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代晋而立，军制基本沿袭东晋，虽然进一步加强了中枢集权，但大体上没变，还是中外军制度。所谓中外军，即中军泛指中枢禁军，外军则为地方重要军镇驻军。

    刘裕代晋后，直属中枢的禁军在原有六军的基础上又恢复东汉时的五校，用以扭转东晋以来的内轻外重的局面，但是这一制度在刘裕驾崩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权臣的破坏，此后的一段时间也是时立时废，未能巩固。

    按旧制天子六军，分六个军府，其中领军府、护军府掌皇城内外朝宫禁宿卫，设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一般由亲厚重臣兼任，其次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理论上只有皇帝的诏令才能调动，但这不过是理论上而已，主要看皇帝的威望能不能施加以影响。

    而五校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复立之初以东宫兼领，兵少而精悍，用以加强殿中、东宫、朝堂宿卫，非北府将臣、皇族近亲不能担任。但刘裕代晋后有个很严重的问题，麾下缺少真正忠诚的理政人才，又要防范高门世阀弄权，于是很多嫡系将领、军府僚属官吏调到地方任职，这样实际上禁军宿卫的力量渐渐减弱了。

    刘裕驾崩当年不久，少帝初即位未曾亲政，江南高门世阀不甘失去对朝政的垄断与北魏有所密谋，因为在北魏泰常二年，东晋义熙十四年，即418年，司马氏宗室司马休之，息谯王司马文思，章武王世子司马国璠、司马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桓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投敌降魏。（参见魏书，很有意思的是，宋书与南史都不载）

    北魏泰常四年，刘宋永初元年，即420年，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匈奴护军薛辩及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并遣使请降。（见魏书）

    北魏泰常六年冬，刘宋永初三年，刘裕已驾崩了几个月，北魏派使南下以和亲为名探听虚实，并安排了逃到魏境的司马世贤等司马氏遗裔随军南下，探明虚实很快就发动了南侵。魏将叔孙建攻打青、兖二州时，就有司马爱之、司马秀之先聚党济东，皆率众降魏，以致碻磝重镇最先失守。（见魏书）

    而新立的刘宋朝庭，只派了檀道济率兵支援青州一带，并趁机再次将一部分刘氏宗室子弟禁军军官调到了地方，又削弱了一次中枢力量，因司马氏蓄谋降敌，魏军轻松夺取了黄河沿边洛阳、虎牢、滑台、碻磝四镇。

    到景平元年，战事初步结束后，有司马世贤、自称小黄盟主的黄巾道之后董邈等在宋、魏边境许州与陈留一带招兵买马，试图死灰复原，其中也有北魏借尸还魂之意，但却被豫州刺史刘粹派部将率兵击杀，传首建康。

    高门世族见复辟的方案一失败了，随之就展开了方案二废帝的密谋，而本书的故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话归正题……

    禁军与全国军队的日常管理升迁与后勤补给主要由五兵尚书（也就是后来的兵部尚书，但还不规范）担任，而调动出征、典礼则经皇帝、尚书令录尚书事下发诏书、或敕命到太尉府，太尉府受命拟定方案，然后才实际执行。

    以上为禁军番属，统兵机构与调动流程。而禁军的大营有建康城北广莫门外（东北角）的北郊领军大营，玄武门外的宣武场（即禁军五校的）大营，建康城西石头城的左卫大营，朱雀门东南的东府右卫大营，另外是南郊的护军大营。

    南朝刘宋的军队编与两晋一样，没什么创新，基层由低到高分别是伍长、什长、队主、幢主、军主，一军的设置一般按军种及战斗任务调配，一千到三千兵左右，并不固定，其步兵编制为如下：

    每5人为一伍，仅设伍长一人，辖兵员5人；

    每2伍为一什，设什长一人，辖兵员10人；

    每10什为一队，设正副队主二人，辖兵员100人，为最小调动作战编制。

    每5队为一幢，设正副幢主二人，辖兵员500人；

    每2到6幢为一军，设正副军主二人，辖兵员1000到3000人。经常会出现，一个大将军才统一千到三千兵。

    其中，骁骑、材官、楼船士是每3队一幢，辖兵员300人，3幢一军，不算编外非作战人员，一军1000人左右。

    南北朝不存在吃空饷，喝兵血的事，兵为将有的情况很严重，即算兵员编制有差额，但一般高级军官都有大量的庄园农奴附从幢仆军，也就是私兵。所以，刘裕赖以建宋的北府军，以丹徒京口的丹阳兵为骨干，其兵源主要是北方乔迁南渡的江淮流民，以及收编占据建康的桓玄、荆州刘毅的部属杂合而成，故刘宋建立之初，朝庭并不稳固。

    至于三吴之地，那是王、谢高门世阀的地盘，自耕农极少，多为豪宗庄园主的佃户家奴，所以朝庭是没有兵源的，税收同样依赖于宗族，由秦汉的自耕农经济演变到三国两晋的庄园主经济，门阀主政的这种情况下，朝庭对地方的掌控很弱，基本依赖于皇族宗亲制衡，后来的宋文帝北伐，虽被称为“元嘉草草”却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