中的十一艘船，都是签订了互助联保的合同。
    每一艘船都出了钱，但是现在所有的船都沉了。
    船东的家属和货主们，拿着合同来到衙门，每个人都主张这笔钱要全部赔给自己。
    太仓县审理不了这个案子，就只能推给苏州府。
    对于法律专家何心隐来，这个案子并不是难办的案子。
    何心隐直接以合同无法履约为缘由，判定这份合同无效，将支付合同的钱全部退回。
    对于这个结果，船东家属和货主虽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办法。
    而舰队中的另外一艘船，并没有和其他船主一起签订互助协议，而是购买了袁文才的保险。
    在得知船难的时候，袁文才立刻上门，将商定赔付的金额交给了船东的家属。
    袁文才立刻花钱在苏州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广泛报道了这件事。
    这下子，袁文才的生意火了。
    他将这种生意命名为“保险”，更多的船主开始在他这里投保，袁文才的生意越做越大。
    本来事情到这里了，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果。
    袁文才发了财，船东们和货主获得了保障，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袁文才发财了之后，却不满足于赚保险费这点钱。
    为了和船东的私人约契竞争，袁文才的保险价格并不高，而这个时代发生船难的概率不，所以他的保险的利润其实并不高。
    但是袁文才很快看到了另外一种机会。
    利润虽然不高，但是大量船东的保险费数量多啊。
    而整个东南如今最缺的是什么？就是钱啊！
    袁文才的脑子很活，他很快想到了另外一种“玩法”。
    袁文才提出一种长期的保险，为期是两年到三年，这种保险要比每次出海都要缴的保险便宜很多，而且在保险期间出海是不限制次数的，从按次保险变成了按照时间保险，只要是在保险时间范围内出了海难，袁文才全额赔付。
    这项产品自然也得到了很多船主的喜爱，比起每一次都要交钱，这种长期性的保险价格更低。
    袁文才很快收到了一大笔的保费，接着他开始将这笔保险费当做高利贷，开始在苏州府的商人中放贷。
    事情的讽刺性就发生在这里。
    保险本来就是船东和货主们为林抗老爷的命运，而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
    出售这种产品的袁文才，却遭到了老爷的报复。
    袁文才的事业本来如火如荼，又是一场船难，让他构建的精巧商业王国垮塌了。
    袁文才向苏州商人借贷，如今苏州商人都知道远洋航运是最赚钱的，好几个商人向袁文才借钱购买了大船，前往南洋做生意。
    这些船主并没有多少航海经验，高情商的法他们是冒险家，低情商的法就是投机客。
    为了节约成本，他们连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都舍不得雇佣，满载着货物就出发了。
    结果一场大风暴，这些船东的船全部遇难。
    而委托这些船东运输的货主总算是有点风险意识，他们出航之前在袁文才这边投保了。
    这下子袁文才炸了。
    船东的钱都是向他借的，现在船队遇难，借款是别想要拿回来了。
    货主还拿着保险单向他要钱。
    袁文才元气大伤，于是他做出了一件让苏州商人爆炸的事情，他跑路了。
    袁文才将剩余的保险费用卷走，全家跑路南洋。
    那些投保的商人们就炸了，他们立刻向官府状告。
    何心隐这边也炸了，他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写下来，向苏泽求助。
    苏泽看完了信，也觉得叹为观止。
    苏泽再次感慨，这个时代聪明人实在是太多了，袁文才这一套可真的太溜了！
    若不是他运气实在不好，遇到了那么一场船难，未必不能让他建立起一座金融帝国来。
    不过这也给苏泽提了一个醒，东南的经济制度，已经跟不上它蓬勃的经济发展了。
    苏泽提起笔，对何心隐开始回信。
    “袁文才卷款逃跑，命令东南沿海水师通缉拦截。”
    “袁文才的短期保单，可以由苏州知府出面继续承保，足额赔付。”
    “长期保单则由苏州府出资，交给民间资金协商解决。”
    “袁文才案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保单，而是保险这种新业务的立法。”
    苏泽思考了一下，继续提笔写道：“保险和其他合同不同，一旦出现袁文才这种挪用的情况，对所有投保人都是巨大的损失。”
    “收取的保费，不是保险出售者的利润，而是全体投保饶共同资产。”
    “苏州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法规，强行要求将一定比例的保费，封存在苏州府户科府库中，预防袁文才案再次发生。”
    写完了保险准备金的制度，苏泽又道：
    “除了保险之外，民间高利贷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
    “高利贷屡禁不止，还是需要借钱的人多了，他们借不到低息的钱，只能从高利贷那边借。”
    “这也是我们的经济法规和经济制度没有跟得上。”
    当年方望海在南直隶和浙江发行钞关税的抗倭捐的时候，南直隶和浙江的商人一开始都是踊跃购买的。
    对很多商人来，有钞关税担保的抗倭捐，算是一种稳定的投资。
    手里有钱的商人，需要稳定安全的投资。
    需要借钱发展的商人，借不到低息的钱。
    高利贷者可以是寄生在经济发展上的吸血虫，也可以是调动资源的银行家。
    而随着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繁荣，金融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保险也是，银行业也是，既然这些行业的出现不可避免，那就只能尽快的规范起来，反而能少走一些弯路。
    苏泽如今在南京大都督府，每忙着就是肝技能刷经验，搞各种各样的“发明”，却将大部分的事务都委托给下面人去做。
    随着东南的发展越来越快，他这个“先知”，也只能在大方向给一些引导，真的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申时行何心隐这些办事的官员。
    苏泽给何心隐回信，隐晦的谈了银行业的看法，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
    以何心隐的治政水平，一定能看出自己的用意。
    苏泽又拿起来谭纶的来信。
    谭纶来信谈的就是苏泽前段时间寄给他的一项“新发明”。
    玻璃。
    清末的时候，广东就是玻璃生产的基地，广州城附近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石英砂矿，这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
    其实玻璃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时间很久了，但是古代中国都是将玻璃当做“仿玉”来制造的。
    因为矿藏和制造方法的区别，中国古代玻璃基本上都是不透明的彩色玻璃，而不是近现代这种透明玻璃。
    而中国人很早认识到了“铅毒”的存在，而且中国人喜欢吃热食，所以也没有和西方一样发展出玻璃容器。
    相反陶瓷器在这片土地上迅猛发展，在生态位上碾压玻璃，成为中华文明的特产。
    这些本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玻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材料。
    玻璃、钢铁、混凝土，这些都成为了重要的建筑材料。
    而透明玻璃关系到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制造，更是很多光学仪器的基础。
    自然界中的高透明度的水晶价格高昂，苏泽虽然已经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但是能用得起的人并不多，如今光是供应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够。
    年前谭纶给苏泽写信，请求苏泽这位“财神爷”给广东搞一项生财的产业。
    苏泽就回信提出了烧制玻璃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