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坐拥三镇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声势浩大，险些覆灭大唐。
    战争足足持续了八年。安禄山死了，叛军便拥立安庆绪；安庆绪挂了，叛军再拥立史思明；史思明完蛋了，叛军跟着史朝义。
    多年战乱下，海内空虚，虚弱到极点的大唐朝廷再也打不下去了。
    再加上吐蕃又在西边搞事情，最后，得，你们这帮子河北佬，给爷磕一个，认个错，咱就当叛乱的事没发生过。
    河北的哥们也打累了，大家伙一合计，也行哈，反正都是些个面子活。
    然后叛军“投降”，天子设立卢龙、魏博、成德三大节度使，史称河朔三镇。
    但是谁都知道，这种和平脆弱的很，只是大家都筋疲力尽的一种折中选择罢了。
    一旦朝廷缓过劲儿来，指不定又要逮着河北这块儿地搞事情了。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心里明镜似的。但是论势力，你区区一个河北藩镇，数州之地，能比得过三百州的中央？
    更遑论朝廷那边还有大义名分，你拿什么去抗？就算三镇合体也没什么胜算。
    咋整？穷兵黩武，压榨民力？那估计还没等朝廷打过来，魏博人先把你咔嚓了。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让利。
    朝廷那边说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兵甲”，他老田得喊一声冤枉。
    自己一个名义上臣服朝廷的节度使，要是再横征暴敛把魏博的乡亲们都给得罪死了，中央军一过来还不扭头把自己绑了投降？
    实际上魏博七万多户加上隐户最多百万人，养了十万兵，但大家伙的日子过得却还可以。
    因为除却牙兵万人是脱产士兵，其他的普通士卒、团结兵都是半脱产，平日里都要拿起锄头种地养家，只是闲暇时候需要集结训练罢了。
    这么一看倒是跟初唐时候的府兵有点像。
    这么一来，养兵的压力就比较轻微了，轻徭薄赋也足以支撑一万常备军。
    本身河北这地界在大宋三易回河之前就是天下粮仓膏腴之地，说是天下首善也不夸张，节度使又体恤民生，这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田承嗣们拼了命地壮大自身，卖力讨好麾下的军士们，一应财货保障到位。
    反观朝廷治下，民生艰难，官吏贪腐，百姓被课以重税，民众逃亡的事情层出不穷，两相对比之下，魏博人民当然不愿意回到朝廷的温暖怀抱中了。
    就这样，拥兵自重的田承嗣一生六次叛变，然后每次都得到朝廷“谅解”，一直活到了75岁才寿终正寝。
    不管河北人民怎么想，中央的朝廷可是心心念着要把不听话的藩镇给削平。
    在安史之乱结束十几年后，从满目疮痍中逐渐恢复过来，财政稍稍宽裕了一些的唐廷，在英明神武的唐德宗即位后开启了削藩进程。
    中央神策军大兵压境，再出钱让听话的藩镇一起开工，开局一片大好。
    不过这银钱也跟流水似地撒出去。皇帝陛下到底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家底，很快，因为国库空虚，赏赐拨付不到位，泾源镇士卒兵变，天子仓皇出逃，朝廷威严扫地。
    后来为了稳住局面，唐德宗无奈捏着鼻子下了“罪己诏”，闹事的藩镇也顺坡下驴表示愿意继续服从大唐中央的领导，嗯，名义上的那种。
    田氏家族执掌魏博四十多年，开始的时候倒也大权在握。
    但田承嗣厚待士卒也带来了反作用--魏博兵越来越骄横。
    老田是开创者，威望卓着，牙兵们自然服气，后来的继承人若是能尽心尽力为大家伙谋福利就算了，若是胆敢胡乱作为，魏博男儿的刀可不是用来杀鸡的。
    节度使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我可是大哥啊，不仅不能随意动用公款，还时不时得把家财拿出来些拉拢人心。
    这叫什么大哥？这工作，劳资不干了。于是到了田弘正这里，举镇归附朝廷。
    这会正是唐宪宗在位，这是德宗李适的孙子。
    泾源之乱过后，强明自任，一派明君气象的德宗皇帝变成了任用宦官、宠信奸臣、姑息藩镇的昏庸之辈。
    德宗可不管这些，什么明君昏君，一番折腾下来，李适就只剩下了一个追求--钱。
    不管用什么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拼命搂钱。
    守财奴唐德宗虽然被骂成狗，但确实给后面的皇帝留下了一个相对充裕的国库。
    同时两税法成效日显，一年3500万贯石的财政收入让中央有财力将军队扩充到了二十万，其中包括十八万多大名鼎鼎的神策军。
    削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强大的财力支持下，四川、镇海、淮西、淄青等刺头先后被平定。
    最让人挠头的河朔三镇也不愿意触碰气势正盛的朝廷霉头，在宪宗皇帝洒下大笔的钱财收买人心后，河朔人民暂时回到了朝廷温暖的怀抱，终于愿意接纳中央任命的节度使。
    但是很快，长安派去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就把招抚大业搞砸了。
    这位哥们估计是在朝廷的地盘作威作福习惯了，到了卢龙地界也是官威十足，八抬大轿，前仆后拥。
    这也就算了，个人作风嘛，顶多就是看不惯叨叨两句。
    但是老张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赏军钱一百万克扣了二十万下来。
    兴许在张弘靖这不算什么，百取二十，我都清廉到这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卢龙骄兵们可不会惯着你，扭头就反了。
    成德、魏博也是一样，从此把朝廷的任命当成了耳旁风，自行推举节度使。
    朝廷有什么办法，德宗以来攒的钱已经花了七七八八。打，未必打得过，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个时候唐廷也发现了，河朔节度使已经不再像安禄山那般是中央的致命威胁了。
    实际上，很多当上魏博节度使的“幸运儿”，任上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损害士卒们的行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心怀不满的丘八们给噶了。
    丘八们被养刁了胃口，一旦财政紧张无法保证待遇或是节度使私自挪用军需，马上鼓噪入内，一不小心就把还在睡梦中的老大砍翻，换人上位。
    节度使实际上成为军事民主化制度下，基层官兵选出来的一个军头。
    为什么会这样，本质上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利框架。
    同样的地方割据，周朝的诸侯就没有这种烦恼。
    周朝的礼制对于地方势力的继承权有明确的规定。世代传承下来，权力十分稳固。
    就算是“曲沃代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也是自家人打成一团，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一个外姓。
    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前，谁敢这么干就等着被国内国外诸多势力一起解决吧。
    晚唐的藩镇又是个啥情况，士兵们干死大哥，拥立个新人上去，然后请中央认可。
    朝廷能怎么办？不承认就得开打，虚弱至极的中央政府哪来的钱财去开片？咋整，捏着鼻子认呗。
    而且其中未必没有你们藩镇内乱越厉害，我中央政府才更放心的意思在里面。
    而藩镇这边，新上任的节度使会把之前拥立他的闹事牙兵给噶了防止后人效仿吗？
    也不是没干过，但为数不多。而且即便以儆效尤，也只是挑几个刺头，不敢铺开了来。
    你一个士卒拥立上去的boss能有多大威望啊，玩株连不是找死？
    结果就是骄兵悍将一次次搞事情却并没有受到多大惩罚。
    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心理负担？不满意就闹事呗。
    以至于到后来，节度使的职位都成了个烫手山芋，不是野心大的主接都不敢接，甚或是直接被逼着坐上这位子，敢不上位，一刀剁了。
    史宪诚、何全皞、乐从训珠玉在前，哪个还敢在这种军事民主的氛围内妄图获得无限的权利？
    如果魏博镇处在离中原几十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大岛上，又发现了个物产丰富的新大陆，那桀骜不驯的魏博武夫估计很乐意为了更多的财富征伐四方、联络贸易。
    后面说不定还能催生出一批资产新贵，搞个《大宪章》、《权利法案》啥的，当然，也可能走上波兰那种过度民主的邪路。
    但大唐帝国的魏博镇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四战之地，自保有余，向外扩张？对不起，不感兴趣。
    为啥，没有利益啊。
    唐初府兵立功，可以授勋官，得田地，魏博可没这条件。
    田地？早就分光了。勋官？得个虚名也是在镇里头打转。
    而且外战准备打谁？打朝廷那是捅马蜂窝，打藩镇，周围没有一个善茬，花费大把的钱粮也未必能打下一座城池，得不偿失。
    所以魏博镇向来是外战外行，内线作战则发挥超常，让敌人头疼不已。
    这个时候的河朔藩镇都忙着安抚自家的兵大爷，也没什么兴趣去学安禄山搞一把大的了，朝廷也乐得安生。
    接下来的几十年，整个大唐总体上还算和谐。但是危机总是在慢慢酝酿。
    虽然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晚唐的史料远不如明清那般详实，但是历史进程嘛，总是可以猜测出大致的发展脉络。
    参照最后两个王朝的兴平衰亡，可以想见，中晚唐时期，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民众逐渐不堪重负，最后落第书生黄巢举起大旗，转战万里，直逼潼关。
    曾经挽救大唐于危亡之中的神策军再次受命，却一触即溃，沦为笑柄。
    后世总结原因时，总是说是因为过于优厚的待遇把这支虎狼之师养废了。
    什么神策军的收入是其它军队的三倍有余、赏赐丰厚、优先晋升等等，导致飞扬跋扈、不事训练等等。
    呵，这话听得，大概就跟说宋禁军、清八旗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所以才失去战斗力一样。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很多人心目中，一支强大的军队，似乎就不应该像个俗人一般追求物质待遇，须得像红军一般饿着肚子过草地，像志愿军一样就着雪水吃炒面。
    然而，历史上的强军，无论中外，都有着良好的待遇。
    哪怕是很多人心目中有着钢铁般坚定信仰的新中国军队也是一样。
    这是人性决定的，这个世界上有圣人，有小人，但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追逐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的本能。
    谁能够提供更好的前途，他们便愿意为谁效力。
    神策军最有战力的时候是唐宪宗时期，这段时间是中晚唐财政收入的巅峰，三千多万贯石。
    这是个什么水平呢？以当时大概斗米五十文的物价折算，也就是五千来万石的粮食。
    唐石较小，折算成明清石米，还不到四千万。
    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乾隆年间四千八百多万两外加八百万石粮食七成多点，跟万历年张居正改革时期约莫两千万两出头按粮价折成的四千万石粮食收入差不了多少。
    非常难得，毕竟唐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南方土地开发程度肯定是不如千年后的，还有些根本不鸟中央、一毛钱都不上交的刺头藩镇和虽然还算恭敬但难免有些阳奉阴违意思的半刺头，能收到这么多，的确是穷尽民力了。
    大清国八旗绿营加一起八十万，大明初年军户制的时候不算，改成募兵制后也有八十多万的兵额，这大唐中央养个二十万人应该是很轻松的吧？
    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跟大清国中央独大不一样，中晚唐的财政分配模式是上供（供应中央）、送使（归节度使）、留州（留给各州）各占三分之一，朝廷实际能够使用的也就只有一千二三百万石。
    地方强势，中央只能妥协，不然再来几个朱泚、李希烈，大唐就真的玩完了。
    一千三百万石，抽六成出来养兵，这个比例绝对不低了。
    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王朝军费开支能达到一半就非常惊人了。
    在位期间穷兵黩武，军事开销占了财政收入七八成的我大清十全老人，不打仗的平时年景，也才拨付了不到财赋四成的钱粮给兵大爷们开工资。
    七百多万石的军饷，发给二十万中央军，是个什么水平？比乾隆前中期的八旗兵待遇稍差一点。
    二十万八旗兵年耗饷七百多万两银子。
    十全老人前中期银子还比较值钱，一石米也就一两银子或稍多点的水平。
    这些银子算下来也能买个六七百万石粮，外加每个正兵每月一石粮食的补贴，八旗兵每年军费折成粮食约莫九百万石出头。
    十全老人晚年之前的旗丁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唐宪宗的神策军也不差，所以才能压服各路藩镇，连桀骜不驯的河朔三镇都暂时捏着鼻子认下了中央派去的节度使。
    但是王朝越到后期，就越会被财政问题所困扰，但具体反映到每个朝代却也各具特色。
    大清国是被通货膨胀所困扰，表面上看岁入没有减少多少，实际购买力却严重下降。
    而大唐这里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紧缩。
    安史之乱后，粮食价格开始逐渐回落，并长期保持平稳一直到唐末战乱。
    这根本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朝代初期，动荡平复，百姓安稳下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产秩序。
    此时人少地多，余粮极多，粮价很低。
    百年之后，朝代进入中期，人口增长，偏远地区的贫瘠土地也被开发出来，粮价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再之后，土地压力开始增大，余粮被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粮价开始上涨。
    晚唐却一反常态，乍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深究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粮价平稳的同时，其他物品的价格却一路走低。
    两税法实行后，税收缴纳物从钱粮布帛及各种杂货统一改成了钱币辅以粮食。两税法实行不过四十多年，纳税折算钱所需绢布便从两匹半增加到了八匹，百姓负担较之从前加重两倍有余。
    为何？因为大唐铸币太少导致通货紧缩。而粮价看似平稳，实际上已经上涨了不少。
    这么重的税收自然是难以维系的。
    很快，随着百姓逃亡日益严重，大唐帝国的税基越来越浅薄，到唐宣宗那会，就只有宪宗年间收入的七成了。
    这还是吃了武宗灭佛红利情况下的收入。
    差了不少，不过倒也能勉强维持。
    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大唐说不定还有机会突破三百年大限。
    但是嘛，能力在水准线之上的皇帝不是代代都有。
    在历经了宪、武、宣几位还算可以的掌舵人之后，大唐等来了躺平帝唐懿宗和娱乐达人唐僖宗。
    捞钱的本事比不上父祖，花钱的能耐却要高超得多。
    国库入不敷出，军人待遇一降再降。曾经发钱发粮，现在改成发布帛。
    看成色，啧啧，怕不得和自己老爹一般年纪。
    拿到工资的神策军将士傻了眼，糊弄你爹呢。
    这待遇，爱谁谁，劳资不干了。
    你不干，没关系，有人乐意干。
    唐神策跟清八旗一般，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八旗那是大清国族的自留地，想挤都挤不进去。哪怕是后期一个个都穷得当裤子了，也还一个个端着架子。
    但神策军不一样，是向全体大唐子民开放的。
    处于市农工商最底层的货郎们可是很乐意有这么一份兼职的。别说低薪酬，花钱买都成。
    于是军营中的健儿都换成了长安坊市中的商贾，平日里照顾自家生意，临到检阅，便装模作样一番。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一块玩呗。
    财政紧张发不下来工资便免不了军人经商搞副业，唐军如此、宋军如此、明军清军如此，甚至后来某个国旗上印着五角星的天南小中华也这么玩。
    长安城中醉生梦死，屡试不中的丑陋才子在山东燃起熊熊烈火，宋代史书中的吃人魔王黄巢转战万里，屠光广州胡商后北上直扑潼关。
    齐克让领兵据敌，士卒饥寒交迫，军饷更是连影子都没见到。
    唐帝征发神策军，却只是送菜。很快，长安再次沦陷，唐皇仓惶出逃。
    只是这一次，却再也没有了复兴的机会。因为帝国的税基彻底完蛋了。
    安史之乱只是打残了北方，南方仍然可以为中央持续输血，但到了唐末，江南也成了一锅粥，朝廷再也收不上钱粮养兵了。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每个长寿的朝代到了中后期，总是于平静中积累矛盾，直到最后来个总爆发。
    不过大唐倒下了，魏博人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以前秩序尚在，大家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如今天下动荡，野心家们都开始放眼四顾，魏博的大哥却还在和自家的牙兵闹别扭。
    节度使罗绍威对于牙兵们的跋扈深恶痛绝，最终引狼入室，耍诡计带着五代曹孟德把魏博立身之本屠了个干净。
    结果请神容易送神难，本想着慢慢收拾局面的老罗同志发现宣武军住在自家不走了，把本来尚算富裕的诸州吃成了穷光蛋。
    没了财货，我怎么安抚人心？得，劳资不干了。罗绍威悔青了肠子却也只能入朝而去。
    魏博镇落入了朱温手中，骄横的魏博人却没有就此安稳下来。
    牙兵虽然没了，魏博人良好的军事传统还在。
    新任节度使杨师厚又征召了一支精兵——银枪效节军，魏博人民又重新走上了跟中央对抗的桀骜之路。
    后面梁皇要拆分魏博，一群骄兵扭头投了李存勖。
    到了后唐，被欠饷的魏博兵继续保持着一贯的优良传统，把庄宗拉下马。
    这种不讨喜的下属领导能忍得了？于是魏博人迎来了第二波屠杀，“永济渠为之变赤”。
    后面杜重威叛乱，又被割了一茬。
    三次打击过后，魏博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不光魏博，整个五代乱世中的武夫都开始认清严峻的形势。
    大家伙闹腾了几十年，毛都没捞到，反倒是战乱不休，死的人越来越多，带头闹事的刺头一个接一个地被清理掉。
    本想着乱世中博取富贵的兵大爷们傻了眼。
    社会风气开始逐渐变化，被教育了一次又一次的丘八们不再那般桀骜。
    有句话这么说，就算是再糟糕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这话正确与否且放一边，但对于经历了残唐五代数十年乱世的人们来说，对于秩序的渴望是无比殷切的。
    哪怕是武夫们也厌倦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几十年的仗打下来，田地荒芜、房屋倒塌、人口锐减、穷困潦倒，除了收获一身伤疤，别的一无所有。
    坐在汴京皇宫龙椅上的帝王们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思考该怎么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几代人的尝试最终在赵匡胤这里开花结果。
    杯酒释兵权、实现对中央禁军的绝对控制。
    强干弱枝，抽取地方节度使精锐充入中央军，中央军待遇两倍于地方，地方军头不可能拦得住手下精兵跳槽。
    如此，后续即便地方节度使对中央损害其利益的改革不满，也会慑于中央禁军的战斗力而不敢叛乱。
    下诏取消“留州”和“留使”，地方上所收缴的税负全部上缴中央，地方政府的日常开销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
    设立“转运使”这一官职，专门负责监督和监察地方的财政和税收情况，进一步勒紧了地方上的财权。
    严禁地方私自铸钱,剥夺节度使们的“铸币权”。
    收回了节度使任命知县的权力，同时设立通判一职来监督和约束知州。
    任何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由刑部复审之后才能实施。
    同时在各个县衙设置了县尉这一职务，专门负责处理打架斗殴、盗窃之类的治安案件，而那些在当地驻军的将领们则无权插手。
    一顿组合拳下来，军权、财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尽皆收归中央，地方割据势力这一大威胁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但是中央军里面要是有野心家怎么办？
    实行更戍制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大家互相不熟就不怕啦。
    有人说这种做法影响军队战斗力，其实还真未必。
    只要训练到位，将领不蠢，也不被皇帝遥控指挥，就算临时磨合，也足以败敌。
    社会风气和制度建设影响下，武夫们桀骜不驯的脾性也慢慢转变。
    不就是欠饷嘛，其实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对吧？
    你看，车宗陛下打了北汉没给钱，俺们不也没闹事，顶多就是消极怠工而已。
    陛下命令两千里外的军阵一三五排枪头抬高三寸，二四六排弓弩提前上弦，我们二话不说马上执行。
    至于打败仗，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耽误俺们领钱就行。
    反正打了胜仗也没什么鸟用，就算是升到节度使又怎么地，在相公们面前还不是平白矮了几截？
    至于后面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什么临敌发矢先要钱，那可怪不得我们。
    这么大点地，养了百多万大军，以我大宋那点可怜的财政收入，小兵们可不就得人均洪七公了。
    大家平日里都饿着肚子，到了打仗的时候还不许俺们趁这好机会赚点外快了？
    什么，你说皇宋富甲天下，gdp占世界八成？这tm是哪个历史发明家吹出来的牛b。
    所谓北宋岁入一亿多两白银，纯粹是大言哗众罢了。
    大宋国除了开国皇帝赵大那会财政还算健康，能攒出来几千万的封桩钱，后面从史上第一太宗起就开始处于财政紧张状态。
    到了史家文臣交口称赞的仁宗，大宋朝的国库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如宋仁宗、明孝宗这种“好人”总是能讨得官员们的欢心，赢得生前身后名，只是苦了面对巨额赤字，只能捏着鼻子为他们擦屁股的接盘侠们。
    得亏宋神宗一意孤行，主持变法，这才充实了国库，把堂爷爷留下的大窟窿给糊上，又裁汰老弱，把百多万大军裁到八十万，可怜的丘八们才终于过上几天像样点的日子。
    当然，也仅仅是比之前强些。毕竟以熙宁年间整个大宋朝最巅峰的岁入，左右曹田赋、茶税、酒税、盐税、征榷、免役钱等等之类乱七八糟的各种税加一块也不过七千多万贯，换成硬通货粮食也只有七八千万宋石，折合明清石米也就是五六千万。
    这个岁入水平，着实不低，但要说压过明清却也言过其实。
    大明永乐年间的巅峰期，光是收的粮食就有五千多万石，乾隆年间财政收入稳定在四千多万两外加大几百万石大米的水平上，较之“富宋”丝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
    哪怕大明垂垂老矣的时候，万历一条鞭下来也有两千多万两四千多万石的岁入，比之丰亨豫大的徽宗要强了不少，哪里是某些人口中仅仅只有“富宋”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水平。
    可惜神宗虽然志向远大，条件却差了些。
    乾隆有个好爹，给十全老人留了一大笔钱，赵顼的老爹是个短命的，再前面的那位空有个好名声，却留了一地烂账。
    神宗上位的时候，大概会发出和崇祯皇帝一样的感慨--穷啊。
    官员们且不说，他们自有门路，将士们可都是嗷嗷待哺，眼巴巴地盼着欠饷啥时候能补回来。
    神宗皇帝十几年兢兢业业，在还清了历年积欠后，终于攒出来足够的钱财发动数十万人五路伐夏，却最终功亏一篑。
    惨了点，但再怎么样也比仁宗时候强。
    毕竟这次宋军是真敢野战，在人家的地盘撒欢，最后失败也是后勤保障跟不上。
    百多万大军在手的仁宗皇帝却在正面硬刚中一次次被西夏蹂躏，最后缩起头来做神龟。
    若是大宋舔舐伤口，积蓄十年，未必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可惜老赵家的基因不给力，赵顼连乾隆一半的年纪都没活到，就早早领了盒饭。
    神宗驾崩后，新法被废，岁入减少，军队人数却又一次开始增加，大宋国重新走上了质量不够数量凑的老路。
    至于战力，在家门口打个政局混乱的穷鬼西夏都废了老鼻子劲，野战动不动就败北，全指望着一路修堡推过去。
    这等战力，能指望高到哪去。这还是西军，大宋武夫天团中的佼佼者，其他各支是个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最后被金兵几人破几千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