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老侠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喝了口茶，继续说道：“然而，在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中，康有为却是为数不多，得以安享天年的一个。相对慷慨赴死的戊戌六君子，老天爷对他可算是不薄。”
    “是啊，特别是谭嗣同拒绝了友人的帮助，放弃生的机会，决定以死来殉道变法事业，以激励后来者，真的是做到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在狱中墙上刻下的那首诗，至今仍然传颂不息。
    我记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那些被捕的青年们，在入狱时毫不畏惧，个个高喊着，愿为谭嗣同。光是想象，那场面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我想，1898年，戊戌六君子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所流的血没有白流。谭嗣同他们虽然死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且薪火相传，不断激励后来者，走在变法图强的路上。
    正如他所说的，明天的事，就留给明天的人去做。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慷慨赴死。”
    “没错！除了激励后来者，戊戌六君子的死，还为后来者鉴，重新开辟了新的变革之道。
    就像一本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一段剧情，郭嵩阳替好友李寻欢迎战劲敌荆无命。
    结果不敌，被荆无命刺中二十六次。但郭嵩阳在临死之前，拼尽最后一分力气，将自己连人带剑插入山石，以便李寻欢能够从他的伤口中，观察出荆无命的奇诡剑法。
    所不同的是，郭嵩阳是为友以身试剑，然谭嗣同六人则是为国家以身试剑。
    俯身察看战友模糊的血肉后，一部分维新派顿然醒悟，想寄希望于清廷上层，进行从上至下的不流血的改革变法，来实现中国的富强，是行不通的。
    他们开始发动民众，开启从下至上的流血的革命，来掀翻帝制。
    比如，谭嗣同的发小兼战友——唐才常，他悲痛谭嗣同的惨死，开始广泛联络各地维新派人士，筹建中国议会，发动民众，建立自立军七军。
    1900年7月，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湖北的汉口、汉阳，以及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
    但由于叛徒告密，自立军的总机关不久被张之洞的军队所掌握。唐才常等三十余人被捕。失去指挥中心的各地自立军很快就自行瓦解，各自散去，起义失败。
    在狱中，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一样，不惧生死，谈笑风生，并在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
    临刑前，唐才常又留下绝笔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他用最后这两首诗致敬了自己的平生挚友——谭嗣同，表示自己也在舍生取义的路上。
    如果说，谭嗣同为中国之变法，流的是第一滴血，那么唐才常流的便是第二滴血。
    唐才常和谭嗣同相知、相交二十余年，同为湖南浏阳人，同是三十三岁赴死。
    国家的积弱，相同的志向，深厚的友谊早就把两人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生死相随，风雨同路。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然而，这件事情上，往往是说的人极多，做的人极少。
    所幸，谭嗣同死后的十四年，唐才常死后的十二年，中国帝制的大厦轰然倒下。
    革命的种子一旦播下，迟早有天会发芽、开花的。”
    “前辈，张之洞不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吗。他们洋务派为什么不能和维新派走到一起？”
    “哦，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时间要从1839年说起。1839年前，当时的国人都做着一个梦——天朝上国的梦。绝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也不想知道。
    恰好这一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广州禁烟。有一次，一艘名为杉达号的英国商船被台风打翻，船员被当地军民搭救。
    林则徐便去慰问，顺便通过洋人的翻译，和船员们闲聊。这一聊，就把林则徐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暴露了，所问、所说闹了许多笑话，引起船员们大笑。
    其中一个船员感慨地说道，大清的钦差大臣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赶不上我们普通的船员，真是让人想不到。这种无知之痛，使林则徐大受刺激，他决心采访夷情，知其虚实。
    林则徐一方面开始广泛搜集外文报纸、书籍、地图、知识手册等；另一方面从那些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中，挑选了十几人，专门负责翻译，并先后整理、汇编成《四洲志》《澳门月报》等书、报。
    再后来，林则徐被革职后，便将翻译过来的全部书、报，全部交给好友魏源。魏源不负重托，汇总编制成《海国图志》，并在书中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这就是开眼看世界的开始。然而，魏源这本《海国图志》，很快就被清廷列为禁书。
    一些守旧派官员认为，魏源在书中对洋人进行了美化，有辱国体，直接将《海国图志》列成禁书了。
    特别是在《海国图志》卷六十中，写到了美国黑奴的待遇，看起来比大清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舒坦。连洋人的奴，都比清廷的民过得好？这是让卫道士们接受不了的。
    总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描绘，中国比起其他国家是弱小、落后的。这自然就引起许多理学大儒的群而攻之。
    再一个，《海国图志》无益于科举考试，读书人自然不会去冒险翻阅禁书。没多久，《海国图志》就在中国销声匿迹，只有极少人收藏起来。
    《海国图志》被禁几年后，一艘中国商船来到日本的长崎港口。这在当时，也是日本唯一可以通商的港口。日本海关人员例行检查，结果搜出一本《海国图志》。
    由于书中图文写到了基督教，被当时的日本所不允许，便强制收缴了此书，并上交给海关的官员。
    这名日本官员本来就喜欢研究中国文化，觉得新鲜，就随手打开《海国图志》一看，才翻阅几页，就惊为神书。
    也就是这一刻，《海国图志》在海外遇到了伯乐。这名日本官员仔细研读《海国图志》后，立刻将其译成日语，并向日本政府强烈推荐此书。
    恰逢，日本刚刚遭遇黑船事件，同样受到列强的凌辱，被迫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呼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日本幕府得到《海国图志》后如获珍宝，认为这是治国解困的良药，开始广泛印发，并要求日本居民都来看这本书。
    这为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改革变法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所影响。
    林则徐、魏源想要引进西学，启发民智，没料到，却为他人做了嫁衣。
    开眼看世界并不能唤醒天朝上国梦。真正把梦唤醒的是两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参战人数约十余万，英军不到一万。结果是大清惨败，阵亡约两万三千人，而英军阵亡仅仅是六十九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投入参战人数将近三十万，英法联军约六千人。结果又是大清惨败，阵亡约两万两千人，溃逃者无数，而英法联军阵亡仅四百零五人。
    不忍目睹的惨败，终于唤醒了清廷里的部分官员。洋务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正视自己的不足。
    他们喊出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的口号，开始向洋人学习科学技术，大量买进枪支弹药、火炮、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