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深知，土地问题是封建王朝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土地兼并，就解决不了底层民生问题。

    作为皇帝，大明最大的地主，朱允炆始终是需要剥削农民，维护地主阶层利益的，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朱允炆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喊出“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口号，不可能将“最广大群众利益”放在大明利益的最高处，但朱允炆必须想办法，解决土地过度兼并。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纯碎为了百姓的生存，以表示自己的悲悯，更多的是从大明未来去考量，因为土地兼并，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关系着王朝更迭！

    不想大明两三百年就灭亡，土地兼并这匹疯狂的马，必须有一根缰绳，否则，它会拉着大明，坠落悬崖。

    土地，对于任何王朝而言，都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

    它成就了很多奸臣，也拖累死了很多忠臣，它支撑着一个个王朝的兴盛，也挖掘着一个个王朝的坟墓。

    古代的土地关系，是极为复杂，很难说清楚的。

    在原始氏族或部落时期，大家都是穷光蛋，连个衣服都没有，自然不会谈什么私有，你捡来的石头，我也可以拿去打恐龙，你手里的果子，我也能啃一口，大家谁分谁啊。

    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初的原因还是与生育能力有关。

    这边二十年生了一百个，那边生了五百个，人家一招呼，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一大堆，什么氏族公社，不搞了，谁人口多，谁分的东西多。

    于是，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家族公社，后来男人一看，自己有力气能打猎，也能打人，有吃的也有喝的，凭什么要被女人欺负？

    于是，女家长时代结束，男家长时代开启，父系家族出现。

    既然都是家族了，那原本的氏族财产，像是肉啊，果子啊，毛啊，石头啊，那自然也就成为了家族财产。

    什么公有制，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抢过来也是我的。

    私有制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这个过程并非是短时间的突变，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形成。

    在夏商周时期，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

    《尚书·酒诰》中记载商朝时期：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旅，宗工，越百姓里居。”

    需要解释下的是，这里的外服不是给你贴膏药，内服也不是让你吞下去。

    内服指的是京畿地区，国家京城，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区。

    这意味着商朝时期，分封诸侯已成常态。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记录更多，在《左传》中记载：

    “昔盛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商周时期嘛，人口不多，生产力不高，哪怕是国家搞分封制，大部分也都围绕着都邑，周围良田多，大家一起搞建设，加上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这边修一条路，那边修一条沟渠，站在高处一看，呀，这不是“井”字吗？

    嗯，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采取的就是井田制。

    当时的农民就是干活的，贵族就是监工，没事的时候就跑到田边瞎指挥。

    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分封制，但田地是国家的，不允许私自买卖、转让，而且是需要“贡税”的。

    这种土地制度，可以说是国有制之下的贵族土地私有制。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为了壮大实力，开垦出了大量私田，而这些私田是不需要纳税的，既然这些东西是自己的，诸侯自然不愿意在“公田”之上投入人力，所以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

    私田增多，公田没人种，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

    公元前594年，鲁国推行“初税亩”法令，法律上要求，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按亩征税，私田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法律认可。

    后来商鞅变法，井田制被正式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

    秦始皇兼并六国，说白了就是土地之争，无数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奋起反抗，但终没挡住秦始皇的大军。

    秦一统时代，原来的地主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俘，大片的土地荒芜。为恢复生产，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法令。

    黔首，即百姓。

    秦朝时期不再采取授田制，而是鼓励农民开荒，占据土地，政府并不限制。而这种制度的存在，肯定了农民土地私有，也制造出了新的地主。

    秦朝之后，西汉开国，采取的是汉承秦制，承袭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

    西汉初期的国策，突出特征是“黄老无为”、“休养生息”，国家不管，地方自主，土地私有制如同脱缰野马，发展迅猛。

    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子乡曲”的现象。

    疯狂的土地兼并，让大批官僚、贵族、豪强、商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一个个“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毫其积委”，继而出现了“强者规圃以予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问题。

    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董仲舒为其献策，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即给出田产限额，说清楚，最高能占据多少田产，多了之后，国家是要管管的。

    然而汉武帝时期的管管，只存在于字面上，最多训斥几句，罚一点银子，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毛毛雨的惩罚，轰隆隆的利益，导致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汉哀帝时期，“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已成常态，无奈之下，汉哀帝“限圈”之策推行，当官的最多只能占据三十顷，商人不准随意占地。

    不过汉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着土地一点点被兼并，因为他们的惩罚举措都没有跟上来。而缺乏管控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豪强地主田庄。

    三国时期与曹魏时期，主要的土地制度，那就是豪强地主私有制。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这种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按人头分地，一个人分多少亩，简单，直接，粗暴，但不持久……

    原因很简单，均田制是允许超额占田的，也是允许土地买卖、转让的，至于买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亦或是被抢走的，地主谁会在意这些。

    再说了，生个人就得几十亩地，一开始地广人稀可以分得过来，你们天天造娃，人那么多，怎么分得过来？

    既然均不了，还不如被拿走……

    这是地主的思维。

    哪怕是唐代后期不断制定法律，禁止土地兼并，但也无济于事，地主养成了，一个个都是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谁能管得住？

    宋朝并没有吸取唐代灭亡的教训，宋朝是一个很厉害的朝代，他们在土地关系上，采取的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

    意思就是，只要朝廷能收税，你们该怎么兼并，那就怎么兼并，随你们自己玩。

    这种政策的存在，导致宋代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程度，哪怕是北宋玩完了，他们也不认为是土地关系的错，南宋接着玩。

    因为土地都在地主家里，所以整个宋代，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极少数的，而没有土地，依附于地主的佃农却是大多数的。

    也正是因此，宋代的租佃制度极为完善，甚至还出来了专门的租佃合同，租佃法律……

    当然，主要是保护地主家利益的，比如你累死了地主家的牛，那你就是地主家的牛，如果地主打了你儿子，那人家是没半点损失的。

    后来元朝时期，统治者是蒙古族系游牧民族，人家骑马的人，谁会管土地问题，只要有草原，那就是够了。

    所以在元代初期根本就不管土地的，底下怎么整，没人在乎。

    后来忽必烈也意识到，总不管土地也不行，所以颁布了一些法律，但元朝的法律，就像是他们手中的马鞭子，自己用来打人的，不是拿来抽自己的。

    所以，法令可以颁布，但蒙古人是不需要遵守的。

    于是出现了“今王公大人乏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之事。

    元朝的覆灭，与地主过度剥削、农民没有田地有着直接关系。

    朱元璋他们家一开始就是地主家的佃农，多悲惨？

    死了都没地方埋……

    后来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在土地所有问题上，直接规定，只要是你耕垦的、开垦的土地，那这些地都是你的，而且三年赋税徭役全免。

    所以在明代初期，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是相当多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设司农司，“计民授田”，分配了部分土地给农民，洪武二十七年，鼓励开荒，给予其牛、农具……

    但朱元璋没有遏制土地兼并，他默许兼并，默许土地集中起来，其分封藩王，这本身便附带着分封土地，加上明代初期的藩王，大部分都带着“野心”，多占几百万亩地也很正常。

    一些藩王甚至直接将所在城池当成了自己家，整个城的大部分，都成了王府产业，城都能占，占个地算什么……

    朱允炆知道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有多厉害，所以推出了“遏兼并国策”，然而，这条国策也有漏洞，那就是允许“合法”买卖。

    虽然设置了农税司，把关买卖环节，但人家你情我愿的事，朝廷实在是管不住，所以导致了一个现象：

    “遏兼并国策”提高了交易成本，但却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自从杭州知府虞谦上奏以来，朱允炆都在苦思冥想，寻找破解之法，而五年基建规划，也是朱允炆破局土地兼并的一条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