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世而言，舆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团结，影响巨大。也正是因此，有了无数行走的五十万，专门在舆论方面下黑手。

    在明代，乃至整个古代，舆论问题始终都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虽然历代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他们单纯的认为，民心存在于仁政上，只要皇上不折腾，不要加赋税，不乱用民力，那就有民心。

    这个观点，貌似还真的是正确的……

    只能说古代百姓的需求很是简单，他们没学习过马斯洛同学的需求理论，一辈子只在与生存斗争，处在需求理论的最底层：

    生理需求。

    有饭吃，有衣服穿，有老婆孩子，足够了。

    安全需求那是啥，种地又不需要担心天上掉板砖，朝廷不来人，就是最大的安全。至于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高等需求，都是士人阶层、富家子弟所有，与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简单的需求，对应的是简单乏味的生活，同时，还有无尽的空虚与寂寞。

    很多人认为老百姓一大早出门种地，披星戴月而归，累得要死要活，没什么精神需求，那纯碎是胡扯。

    越是底层的人，越是挣扎的人，精神越是匮乏，越是空虚，同时，也越容易被塞入一种思想，他们不会在乎这种思想是张邋遢仙人的，还是观音菩萨的，亦或是白莲教的……

    遇到什么，就往脑子里塞什么。

    佛教走到这个村落，那村落就信佛，道家深入寨子，寨子就信道，白莲教来了，那自然也得喊几声口号，支持下弥勒。

    而朝廷呢？

    哦，忙着内斗呢……

    舆论就是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在京师音量高，在府州还行，在县多少还能听得到，但是到乡里……基本上就是“马什么梅”的状态。

    民间经济很是薄弱，底层建筑都还没打好，若是妄谈上层建筑，发展舆论，推动民间“精神”与“思想”建设，似乎有些荒唐。

    可佛教不觉得荒唐，道教不觉得荒唐，就连白莲教也不觉得荒唐，所以，民间百姓几千万，只有畏惧朝廷的，没几个信奉朝廷的，而他们信奉的，是那些控制了民间舆论与话语权的宗教。

    所以，朱允炆决定借山西移民的机会，打造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工具，争夺民间话语权，提高朝廷在底层的影响力。

    于山西设置宣传司，只是试点，一旦试点取得成效，那将在中央设置宣传局。

    “皇上，恕臣无知，这宣传司为何？”

    胡濙实在是想不出来，只好低头问道。

    朱允炆虚空画了一条线，道：“山西卫所大军一旦出动，受惊之处怕只是卫所周边，不及山西全域，但若人为引导，宣传此事，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方可真正形成压力，促使百姓积极响应迁移之策，这就是朕准备设置宣传司的初衷。”

    眼下的初衷，只是服务于移民大局。未来的目的，是服务于大明统治。

    胡濙这才了然，原是一尚未设置机构。

    皇上登基之后设置了很多新鲜的机构，像是什么科技局、安全局、二炮局之类的，弄个宣传司也不显得突兀。

    只不过宣传司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

    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这就意味着全覆盖式的宣传，无遗漏的告知。

    这简直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胡濙沉默了，答应皇上容易，做到实在是太难太难。

    朱允炆也知道很难，毕竟山西面积很大，百姓们又不都住在大都市里面，一个街道办大爷大妈可以管几万人，需要传个消息，只需要找他们发个文件，打个电话就搞定了。

    山西地势是“两山夹一川”，东面有太行山，北面有恒山、五台山，西面有吕梁山，中间是个“多”字形断陷盆地，百姓在平原盆地还好说，跑跑步，扯开嗓子喊喊还能把消息传出去，可住在半山腰、山里的百姓，该怎么通知？

    爬山？

    只能如此。

    但问题是，自己不可能给胡濙很多人来办这件事，最多三百人。

    用三百人六百条腿，去通知四百万双耳朵。

    嗯，就是如此高的难度动作。

    胡濙没有辜负朱允炆的期待，凝重地答应下来：“臣可以去山西担任宣传司郎中，但需要一批匠人随行前往。”

    “哦？说说你的打算。”

    朱允炆眉头微动，眼前的胡濙并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估计了困难之后，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匠人，就是他的办法。

    胡濙一脸严肃，讲述道：“皇上，引导舆论，加大宣传，无外乎将声音传出去。若挨家挨户通告，自不可能完成任务。故此，臣打算借匠人之手，雕版数百，日夜刷印，以散发告示的方式，将消息广传于众。”

    朱允炆思考了下，摇头道：“告示乃是朝廷对百姓传达政令之窗口，若滥用于消息，于长期不利，此举不可为。再者，若告示有用，还需宣传司作甚？”

    胡濙陷入了矛盾之中，若皇上连这个权限都不给，那谁也办不成此事啊。

    朱允炆轻松一笑，对紧张的胡濙道：“告示虽然不可行，但朕还是可以给你匠人，不过不允许刷印府衙告示，而是刷印报纸。”

    “报纸？何为报纸？”

    胡濙愣住了，自己从未听闻。

    朱允炆站在亭子边，看着生出薄雾的莲湖，轻声道：“报纸，就是邸报。”

    “原是如此。”

    胡濙释然。

    一些人主观地认为报纸是舶来品，西方产物，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报纸，无论是手抄版的报纸，还是印刷版的报纸，都最早出现于中国。

    早在唐代“开元盛世”时，中国就出现了最初的报纸，当时名为“报状”。

    报，古义是发布公告的意思；状．古义为官方发布的文书，后来出现了“进奏院状报”，这里的进奏院，其实就是藩镇老大们的驻京办事处……

    当时报纸名为《开元杂报》，手写板，按照后世的类型划分，这份报纸可以归入为“日报”的行列，即所谓的“系日条事，不立首末”。

    这些报纸的内容大致是：

    今天上午皇上种了地，下午官员参加了某个礼仪，晚上谁上了什么奏折之类。

    到了宋代，报纸行业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出现了邸报的说法。

    能写出“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也说明苏东坡经常拿着一份邸报看，并对邸报的内容颇有不屑。

    宋代的报纸可就不是日报了，可能是旬报，如果偷懒的话，那就是月报……

    当然，老宋家很有保密意识，规定“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等。

    官报如何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宋代的时候，出现了小报。

    小报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是非官方民办性质的报纸，发行日期不定、内容多少不定，当时的百姓对这类小报还有另外一种称呼：

    新闻。

    这样一看，宋人早就开始玩转新闻报纸，开办自媒体了……

    但是，这些新闻小报不是官府审核的，你们这些人也没办-证刻章，也没给朝廷送好处，还经常揣测、臆想、瞎编新闻，这不合适啊。

    虽然朝廷不重视民间舆论，但也不允许你们“撰造浮言”、“乱有传播”，禁了吧。

    元朝管得更严了，严到什么程度，小报不允许办，那什么，邸报也免了吧……

    大家一起下岗分流，这不就没散播谣言的危险了？

    可邸报还是有好处的，民间不办，朝廷也得需要办，毕竟这个东西有着管控地方、传达指令、沟通重大事务的重要功能。

    于是，朱元璋又恢复了邸报。

    明代邸报发布与抄传主要有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

    通政司“出纳王命，通达下情”，无数政务都是从这里传到地方的，也有着丰富的邸报素材。

    六科则主要采集、记录朝廷事务，补充邸报素材。

    提塘则负责向地方进行抄传。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明代中期出现了民办报纸，嗯，取得了营业资格证的那种。

    但是，就当下而言，明代的邸报还是很传统，仅仅只是服务于官僚系统，没有民营报纸。

    朱允炆自然不可能让胡濙辞官，去开办民营报纸企业，既然是官员，弄个国营报纸企业不就妥了？

    告示不能碰，邸报不能用，另起炉灶啊，多大点事。

    “你此去山西，带匠人可置办宣传司，开办大明民报，朕会安排一些翰林官员随行，负责主笔，一定要刷印，不可手抄。大明民报如何讲述声音传入民间，如何让目不识丁的百姓需要大明民报，需要做很多事……”

    朱允炆真的很郁闷，印刷术、纸质术都已经很成熟了，可谁能想到，几百年中，报纸清一色手抄版，只有在明末崇祯时期，才有人开窍，开始用印刷版。

    也不知道这些年，从事报纸行业的仁兄都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