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机的招呼下，他们在村子旁边砍了一些树枝，插在了卡车篷布上早已做好的孔洞上，这样对卡车进行伪装，甚至连卡车的驾驶室前面的引擎盖上也用树枝进行了伪装，防止空中日机的侦察。

    司机和杨安、杂役并没有停留太久，卡车即向天宝路一带开进。这次，司机让杨安坐进了驾驶室，杨安有些好奇这种“待遇”。上车没有多久，司机对杨安说道：“小子，你是不是叫杨安。”

    “嗯。”杨安点头答道。

    “俺叫刘大柱，你小子在医院倒是有不小的名气，俺的一个老乡受伤后，还是你从前线把他背下去的。人也是你的哥哥救治的。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今天俺也要专门谢谢你！”

    杨安并没有说什么，时不时地看着正在开车的司机。司机眼睛一直盯着卡车前进的方向，只是嘴里不停地讲述着他在医院里听到的关于杨安的事情。杨安并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也是最让人尊敬的人之一，当然哥哥林小诚、嫂嫂赵剑眉、妹妹林小荷都是让人尊敬的人。虽然杨安并没有救治伤员，但是他从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就背下来二十多个伤员，还在医院这边帮忙，小小的年纪在那么危险的前线，还在最危急的时刻出枪击倒了9个日军，让即将失去阵地的保安团守住了阵地。杨安的枪法也被伤员们传神了，说他在两三百米的距离，用日军的步枪，把十几个日军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敢在地上匍匐进攻我们的阵地。

    杨安听到这些多少有些自得的感觉，但是听到伤员们这么传神似地吹捧他，倒也是唏嘘不已。“人怕出名猪怕壮”，杨安不知道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怎么被说成了两三百米，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盛名”究竟是好还是坏，但是在这时，他的内心倒是十分的清明，但愿这些伤兵们不要再乱传他的“英雄事迹”。因为，他认为他这也是为抗日奉献自己的力量，或许他也会马上离开上海返回扬州，在这边停留的时间也将是有限的，能够多做一些当然是自己的愿望。

    急促的枪声和爆炸声传来，显然这儿离三十六师的阵地已经不远了。卡车又停在一个小村中间，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的小村子，已经没有人居住，卡车停在两株大树下，司机说：“上级有命令，俺们的卡车都很金贵，不能离前线太近，只能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候着，这儿离前线有些远，应该是安全的，这样鬼子的飞机休想发现俺们。”在司机的指引下，杨安和两名杂役在两名战士带领下向远处的前线走去。

    这一天，杨安和医院的杂役，还有另外几名士兵从前线抬下来三十多名伤员，这边的战斗并没有经历太多舰炮的炮击，没有经历敌机的轰炸，部队伤亡情况还不算厉害。白天的时候，杨安看到敌机多次从头顶飞过，飞到他们所在位置西边的远处投下炸弹，他知道这是在轰炸远处的国军某处阵地，只是不知道国军阵地损伤情况。

    黄昏时分，杨安回到了上午到达的第一个村子，好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他和两个杂役也是饿得要命，也没有顾及两只手干净不干净，拿起软饼就吃，没有想到早晨烙的软饼，依然香气诱人，但入口后却是不软不硬，完全啃不动，完全是个“磨牙饼”，没有吃多少，杨安感到腮帮子都有些酸软，只好放慢了速度，一边嚼食一边从水壶里吸入少量的水，这样才感觉好一些。

    在南翔西端一个不起眼的乡村，一个名叫古漪园的地方，有一个用钢梁临时搭建的防空掩体，这是国军第九集团军司令部指挥部。8月19日下午，指挥部里一片忙碌，电话铃一次次紧张地响起，前线战况一次次地传来。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上将站在桌前，双眼充满了血丝，面色苍白而疲倦，他一直强打着精神查看前线的战报，看着参谋人员图上作业，参谋人员手拿红蓝铅笔，铅笔在地图上流畅地划动，传来“沙沙”的声响，参谋们动作娴熟地标定了第九集团军各部的战斗位置及战斗态势。看着敌我双方战斗态势，张治中不由自主地双手扶撑住桌子，认真地俯瞰着整张地图，双手有节奏地轻击桌子。过了一会儿，张治中坐在了桌边高背椅子上，抬起双手用手掌根部用力按压、揉搓着太阳穴，旋即后背靠在了椅背上。虽然是高背椅子，但靠背还是不够高，张治中双手叉握托住后脑，轻轻地闭上了双眼，想籍此来放松一下心情，休息一下身体。

    看着张治中满脸倦容地靠在椅子上，参谋张文心一阵心痛。

    三十三岁的张文心是这个司令部里最特殊的一个参谋，他是张治中上将的四弟，民国二十年“一二九”淞沪会战，时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副兼二营营长参与抗战。目前，他正在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正值假期，被张治中借调过来当参谋。

    张治中是家中的长子，年轻时即在外闯荡生活，家中全凭妻子洪希厚操持。张文心七岁那年，母亲去世。这年正好是辛亥年，张治中还在扬州参加反清革命，不知家中音讯，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张罗母亲的后事，洪希厚只能一人独自操办公婆的后事。事后，又无奈地带着七岁的张文心回到娘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只能在娘家做一些女红补贴家用，正是在这种十分艰苦地条件下，把张文心一手拉扯带大。“长嫂如母”，对张文心来说，这句话是最真实的感受，两人情同母子，感情深厚。

    在来淞沪战场前，张治中回家告别，洪希厚专门交待：“开战时，让四弟留在你身边，好吗？”妻子知道这一行打仗是极其凶险，想让四弟跟着丈夫，兄弟贴心一些，也好相互有个照应。面对妻子的恳求，看着妻子担忧的眼神，张治中果决地答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如此。”这是张治中对妻子的诀别，也是一个军人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承诺。正是因为妻子的交待，加上张文心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有较长时间，又曾经以一名基层营级军事指挥员参加“一二九”淞沪会战，现在又是用人之际，就把张文心调到身边帮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