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帝在位四年,重启新政,整顿吏治,消除党争,一改万历后期弊病,几年间使国库充实起来，大明眼下四方都有兵事发生,但是钱粮军费确能调度周转。
    若照此发展,十年大明就能实现中兴，泰昌帝到时也可以称“作有中兴明君”，只可惜大明皇帝自成祖后就没没几个长寿，大多是三四十岁就崩逝。
    大丧二十七天，在大明范围内禁止一切婚嫁，宴饮等娱乐活动。
    江南之地的叛乱虽有辽东女真等势力的暗中支持，最终在张维贤雷霆之势下被平定。捷报传到京城，将原本肃穆的京城气氛冲淡了不少。
    泰昌四年十月底守孝期满，朱由校在太和殿正式登基，年号天启，定明年正月初一起为天启元年，登基后并没有立即大肆提拔亲信，将贴身大伴李进忠提拔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陈禹升职成锦衣卫指挥使,封太子少师,前督都府左督都的正二品高官。
    西南西北袁崇焕,孙传庭也捷报频传，泰昌四年九月初两人出京赴任。九月底袁崇焕率军五万抵达黔州，召西南各地土司首领会盟，来黔州会盟土司多达六成。
    袁崇焕将出京前御书房议定的招抚之策用出，各前来会盟土司纷纷满意朝廷条件，与袁崇焕达成多方友好协定，配合朝廷大军平定西南作乱反叛士司。
    御书房对西南各地土司给出的条件也简单直接。朝廷认同各土司对所有地的特权，并赐封各归顺土司正四品参将之职，可择子嗣一人入京到五军督都府任职，将来由其接任参将之职。
    此策为西南各地土司所认同，只要土司子嗣不绝“参将”之位就会“世袭”传承。
    十月中旬袁崇焕发兵黔西南，各归顺土司熟悉当地地形，顺理成章的成为大军向导，月底剿灭盘踞在黔地数百年的最大土司“杨氏”，其余攀附于“杨氏”作乱名中小土司旬月内全都土崩瓦解，西南之地局面大体向平稳安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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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陕甘之地自秦汉至隋唐年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千年的开茛耕种使土地肥力渐渐退化，到宋元时陕甘之地已经变的非常贫瘠，远不如淮河,长江之地富裕。生活在此，百姓在地里忙和整年，到头来也是变不出三瓜两枣。
    江南民乱是因朝廷新政损害了士绅利益，西司士司叛乱是土司不满朝廷收回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那西北的民乱暴发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穷山恶水出刁民”，此话就是那里真实写照。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时，西北名地的百姓不满情绪只需一个火星引火，就能迅速燃烧起熊熊大火。
    榆林府下辖的一个县在粮食秋收刚完成，就派人强征课税。原本还指望凭此过冬的粮食也瞬间没了七八成，生存都没了指望，百姓长期被剥削压迫的不满一下就爆发，官逼民反的结果就发展的顺理成章。
    孙传庭到陕地后并没有着急平叛，反而是先杀了陕地一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再调集一批粮食发往乱民聚集地不远的州县设置免费粥棚，吸引分散乱民。最后围堵四面八方进出的通道，布下天罗地网，阻隔乱民扩散。
    三种措施组合施展，不到两个月，组织挑动百姓叛乱首领王自用,高迎祥等人主动解散乱民向官兵投降。
    孙庭传手段高明,兵不血刃,不费一卒一兵将一场兵祸消弥于无形，让满朝文武对其刮目相看，更有甚者在陕地百姓中流传孙青天,活菩萨的美称。
    西南,西北虽有民乱，最终未对两地造成严重损伤。江南粮财重地，叛乱造成各府县百业萧条，想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恐怕还需几年。
    泰昌帝在位期间，财税收入连年增长，朝廷各项开支随之加大，未来几年如何维持庞大的财税来源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
    朱由校召开几次大朝会集众人之智都没能商讨出大致的策略，甚至有户部郎中简单粗暴建议，苦一苦百姓加税一成，以度时艰。
    该建议得到不少同僚附议，加地里扒食百姓税与他们吃皇粮的有什么关系！
    附议,赞成之声一片。大殿内众臣像商讨出重大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般眉欢眼笑。
    大殿内群臣轩轩甚得，最前面几位大佬眼角余光扫了眼御座上脸色铁青的天子。见状吏部尚书站出来对提议的郎中加以驳斥。
    户部郎中张轩昌见提议获得同僚支持好评，正自洋洋得意间，兀得听见有人指名道姓反驳。
    “张轩昌你小小五品郎中，安敢提此祸国殃民之策！你不知永不加赋是太祖铁律？东南,西南,西北刚刚平定，此策若出那天下岂不是又得生出多少事端，
    陛下，臣弹劾户部郎中张轩昌狂悖学浅，无法胜任户部郎中之职，今永昌府保山县令病死，臣举荐张轩昌为该县县令”。
    “准奏”！
    张轩昌懵了，平时孝敬送礼都做了，不明白吏部天官尚书为何整自己。保山县在哪听都没听过，去做县令！还连降四级，那十几年的功夫全都白费了。
    同僚官员中有知道保山县在何方位的，瞬间就不淡定了，看向张轩昌眼里充满同情。
    能参加大朝会的官员，除张轩昌这类尸位素餐之辈外大多数都是人精，从皇帝毫不犹豫同意将张轩昌贬官，察觉到加税的办法皇帝很厌恶。
    张维贤,陈禹两人默契对视一眼，张维贤点点头，身后成国公朱纯臣得张维贤暗示后出列奏事道:
    “陛下！臣有一策，或可解决朝廷的难处”。
    对朝堂政务之事,勋贵极少发表什么意见与建议。
    朱由校对勋贵能给出什好的意见也并未抱太大希望，可奈何内阁,六部的官员商议几次都没能给出个满意的方案。朱由校想到成国公此刻出班提奏，应该是代表全体勋贵意见，抱着姑且听听的态度准了朱纯臣。
    “臣提议，在天津卫,松江县,广州府则一地重开事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