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赋税，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钱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顺天府，离江南隔着半个天下，凭现在的通讯手段，若是江南有什么风吹草动，北京很难迅速做出反应。
    要想加上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军队。
    所以，趁着这次裁撤卫所，朱由检便让定远侯邓文明前往南京，担任守备勋臣，宁远伯李尊祖，担任协守勋臣，二人率军南下，整训南直隶卫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营。
    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这两个人率军将要到达江苏之时，就听说了漕运卫所发生的事。两个人一合计，南直隶的卫所也不少，估计也得闹事，咱们先按兵不动，等那边闹起事来，咱们再出兵镇压，正好借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卫所军官带着人准备去哭孝陵。
    邓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惊扰孝陵的消息，二话不说，两个带着人，连夜出发，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给看住了。
    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还没赶到孝陵，就接到了邓文明派出的传令兵送达的消息。
    紧接着，就派人去将孝陵卫指挥使梅春，魏国公徐弘基，连同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请到南京中军都督府议事。
    北京的五军都督府都沦为了摆设，南京的五军都督府更是摆设，因此显得很是寒酸。
    魏国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坐在下垂手，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应天府尹吴阿衡，孝陵卫指挥使梅春，分坐两旁。
    至于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还是空着，朱由检也是有意让其空着。
    因为朱由检想尽量避免文官染指军权。
    像辽东的蓟辽总督，西北的三边总督，宣府大同的宣大总督，这些由来已久，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图之。
    那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既然还空着，那就索性空着吧。
    参与朝政的是文官，指挥军队作战的还是文官，那文官集团的势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洪武朝是没成什么气候，在建文朝时抬起头来了，结果靖难之役后，在永乐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团算是复苏了。
    像内阁大学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给内阁大学士加衔，像杨士奇就加了兵部尚书衔，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认他对文官过于优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能得到一个仁宗的庙号，恐怕也与此有关。
    到了宣德年间，宣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就只能推出司礼监来制衡了。
    而且，仁宣时期，明朝是大规模的缩边，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间丢的，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收回来。
    等到正统年间，英宗继位，英宗年幼，无法理政，朝政就由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
    趁着英宗年幼，文官集团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英宗才开始真正的亲政，等到杨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够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战死了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
    剩下的这一部分，由于大多都是英宗的亲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压。
    典型代表，就是靖远伯王骥。
    王骥虽然是文官，但他是因为平定麓川，因军功获得的靖远伯爵位。
    土木堡之变发生前后，王骥正领大军在湖广一带平定苗乱，当时的朝廷做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国榷是这么记载的：都督佥事陈友为都督同知，选南京兵千人，赴靖远伯王骥行营。
    千人，去支援作战，未免太少点。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就是去监视王骥的。
    因为王骥手里有军队，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勋贵武将的没落，此消彼长，文官集团则趁机做大。
    不仅免了江南地区的一些税，而且还染指军权。
    原来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就有带兵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明朝文官染指军权，就是从他于谦开始的。
    不得不承认，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于谦。
    正统十三年，于谦调入北京任兵部侍郎，正统十四年，任兵部尚书，手握军政大权，声名鹊起，直至现在。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于谦确实有嫌疑。
    有一种推论，夺门之变时，景泰帝听到外面的动静，第一反应是问：“是于谦吗？”
    随从回答：“不是，是太上皇。”
    景泰帝：“好，好，好。”
    不管于谦是忠是奸，你于谦身为文官，却手握军政大权，打破了以往文武的平衡，就冲这一点，他死的就不冤。
    而且，土木堡之变一直存在阴谋论的说法。
    不管土木堡之变的背后是不是有阴谋，但有一点，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被过分的夸大了，于谦这个人的作用，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了。
    土木堡之变后，说于谦极力阻止南迁，不对，他根本就阻止不了南迁。
    正统十三年，于谦才被调到京师担任兵部侍郎，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时，他还是兵部侍郎。他在京任职不过才一年而已，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地方。
    他的资历太浅了。
    同时期的老臣，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这俩老家伙资历深，尤其是礼部尚书胡濙，那是建文二年的进士，当官就当了近五十年，光是礼部尚书就干了二十多年了，那看于谦就跟看娃娃似的。
    这些老家伙不点头，于谦说破大天去也没用。
    同样的，还有孙太后，她也不支持南迁，因为她是山东人，怎么可能同意南迁呢。
    孙太后不点头，根本就不可能南迁。
    还有指挥北京保卫战，那于谦之前也没带过兵，怎么就能交给他指挥了呢？
    于谦当时虽然是兵部尚书，但是，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
    明朝当时可不是没有能打仗的武将。
    另外，北京城当时集结的军队可是有二十二万人呐。
    而且，瓦剌也先，就那点人，怎么可能攻下北京城呢。
    正常情况下，就也先带的那点人，过大同过宣府都有点费劲。
    所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就有一点说，也先是送英宗回京的，结果于谦怕英宗回来，直接下令列阵九门之外，连北京的城头都不让英宗见着。
    甚至还拿炮轰英宗，生怕英宗不死。
    明朝的历史就很有意思，史料上记载的是一个意思，可琢磨琢磨，就有可能发现是另一层意思。
    所以，关于明朝的争论，就有很多。
    还有，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有损失，但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勋贵武将死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战死土木堡的那些也都有后人袭爵。
    文官高层，死了一个首辅，两个尚书，但朝堂之上还有四个尚书呢，尤其是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这两个老家伙还在呢。
    其余的，品级最高的也不过是侍郎，朝堂上尚书还剩四个呢，缺的那俩也能补上，也不耽误六部正常运转。
    剩下的那些御史、给事中等，对朝堂来说，无足轻重。
    阵亡的士兵，那更是连一个准确的数字都没有。
    就算是军队有损失，也没事。
    北京保卫战中，可是召集了二十二万军队。
    另外，靖远伯王骥，宁阳侯陈懋，这两个人的手里可还是有几十万军队呢。
    至于军械、粮食之类的，根本就不缺。
    土木堡对明朝的损失，主要是土木堡之变后，朝堂斗争过于惨烈了。
    景泰朝，英宗的亲信旧臣被处理了，天顺朝，景泰朝上来的那批人被处理了。
    尤其是景泰帝和于谦提上来的武将，基本上都被杀了。
    像时任宣府总兵昌平侯杨洪，景泰二年的时候死了，结果夺门之后，英宗立刻杀掉了他的儿子杨俊。
    同样的，还有范广。
    石亨是因为他有军权，是等了几年才杀的，孙镗是因为他投诚了，才幸免于难。
    还有就是英宗杀掉了于谦，至今都还被人认为是他最大的污点。
    就这前后的清洗，对明朝的损失很大。
    也有人说，朱祁钰心太软，没有杀掉朱祁镇。
    其实不然，因为就算是朱祁钰想杀朱祁镇，他也杀不了。
    因为朱祁镇住在皇宫里，皇宫，是孙太后的地盘，而孙太后是朱祁镇的亲生母亲。
    不要高估朱祁钰，说不好听一点，他和傀儡没什么两样。
    朱祁钰这家伙纯粹就是捡漏的，因为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大明朝的帝位继承那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朱祁镇是有儿子的，皇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朱祁钰来坐。
    朱祁钰上位，本身就是一个夺权的过程，是文官联合朱祁钰夺了孙太后的权。
    朱祁钰要是当了皇帝，那朱祁钰的母亲还活的好好呢，那也是太后，那她孙太后如何自处呢？
    要是朱见深当了皇帝则不然，那她孙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那就可以和她婆婆张太皇太后一样了。
    可当时朱见深的年纪太小了，文官拿这个当借口，逼得孙太后甚至想让襄王继位。
    到最后，没办法，孙太后妥协了，让朱祁钰继位，立朱见深为太子。
    从此，孙太后基本上就靠边站了。
    待朱祁钰当了皇帝之后，朝政由于谦主持，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英宗旧臣在朝。
    就像那个接回英宗的杨善，他就是英宗旧臣，而且他是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接回的英宗。
    皇宫呢，则是由孙太后把持。
    另外，土木堡惨败传回朝堂后，文官群臣激愤，当场打死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
    当时监国的朱祁钰就在一旁看着，而且本人还被吓懵了。
    锦衣卫，那是天子亲军，马顺那是正三品的锦衣卫指挥使，这些文官当场打死了马顺，这就相当于是骑在你老朱家的脖子上拉屎啊。
    这就相当于造反了。
    而且，还是当着你朱祁钰的面干的，他们也没拿你朱祁钰当人呀。
    不要说这些文官群情激奋，能在大明朝当上官，站在朝堂之上的，哪个不是人精，说这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能吗？
    还有，朱祁钰想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南立为太子，还得贿赂大臣，给钱还不算完，还得加官进爵。
    景泰三年，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景泰四年，朱见济薨。
    之后，景泰帝就一直没能再生出儿子。
    景泰七年，皇后崩。
    景泰八年，朱祁钰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
    反观朱祁镇，被囚禁了八年，反而生了三个儿子。
    你品，你细品。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膨胀、坐大。
    待宪宗继位，做的还是很好的，为了制衡庞大的文官集团，还推出了西厂。
    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东厂也被文官渗透了，所以宪宗才推出了西厂。
    西厂的首任提督太监很有名，叫汪直，军事能力也是相当可以的。
    成化朝还有一种说法，叫泥塑三阁老，纸糊六尚书。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因为皇帝有权力。
    但宪宗的名声，却不是很好。
    直到弘治年间，明孝宗朱佑樘上位，文官集团便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皇帝都开始易溶于水了。
    朱由检自后世而来，最明白的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文官已经有了参政权，就不要再有军权了。
    所以，朱由检便大力扶持勋贵带兵，有点能力，还忠心，那就先让他顶上。
    就算是能力不够，我给你配个有能力副手。
    不管拉不拉屎，先把茅坑占上。
    明朝武轻文贵由来已久，要是换武将上，可能他们心中不自觉的就矮人一头。只有让这些有身份的勋贵顶上，才能勉强维持住平衡。
    至于能力，以后慢慢练，练兵场朱由检都计划好了，那就是日本和缅甸。
    定远侯邓文明，那是宁河王邓俞的后人，历史上也是自杀殉国，忠心没得说。
    宁远伯李尊祖，有能力，但资历浅，爵位传了没几代，所以就被派来给邓文明当副手。
    邓文明朝着魏国公徐弘基拱手道：“承蒙陛下信任，让我担任这南京守备勋臣。”
    “只是有点对不住魏国公，我这倒是鸠占鹊巢了。”
    魏国公徐弘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宁远侯说的哪里的话，老夫上了年岁，体力、精力都不行了，这南京守备勋臣非同小可，老夫是难以胜任了。”
    “幸得定远侯前来，老夫这才能卸下这重担，不然，老夫也得向陛下请辞。”
    邓文明缓缓起身，看向众人，“诸位，命我整训原南直隶卫所各卫所，挑选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营。”
    “南京京营定额为五万人，其中一万人为孝陵卫，仍由梅春任指挥使，刘之纶任教导官。”
    “其余四万人，分为两营，一营名为左卫营，由本侯担任主将兼督军。一营名为右卫营，由宁远伯李尊祖担任主将兼督军。”
    “另外，诚意伯刘孔炤已经从云南赶来，担任操江提督，并兼任长江水师提督，镇国将军朱以海，任长江水师教导官，负责整训长江水师。”
    “至于南京京营所需粮草物资，”说着邓文明看向了应天府尹吴阿衡，“待兵部、户部统一调拨之前，会安排军需处采买，只是我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还要有劳应天府协助。”
    应天府尹吴阿衡站起身来，“定远侯放心，下官回去之后，就安排人去准备。”
    魏国公徐弘基听着定远侯邓文明的话，心里就开始计较起来。
    南京京营，那自然是在南京。既然在南京，那就安全呀，甚至比北京还要安全。
    那何不让我儿子徐文爵参加南京京营啊，这样一来，不仅显得我魏国公府支持陛下的决策，还能趁机掌握一部分军权，毕竟我魏国公府那也是世袭的国公啊。
    更重要的是，南京京营就在南京，就在我魏国公府的眼皮子底下，真要是我那儿子有点什么事，我也能及时照应。
    想到这，魏国公徐文爵刘打定了主意，要让他儿子徐弘基参加南京京营。
    徐弘基站起身来，朝着邓文明一拱手，“定远侯，陛下既然要在南京组建南京京营，那我魏国公府世受皇恩，自然是要贡献绵薄之力，以报君恩。”
    “犬子文爵，如今也老大不小了，之前英国公选将前去云南，犬犬子本来也是要去的，可是不巧，那一段是感染了风寒，卧床不起，没能去成。”
    “为此，犬子是无比懊恼，悔恨不已。”
    “现在好了，陛下要在南京组建南京京营，那无论如何，我魏国公府都得出一份力。”
    “我魏国公府世镇南京，对南京的情况，还算熟悉，不如就让我犬子文爵去给定远侯、宁远伯你们打打下手，跑跑腿，也给我魏国公府一个报效朝廷，报效陛下的机会。”
    邓文明笑着回应，“魏国公高义，真是我辈楷模呀。”
    “不过还请魏国公放心，筹建南京京营，少不了麻烦魏国公。”
    “只是令郎的事，陛下有交代，以后所有勋贵袭爵，需到保定讲武堂进修，只有考试合格之后，方能袭爵。”
    “旨意很快就会下达，还请魏国公早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