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9、王玄策取道吐蕃丝路出使天竺

    时代变迁，朝代更替，至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唐蕃交往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地区在吐蕃王朝的武力扩张下统一起来，从而也连接起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丝路交通，对外政治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使丝路更加繁荣，源源不断地为高原文明输入新鲜血液，并让周边地区人民了解了高原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唐代的青藏高原有一个发达的丝路网络，南北交通便是其主干道。

    在南亚次大陆，北天竺王尸罗逸多（606～648年在位）借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大乱之机，“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南以臣之，威势远振，刑政甚肃。”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当文成公主前往吐蕃时，尸蕃时，尸罗逸多王自称摩加陀王，遣使至唐。唐太宗李世民遣使臣梁怀敬持书回报。尸罗逸多以与唐朝通使为幸事，再遣使者至唐。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令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为使，前融州黄水县令为副使，率领一个22人的使团送天竺使者还国并出使该国。首次取道吐蕃丝路。在经过泥婆罗国时，业已臣服吐蕃的泥王那陵提婆大喜，延请李义表一行同观阿耆婆尔池。这一年十二月使团至摩伽陀国，巡省佛乡。“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

    645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登耆者崛山，刻石铭文。二月十一日，奉太宗敕谕，在摩诃菩提寺菩提树下塔西立碑，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之。随行画匠宋法智临摩（摹）了菩提树下的佛像，带回京师，大家竞相临摹学习。李义表至东天竺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密），童子王请赐道教经典译文。李义表、王玄策一行于同年（645年）返回。中印吐蕃道由此畅通。

    647年，唐僧玄奘与道士蔡晃、成英等30余人受诏，认真译校《道德经》为梵文，后由王玄策送给童子王，它直接影响了印度密宗在迦摩缕波等地的形成。

    公元647年，唐朝又派出以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为使、蒋师仁为副使的使团取道吐蕃丝路前往天竺。四天竺国王遣使朝贡。其时正值尸罗逸多身死，国内大乱。其属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权自立，发兵拒绝王玄策等入境。王玄策率从骑30人迎战，失败被擒，诸国奉来的供物也被洗劫一空。

    王玄策趁黑夜逃脱，来到吐蕃。吐蕃发精兵1200人，泥婆罗国也调出了7000多名骑兵从行。这正所谓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由此可见唐朝与吐蕃、泥婆罗的关系如何！简而言之，“朋友有难，理当支援”，“为朋友两肋插刀”，吐蕃与泥婆罗能对唐朝的王玄策为此一举，实可谓是“精神可嘉”、“名垂千古”！

    于是，王玄策、蒋师仁率两地兵马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斩首3000余级，赴水溺死者一万二千人，掠其牛马3余万。

    648年，阿罗那顺被押送至长安。太宗死后葬昭陵，“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同时还带回了一名叫那罗迩娑婆寐的天竺方士，此君自称年已200岁，有长生之术。太宗重加礼敬，让他住在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又让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其事，采天下奇药异石为之，药成，服之无效。又将此方士放还天竺。王玄策来到迦摩缕波，送去所译《道德经》，其王十分高兴，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说这老子李耳,后人为了纪念他,全国各地有诸多老子像,我国现存最大的宋代道教石雕老君像，在清源山风景名胜区“闽海蓬莱”意境区内的羽仙岩下。1988年月1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子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车曰聃。”他的籍里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道教尊他为教主，奉承《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老子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影响十分深远。

    老君造像雕于宋代，据《泉州府志》记载：“石像天成，好事者为略施雕琢。”寥寥数语，使之更具有神秘色彩。石像高5.63米，厚6.85米，宽8.01米，席地面积为55平方米。左手扶膝，右手凭几，垂耳飘髯，指能弹物，目光炯炯，独具超尘脱俗、仙风道骨神韵。整座石像神态浩然，和蔼可亲，炳焕生光，充满魅力，堪称宋代石雕艺术瑰宝。

    老君岩原有真君殿、北斗殿等道教建筑群，规模宏大，蔚为半观，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咏赞。道观明代已废，但老君造像经风历雨何存至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众多学者慕名而来参观考察。现在老君岩已成为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旅游热点。法国学者黛安娜·李作为我国文 化部外文局专家，随外籍专家组来泉州考察时，在老君岩题留：“这已是我第二次参观老君岩，但我仍和上次一样激动，因为这位老人和大地紧紧地融为一体，他好像知道一切，又理解一切”。我国著名规划专家任震英题赞老君岩造像为：“老子天下第一”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是在657年初，任务是送佛袈裟。仍然取道吐蕃丝路，过泥婆罗，游胜地，然后南入天竺。

    659年，至婆栗者国（即弗栗恃国，在今印度北部达尔彭加县Darbhanga北部地区），受到盛情款待，“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娱之。

    660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欢迎。王玄策再于寺中立碑记其事。十月一日离寺西行，途经剡宾（即迦毕试，今克什米尔），并在该国古王寺带上佛骨一片，于661年春返回长安。

    王玄策此次经吐蕃丝路前往天竺，对于该道的畅通具有卓著功勋，他还将沿途所见撰为《西国行传》一书，可惜已失传，零落资料保存在《法苑珠林》等史书中。通过李义表、王玄策的出使，印度佛教进一步传入唐朝，而中国的道教经典与文化也更全面地传入印度，加深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此后唐朝与天竺使者往还不断。天竺进献唐朝的方物有：火珠、郁金、菩提树、五色能言鸟（鹦鹉）、质汗药、波罗树、龙脑香、问日鸟等。唐朝赠送的物品以丝绸为主。

    开元8年，即公元720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击与唐朝对抗的大食和吐蕃，并请命其军名，唐玄宗李隆基嘉其诚，赠以锦袍、金革带、鱼袋等，赐其军为“怀德军”。

    737年四月，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唐朝也以礼相待。

    唐德宗时，还将御制钟铭，赐给天竺名寺那烂陀祠，由此可见中印文化、经济的交往已十分繁荣。这当然与唐蕃丝路的畅通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