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军经蓝田从牧护关翻越秦岭，大雨如期而至，耽误两天后再次启程，过黑龙口沿丹水谷地而行。
    武关道北端大体沿灞河行进，往南基本沿丹水走，从安史之后特别是淮西割据后，漕运时时受到威胁，这条关中连接荆襄淮南的古道，战略地位直线上升，期间经过数次大规模整修，最近的一次是三年前，路况还算不错。
    虽然有沿途州县驿站提供补给，可几千人每天行军与停歇住宿依然非常繁琐，每天六十里已经是极限，烦了可不仅是安西军主将，他还是唐邓两州的主官，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与大队步卒慢慢磨，看兵将愈发纯熟，军纪也没什么问题，干脆带三十骑先行一步，让旭子率领大队慢慢走。
    沿大路纵马急行，夜晚宿于驿馆，三天后过去秦楚咽喉的武关，而后走出大山进入邓州界，也就是他自己的地盘。
    进入内乡县的第二天，离开官道走了几个村子，无一例外穷困残破，此后他不再住驿站，一路投宿于客栈农户，又分别在菊谭县和新城县逗留三天，直到六月二十九，在淋漓细雨中抵达了邓州城。
    按例封疆大吏出行赴任皆有相应的旗牌号鼓，以他现在的官职，全套礼器打出来加上随从侍卫等至少得有几百人，沿途州县的迎送也都有规矩，像他这种直接骑马赴任的堪称奇葩。
    到正堂坐好，代理两州政务的李德裕率领邓州大小官员十余人大礼参拜，正式见过主官。
    一州除了刺史，还要有别驾司马长史作为佐官副手，这三位没有具体职务，实权大小看刺史安排，可能权力很大，比如李德裕，也可能一点权力没有，比如老白元九等司马。
    再往下是功，仓，户，田，兵，法，士七曹参军事负责具体事务，类似朝中六部，还有负责纪检的录事参军事，叫纠曹。还有出使参军掌管通讯以及迎送，经学博士管教育，市令专管市场，医学博士管行医等等。(下州不一定齐全，可能一人兼任多职)
    前边是官，后边则是各曹属吏文吏，至于衙役及兵卒下人则直接跪在外面，这就是一方主官的威风，非京官可比。
    “主官留下，其余人该干嘛干嘛去！”。
    待闲杂人退去，烦了懒得跟这些人扯淡，直接问道：“邓州现有多少民户，多少富户，丁口，僧尼道，良田劣田，士卒兵将，府库积蓄，狱中囚徒，官田营田，且一一报来”。
    作为一地主官，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家底，李德裕来此半年多，大概情况已经摸清，遂一一回报。邓州七县共计一万两千余户，四万六千多口，丁万三千，壮女万五千……兵三千，府库刚收了夏税，计粮……
    烦了静静听完，面沉如水，思索片刻道：“都先下去吧，给各县县令下文，带户册田册速来见我！去驿站叫白居易和元稹来府衙，文饶随我来后堂”。
    老白从江州出发，元九从达州出发，坐船到襄州都很方便，从襄州到邓州一百八十里皆是坦途，比他还早到几天。
    坐于后厅正位，皱眉轻叹一口气，情况比他预想的要差。
    邓州位于南阳盆底中央，武关道穿州而过，交通和水运都算便利，土地肥沃利于耕种，自古以来就是产粮重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三百八十里，这么大的一块宝地，竟然只有一万多户，四万多口。
    而在开元年间，这里光在册的就有四万户，十几万人口……
    李德裕看出他脸色不好，拱手道，“大帅，属下惭愧”。
    烦了摇摇头，“非文饶兄之过”，李德裕接到任命没多久，而且也不敢动作太大，不可能马上做出成果。
    酒菜摆好，元白二人也到了，正式向烦了行礼，也都感慨万千，没想到三人会在这里重聚，也没想到，那个给他们端茶倒水的年轻人竟然做到了一方大吏，成了他们的上司。
    烦了给三人斟酒，随意道：“都不是外人，不需许多客套，来，边吃边聊，都说说看，邓州该怎么治理”。
    吃了两杯酒，大嘴巴元九先忍不住开口了，很简单，杀贪官，“一个县令苦一方百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来的路上到新野县看了下，税吏如狼似虎，巧立名目加倍收税，逼的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老白的意思跟他差不多，但同时也要惩治豪强与恶僧，僧侣占地太多又不事赋税，与豪强勾结欺压百姓，使小民失去土地，沦为他们佃户，任其鱼肉。
    “文饶兄，你说”。
    李德裕沉吟片刻，答道：“邓州有三恶，第一恶是关卡，四百里官道，设了六道关卡，商旅行人每过关卡都要缴税，当真雁过拔毛，百姓苦不堪言。
    二恶僧侣豪强，前任短视，滥发度牒，僧侣甚广，与豪强勾结，不交赋税，鱼肉乡里。
    三恶税重，各县巧立名目，人头税，地头税，牛马税，桑蚕税，数不胜数，豪强分文不纳，百姓苦苦求活，如今各县因交不齐税关押的有数百人之多，牵涉甚广，民愤极大。
    邓州绝非万两千户口，有大批隐户庇于豪强，成为其私产部曲，此祸乱之源，不可不慎”。
    烦了点点头，悠悠道：“税制混乱，万恶之源也”。
    大唐立国，有感于土地兼并带来的危害，实行租佣调制，朝廷分地并严禁私下买卖，粮税称为租，大概四十分之一，缴纳绢布等丝织物，称为调，给朝廷出力干活称为庸，这就是租佣调税制。
    但不是所有人都缴税的，分课户和不课户，普通百姓照常缴税，当官的和僧尼道等出家人以及有爵位的统统不用缴，值得一提的是商贾不用交税。
    后来慢慢的实行不下去了，第一是人口越来越多，没有那么多地可分，第二是不课户越来越多，为了变成不课户，百姓们也是想尽办法。第三是不许土地私自买卖的想法不错，可人死了得把地收回来，百姓们自然不愿意，千方百计的拖延隐瞒，而且租佣调的根本是严谨的户籍管理，这无疑增加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当官的根本忙不过来，还有家里发生变故的百姓，逼不得已也只能私下里卖地，导致屡禁不止。
    磕磕绊绊的到了安史之乱，租佣调也彻底黄了摊，德宗时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大概套路就是朝廷算计一下来年花销，摊派任务给各州府。各州县统计百姓财产按贫富比例收税，而且不再按旧的户册，而是按实际居住人口收，每年分夏秋两次收取赋税，不再额外收，还放开人员流动和土地买卖禁令……
    其实两税法的想法是好的，安史之乱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就地安置也是个办法，实行起来却乱套了，不禁人员流动，按地域摊派，百姓都往富庶地方跑，导致富庶地区人口暴增，平均缴纳的税更轻。穷苦地方的人少了大半，却还要交那些税，平均到每个人就更多，简直要命。
    放开买卖禁令后勋贵豪强终于能正大光明开干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还有藩镇割据，许多节度使不搭理朝廷命令，后果就是越听话的，治下百姓越苦。朝廷没办法的刺头，百姓反而好过点，许多人被逼急了，不惜背井离乡往割据的藩镇跑，形成了恶性循环。
    租佣调肯定完蛋了，两税法又实行的一团糟，现在的局面是，朝廷已经彻底摆烂，收多少税，怎么收，完全是各地自己看着办，只要你往朝廷交钱就行，当然了，少交点朝廷也没办法。
    好了，税制就是这么个情况，朝廷放弃管束，下层官吏彻底放飞自我，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总之就是地主豪强大吃特吃，本分的百姓，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仅靠杀几个贪官和地主豪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