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暂未分配具体工作，我和韩维就在王团长的团部帮忙。

    说是帮忙，其实我们什么也插不上手，看团部的几个年轻人忙东忙西，我和韩维只能很局促地站东站西，感觉就像两个刚入职的新人，完全是白丁。

    这个院落作为团部办公的地方，刚开始觉得很空。可很快，第二天师部进驻了；第三天，军部也搬来了；苏维埃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先后搬了进来。

    小院挤得满满当当，团部倒被迫搬出去了，在不远处暂找了间民房安身；过两天，师部也搬了出去。也是，那时的团、师级单位都是一线作战部队，是要行军打仗的，哪能建个正儿八经的机关。

    师部、军部搬来时，师军部的首长都专门召见过我和韩维，包括之前见过的军长旷继勋、军参谋长徐向前，以及之前没见过的军政委余笃三、十师师长蔡申熙等，都说些欢迎、鼓励的话，希望我们革命到底，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直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红军斗争史上，这些人都是军神一样的存在。在这些大神面前，我和韩维每次都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表示一定跟党走，红旗打到底。

    这几日，我和韩维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基本接受了穿越的事实，想先站住脚，再考虑其他的事。

    反穿回去是梦寐以求的事，好几次半夜惊醒，都以为不过是大梦一场，长长地叹口气，心道总算梦醒来了——可睁开眼看着窗外夜半山顶的弯月，黑魆魆的屋内一溜通铺躺着的红军战士，以及冻的簌簌发抖的身体，我知道这不是梦，或者我已入梦太深，醒不来了。

    白天遇到韩维，她也说几次半夜醒来，不自觉地喊“妈”，没人应，唯有同屋女战士的齁声，才觉已是换了时空，自己已然在另一个时代；想起妈妈及家人遍寻不着自己的痛苦，好几次潸然落泪。

    我和韩维都想再去爬一次红军山，再探红军洞，然后再跌落洞中洞，再穿山而出，或许在山脚迎接我们的就不是新集城的高墙和城头的冷枪，而是老周们和大别山干部管理学院的领导、同事。若真如此，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理智告诉我们，穿越不那么容易实现，一定是那日的天气异象才造成了这次的意外。

    再说，我发现我们去红军山不是那么容易的，进一步说，我和韩维出新集城都不太可能，甚至说，我和韩维出团部都有限制。遇见陌生人进团部，门口站岗的哨兵会问口令，从团部出去则哨兵不过问。而我和韩维出去哨兵则会问“任务”，每次我和韩维都老实回答，回答不清楚是出不了大门的。一开始我以为对每人都这样，可后来发现不是，只针对我们俩。

    王树声团长及团部的战士对我们都很客气，但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些烧水、洗衣、传话、送信之类的杂活。我和韩维知道，我们还不受信任，我们的行为是被限制的，红军还在考察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和韩维走上红军山——当然，这里的人们还都通俗地叫它西大山，恐怕我们再也回不到红军队伍了。如果是那样，动荡乱世，茫茫人海，我和韩维真的是无安身立命之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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