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转身退出，片刻就返转回来，答道：“刚才万老爷在花厅外，询问着老爷的情况，现正在外边等候。”

    杨嗣昌无力地说道：“快请进来！”

    万先生就是万元吉，他受杨嗣昌的推荐任大理右评事，到杨嗣昌军前负责监察军纪，是杨嗣昌最为得力的幕僚，也是最了解他苦衷的人，杨嗣昌急需在这人生艰难的时刻，听一听他的意见。

    万元吉才进入花厅，杨嗣昌便对他点首示意他坐下，故意露出来一丝平静的微笑，万元吉坐下以后，望望杨嗣昌的神色，欠身问道：“大人身体不适，可否命医生进来瞧瞧？”

    杨嗣昌微笑着摇了摇头，淡淡说道：“偶感风寒，并无大碍，晚上吃几粒丸药就好了。”

    他心里很想同万元吉谈一谈关于襄阳的问题，但看到万元吉的手里拿着一封文书，便问他道：“你拿的是什么文书？”

    万元吉神色紧张地回答说：“是河南来的紧急文书，禀报洛阳失守和福藩遇害的经过。刚才因大人尚未起床，卑职就先看了。”

    杨嗣昌只感到自己的手指都在颤抖，他一边接过文书一边又问道：“洛阳果然……？”

    万元吉面色苍白的说道：“是。宣镇副总兵张诚在公文中禀报甚详。”

    杨嗣昌浑身打颤，连说话都在发颤，他拿着公文道：“是张诚报来的公文？哎，老夫用他晚了啊！”

    他将文书展开匆匆看完，便再也支撑不住，顾不得督师辅臣的尊严体统，放声大哭起来。

    万元吉赶忙起身劝解，仆人杨忠也急忙跑出去请大公子杨山松和杨嗣昌的几个亲信幕僚过来解劝。

    过了一阵，杨嗣昌才止住哭泣，在仆人的搀扶下回到花厅里间的床上歇息，万元吉和幕僚们都退了出去，只有杨山松仍然留在外间侍候着。

    晚饭时，杨嗣昌没有起床，他不吃东西，也不肯叫行辕中的医生为他诊病，只在杨山松的恳劝下，服了几粒医治风寒的丸药。

    …………

    晚饭时间过后，他又将万元吉叫到自己的床前，对他说道：“我深受皇恩，督师剿贼，不意剿局败坏至如此境地，使我无颜再见皇上！”

    万元吉只能安慰他道：“还请使相宽心养病为上。军事上可调张诚诸军前来湖广，再重作一番部署，提振军心士气，尚可转败为胜。”

    杨嗣昌闻言从床上坐起身来，拥着厚被，身披重裘，浑身战栗不止，他喘着粗气说道：“剿局如此败坏，实非兵不足用之故，这些你我皆是心知。

    我今日患病日渐沉重，自知颇难再起，行辕中诸般事务，全仗吉仁兄代我悉心料理，以俟上命。”

    万元吉赶忙说道：“大人何出此言？大人的身体不过是旅途劳累，偶感风寒，又并非难治之重病。

    行辕现在就有两位高明的大医国手，且幕僚中也颇有精通医道之人，今晚便请几位进来为大人会诊，不过一两剂汤药就全好了。”

    杨山松也在一旁劝说他道：“大人纵不自惜身子，也要为国珍重，及时诊治服药。”

    杨嗣昌却又摇起头来，不让他们再谈诊治的话语，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闯贼自何处奔入豫省，目前尚不清楚。

    他竟能以屡经败亡之余烬，死灰复燃，突然壮大声势，躁瞒中原，此人必有过人之处，于国之危害实非献曹二贼可比，万万不可轻视，今后我大明的腹心之患，绝不会不是献曹诸贼，而是这闯贼。

    请吉仁兄即刻代我向平贼将军发一封紧急檄文，要他追剿献贼，夺回襄阳后，即率领刘国能等降将，赶赴豫西，配合张诚等豫省诸军将，以全力对付闯贼。”

    万元吉赶忙答应一切遵照他的吩咐办理，接着又向他请示了几个军事上的问题，杨嗣昌只是闭目沉思，完全不肯回答，他倒在床上，挥手叫万元吉、杨山松等人都退了出去。

    又过了好久，杨嗣昌命仆人将万元吉单独叫了进去，他以为督师一定有重要的话同他讲，可等候了一阵，杨嗣昌却只是向他问道：“去年我到夔州时，是在哪一天？”

    万元吉略想了一下，就回道：“是十月初一日。”

    杨嗣昌沉默片刻后，才说道：“前年十月初一，我初至襄阳督师剿贼，原还想凭借今上的威灵，整饬军旅，剿贼功成。

    不想封疆大吏、方面镇帅，竟然处处掣肘，遂使献贼西窜，深入蜀中，那时我到夔州，随后又往奔重庆，觉得剿贼军事尚有可为。

    不料才只数月之间，局势竟会败坏如斯！”

    万元吉忙劝解他道：“还请大人宽心。剿贼军事并未彻底崩坏，尚有挽救的机会，眼下还是为大人诊治最为紧要。”

    杨嗣昌并未接他的话，而是陷入了沉默之中。

    万元吉等了一会，忍不住开口问道：“要不要现在给今上写一封奏疏，一则为襄阳失陷之事向今上请罪，二则奏明下一步用兵剿贼的方略？”

    杨嗣昌躺在床上轻轻的摇了摇头，不发一语，眼角却滚出了两行清泪，又过了片刻，他才摆手叫万元吉退出，同时叹口气说道：“明日再说吧！”

    …………

    万元吉退出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居所，他也感到胸间十分的愁闷。

    他是督师杨阁部的监军，现在杨嗣昌身在病中，行辕内的一切重大事项都需要由他来做主代办，然而他的心中却是很纷乱，完全没有情绪去处理这些军事诸务。

    他在心中认为目前最为紧迫的事，就是杨嗣昌应该向朝廷、向崇祯皇帝上疏请罪，可是他刚才请示“使相大人”，“使相”竟未点头允准，也不愿意同他商量下一步的剿贼方略。

    万元吉望着窗外的枯枝在风中摇晃不定，不由在心中自问道：“这到底是何道理？”

    他原是永州府的推官，与杨嗣昌既无通家之谊，更无师生之缘，只因杨嗣昌知道他是个人才，于是才向朝廷保荐他以大理寺评事衔充作军前的监军。

    万元吉不是一个汲汲于利禄的人，只因平日对杨嗣昌相当敬佩，同时他自己也想在“剿贼”一事上为朝廷效力，所以他也乐于担任杨嗣昌的监军要职。

    尽管如今剿贼军事上有所失利，但是他回顾杨嗣昌所提出的各种方略其实大都没有什么错，他感觉毛病就出在这时的大明就好像沉疴已久的病人一般，任何名医都难措手施救，各方盘结，互为掣肘太过严重！

    他在灯下为剿贼大局思前想后，愈想愈是无法入眠，去年十月初一日，他陪着督师辅臣张诚到夔州时的情形不知不觉间浮现在他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