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谭嗣同给我写信越来越频繁。
    在信中，谭嗣同不断向我倾诉，他对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和礼教、理学的不满。
    比如，他信中写道，“礼教、理学既害人，也害国”；“天常变，道亦应常变”；“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君权非神授，实为民授”之类的话。
    信中的每一字、每一行，我都能感受到谭嗣同那焦灼的心。
    他在信中还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太愚昧。
    这是因为国民苦读的书，翻来覆去就是《四书章句集注》那几本科举必考之书，把思维都固化了。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先从教育着手。
    于是，他和唐才常在湖南设立算学社，免费传授西方的数理化等知识。还在南台书院设立历史、政治、地理等新式课程。
    虽然，效果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但谭嗣同和唐才常一直在坚持。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初春，我终于再次见到了谭嗣同。
    那天上午，在源顺镖局里，我躺在躺椅上，正吃着花生。
    看门的老张突然小跑进来，喊道：“四当家的，有两个朋友来看你。”
    “是谁？”
    话音刚落，两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谭嗣同和康寿延。
    “复生！寿延！”
    见到这两个故友，我急忙起身，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侠，你还是一点没变啊。不过，你这胡须该修剪了。”
    康寿延上前，热情地拥抱着我。
    谭嗣同亦走来，拍了拍我肩膀，眼眶突然泛红了。
    “是啊，我一直这样。你胖了不少，但复生瘦了许多。”
    我仔细端详着两人。只见康寿延那脸，都胖成了西瓜。而谭嗣同明显消瘦不少，只有那眼睛依旧坚毅、明亮。
    “李闰，她好吗？”
    “她很好。和我一起在湖南教书，她很开心。”
    “寿延，你那洋媳妇这里轱辘多呢？怎么不带她来北京，让兄弟们认识认识？”
    康寿延笑嘻嘻地说道：“她在香港忙自己的事情。下次吧，下次一定。”
    谭嗣同问道：“我大哥不在镖局吗？”
    “不在，几天前，镖局接了个单子。师父领着大师兄去押镖了。”
    “源顺镖局也算是老字号了，怎么还让我大哥亲自押镖啊？”
    我不禁苦笑，说道：“什么老字号。哎，镖师和趟子手都走了三分之二了。”
    “为什么？”
    “你们有所不知，唐津铁路都连接到北京了。这铁路越长，我们镖局的生意就越难做。
    很多镖师和趟子手纷纷改行，有的去当了护院，有的去码头搬货，有的回乡务农去了。
    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子，我师父放心不下，便亲自带队护送，免得出了差池。”
    “啊！怪不得进来的时候，感觉镖局里冷冷清清的，好多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没人居住。”
    “不聊这些了。对了，你们这次来……”
    “来找我哥的。”
    我看着康寿延，疑惑地问道：“你哥是哪位？”
    “你在北京，应该听过他的名字。我哥就是康有为。”
    “啊，康先生是你哥？是亲哥吗？”
    “不是，是堂哥。我还有个堂弟叫康广仁，和我堂哥才是亲兄弟。广仁现在也在北京，和我堂哥在一起。”
    谭嗣同笑着说道：“我在湖南时，初听到康先生呼吁举人们联名上书，抗议签约，要求变法，就十分佩服。
    后来读到康先生的万言书，又听到康先生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更是心仪已久。这次便拉着寿延一起进京，为我向康先生引荐。”
    哦，原来如此。
    自从官员、举人们上书，被清廷所拒绝后，康有为便将自己写的万言书印刷无数份，到处赠人。
    不久，举人们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中得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便留在北京，和自己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举办《万国公报》，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声望大涨。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康有为和陈炽呼吁发起强学会，议论时政，呼吁变法。
    在帝师翁同龢的支持下，强学会的声名大起。好多实权派人物纷纷捐钱入会，或成为赞助人。
    比如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淮军统领聂士成、毅军统领宋庆各捐三千银元。
    连李鸿章也要捐两千银元入会，结果被拒绝。
    《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后，京城中谈论时事之风渐浓。甚至在茶馆之中，也有人公开议论朝廷之事，评价朝廷大臣。
    我和师父听多了，也听出了一些门道，才知道朝廷内部也像武林中一样，党派林立。
    最主要的便是听命于慈禧太后的后党，和听命于光绪皇帝的帝党。
    后党的领袖人物便是李鸿章、和创建武卫军的荣禄。帝党的领袖人物便是户部尚书翁同龢。
    而在其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下，康有为名噪一时，追随者和支持者渐多，被世人称之为维新派。康有为自然而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
    “本来，我想直接带着谭兄，去见我堂兄。昨天，谭兄说，好不容易来趟京城，还是要先见你和王大侠。这不，一大早，我们就过来找你了。”
    “我正好今天没事，便随你们一起，去拜见康先生吧。”
    “那是最好不过了。”
    “走吧。”
    强学会的会址在北京西城的一条胡同内，离我们源顺镖局并不算远。
    我们三人一路询问，走进了这条胡同。远远就听见洋人印书机的机器声音。
    在胡同最里面的三间相邻的房子上，挂着三张牌匾。中间的牌匾写着“强学会”，左边写着“救亡图存”，右边写着“变天下之公理”。
    就在这时，“救亡图存”牌匾下，走出一个人，看见我们三人，愣了一下，便朝我们快步走来。
    “堂兄！你怎么来了？”
    “堂弟！”
    康寿延见到他，喊了一声，便拉着他的手，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家乡话，大概说的是粤语吧。
    我和谭嗣同在一旁，完全听不懂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一会，康寿延才想起来，改讲官话，把我们相互介绍起来。
    原来，这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正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寿延的堂弟——康广仁。
    “你们来的好不巧啊。我阿兄三天前，刚离开北京，南下湖广，去拜访总督张之洞大人。你们要是来早一点，就好了。”
    谭嗣同一听康有为不在北京，不禁大为失望。
    “不过，梁启超今天刚好在会里。不如，我先带你们和他认识一下。”
    “那就麻烦堂弟了。”
    谭嗣同一听梁启超今天在，突然又微笑起来。
    我们三人跟在康广仁后面，走进强学会的会址。
    里面有四人，有的在校对文字，有的在装订书刊。其中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坐在最里面，提笔写文。
    写了一会，他又停下来，皱着眉头，低头沉思，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的椅背。
    在我的角度看去，他那额头大得有些显眼，宽广而饱满，让人有种冲动，忍不住想要摸下他的额头。
    若不是他微微低着头，我差点没看到，那被额头挤到后面的发际线。
    康广仁和其余几人打了声招呼后，便径直朝那大额头的年轻人走去。
    “启超，我和你介绍下几个新朋友……”
    他果然是梁启超。
    梁启超站起来，面带微笑，静静地听完康广仁的介绍，以及谭嗣同对自己来意的说明。
    然后，梁启超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康有为举办强学会的初衷，讲到甲午战争，最后讲到各国的变法。
    仿佛，梁启超每见到一个陌生人，都想说服他，加入变法图强的阵营中来。
    而且，我从来没见到一个人，如此能言善辩，可以一口气不停地演讲一个小时。
    后来，当我见识到康有为的高谈雄辩后，才发现，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两人天生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
    也许，卓越的演讲能力，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必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