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之间的争斗是极为残酷的。

    朱祁钰也是听冉思娘说起了过往才知道，贵州土司之间的争斗，如同军阀乱战一样，用李宾言的六等秩论，贵州土司之乱，就是二等秩军头共主。

    冉思娘他们家这支分支世代行医，名望在云贵黔很高。

    但是不擅长作战的他们，很快就被播州杨氏所吞并，土司冲突中，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

    这种走失，冉思娘的父母，极大的可能是已经死在了山涧之中。

    冉思娘说起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因为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脱。

    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痛不欲生的时刻，她已经学会了接受。

    朱祁钰并没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结束手中之事，而且朱祁钰也不打算让冉思娘结束。

    讲医堂现在有了女医倌，慢慢来便是。

    左鼎、练纲两个人的致仕奏疏递了上来，王直依旧在极力留住这两个人，为他们求情，贴条的理由依旧是左鼎手、练纲口。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是王直最欣赏的一个点，他依旧希望左鼎能够留下来，作为反贪抓腐的鹰犬。

    低薪滋生腐败，高薪不能养廉。

    治理腐败，就得重拳出击。

    大明不再默认贪腐，提高官员待遇的同时，就是高压反腐。

    这种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让他戴罪立功。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亲自教谕，告诉他们不要乱来，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刘吉拉回京师，来了个牵连扩大化，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为官，送去南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南衙十四府，现在被拆分之后，依旧不太忠诚，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

    左鼎、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才实干，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就彻底清楚了，反腐抓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

    千年来，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诉求的重要方式。

    公车上书，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公车诣阙，上书正君道臣义，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

    这种广泛的讨论，对于朱祁钰而言，是乐见其成。

    总结利弊得失，调整政策方向，改变大明的局势。

    什么时候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就会消失呢？

    在党祸盈天的时候。

    党祸盈天的时候，朝臣们会围绕着两个似是而非的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无论对错的攻讦。

    亡国四祸，君出、虏入、播迁、党祸。

    比如北宋末年，两个皇帝被抓走了，泥马南渡，南宋朝廷，依旧在主战、主和之间，反复的横跳。

    比如明朝末年，崇祯自杀，南明朝中，就是党祸盈天。

    这段因为李宾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车诣阙，在《谏治国君道臣义疏》邸报刊发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朱祁钰对结果非常满意，事情并没有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变得更加糟糕，毕竟大明朝此时并未有党祸。

    为什么没有党祸呢？因为于谦作为执牛耳者，压根不想挑起党祸，架空皇帝。

    于谦手里拿着本奏疏，满是笑意的走进了聚贤阁，走到了一楼的御书房，行礼说道：“臣参见陛下。”

    “免礼，坐。”朱祁钰放下了手中的一封奏疏，笑着说道：“于少保今日不研究西域了？”

    于谦笑着说道：“陛下容禀，臣为襄王利柄轻重论而来。”

    朱祁钰笑着问道：“于少保对襄王的轻重论，有何见解？”

    于谦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看到兴安也在，也就没了下棋的兴致，笑着说道：“陛下，春秋有鲁、梁之绨旧事，不知道陛下闻否？”

    朱祁钰点头：“略有耳闻，不得甚解。”

    于谦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前日，金尚书朝天阙曰：鼓励商贾前往倭国贩银，以供国需，太仆寺夏衡曰：以再增互市给马银，以弱鞑靼、兀良哈之势，此亦乃襄王利柄大论。”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鲁国这个地方，对于齐国而言，是重要的粮仓，就像是蜂的螫针，和齐国相辅相成，却分为两国，想要打下鲁梁，有什么好办法？”

    “管仲说：简单的很，只要王上穿绨衣即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上穿绨衣，则齐国天下皆穿绨衣。”

    “齐桓公虽然不明白，但是却答应了下来，开始穿绨衣。”

    朱祁钰坐直了身子，于谦的说法引起了朱祁钰的好奇来，他点头说道：“齐国大，鲁国小，鲁国擅织绨，齐国有需，这样一来，鲁国上下便都是织绨，而不种田了。”

    “然也。”于谦继续说道：“齐鲁两国，往来商贾皆贩帛为生，后来管仲看火候差不多了，关闭了边界，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便投降了。”

    朱祁钰倒是看到过这个典故，有些疑惑的说道：“那齐国不收绨，鲁国百姓继续种田便是，为何会闹到亡国的地步呢？”

    于谦低声说道：“陛下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齐国不收绨，多少织户无以为生，又不想种田，只能奔逃齐国。”

    “关键的产业被控制在别国之手，则是将生死掌控在他人的手中啊。”

    “鞑靼、兀良哈的畜牧，倭国的银矿皆是如此。”

    “此乃利柄。”

    朱祁钰陷入了沉思之中，于谦的这番话并不难理解，控制其国家经济命脉，在攻伐之时，突然给予重创，其国百姓逃亡，大军再至，就更容易攻打了。

    于谦总结性的说道：“绨重谷轻，齐灭鲁国，就是这轻重之术，亦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

    管仲经济战把鲁国玩崩了，大明此时如同齐国一样，可以利用经济战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敌人，然后以战取胜。

    “利柄轻重，好。”朱祁钰不住的点头。

    于谦继续说道：“襄王殿下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解释了一个之前我们未曾解决的问题，盐铁议中，陛下曾经提到过谷租，藁税，乡部私求，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百姓为什么不肯种地呢？其实在苏松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这种耕者不能半的情况。”

    “襄王殿下说，一个农民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三倍收成，那么他就懒得种地，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两倍收成，则百姓则会丧乱，稍有征敛，必然引起百姓暴乱和起事，如果人民暴乱之后还施之以刑罚，那就是残杀百姓，即所谓的摲民。”

    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

    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百姓们不肯种地，但是在贵州，百姓也不肯种地，这就很奇怪，襄王在认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结论。

    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则是种了也没用，没啥收获，稍微有点天灾人祸，自然是起事不断。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还要追罚，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丢了天下也活该。

    襄王就是这么说的，他的利柄轻重论，可不是一味的谗言，而是有很多的规劝。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襄王还是很敢说的。

    也真的有这么干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要以杀止暴，最后失道天下，丢了江山。

    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无米（火亶）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轻重不调，无米（火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就是事有轻重，百姓起于阡陌丧乱，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国之君了。

    “有理。”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最终将宋彰等人斩首示众，佐以农庄法，恢复生产，还免了一年的正赋，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朱瞻墡、管子、于谦等人所言，朱祁钰所做，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于谦继续说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

    “襄王的意思很明确，土地、人丁、常费、货币、乡野、谷物，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统筹，想要主持国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管子将其定义为山国轨，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朱瞻墡的论点和管子的论述中多有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样。

    管子在《山国轨》之中，十分推崇「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但是朱瞻墡则认为利柄才最为关键。

    无论多少也要征税，否则就没人去管理了。

    比如朱瞻墡在贵州就对三七、金不换等药材进行征税，而且抽分六分，和市舶司无异。

    但是这笔钱朱瞻墡都留在了贵州，对三七、金不换等云贵药材的种植进行育种，再定期把培育好的种子，以低价卖给百姓。

    在朱瞻墡眼中，税赋是利柄实现的重要环节，如果不收税，则无人治、更不能治。哪怕是征了税，再退回去呢，也不能不征。

    朱瞻墡对钱不是很在乎，他一辈子都没在意过钱多钱少，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一部分。

    朱祁钰笑着说道：“襄王的利柄轻重论，大有可为啊。”

    “襄王治贵，日后必然也是一桩美谈。”于谦喝了口茶说道：“陛下，今年会试添了《算学》，能不能添一门《管子》，不计好坏。”

    算学在秋闱之中，依旧不算成绩，但是到了景泰五年的会试，也就是选拔进士的时候，《算学》已经算成绩了。

    这一点上，国子监的禀生和翰林院的翰林们，深有体会，吴敬作为数学老师，日考月考，天天考，已经把他们考的外焦里嫩了。

    添加的这门《管子》，是不算成绩的，就是鼓励读书人，不只读儒学。

    科举侧的改革。

    朱祁钰点头说道：“善。”

    等学完了管子，再学襄王的利柄轻重论，再学朱祁钰的财经事务，那么大明在财经事务这块的短板，就算是彻底补齐了。

    于谦拿出了一本很厚重的书说道：“陛下，臣注解了《管子》，还请陛下御览，若是等举子入京，则每人发一本，省的殿试时候，什么都不会。”

    于谦这哪里是《管子》，分明是考纲！

    朱祁钰拿过了那本厚重的管子，除了少数篇散迭之外，其余的都有了注解，这是于谦所注的内容。

    他翻动了两眼，深吸了口气问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注解《管子》的想法的？”

    于谦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陛下第一次总论财经事务之后，臣与陛下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时，就已经开始注解了。”

    “或许更早。”

    朱祁钰握着手中的《管子》点头说道：“于少保，国之柱石。”

    “臣的本分。”于谦赶忙说道：“其实就是读书，不费什么心力。”

    自从京师之战后，于谦很少有费心力的时候了，去河套、南下平叛，都跟旅游一样，看看大明的大好河山，他很少像土木堡丧乱之后，那般日夜寝食难安了。

    国有英主，他能多思考一些国朝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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