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宋刚回到自卫队的队部，余少波就来汇报：“报告罗队长，日军今天撤出县城了。”
    “我知道了！”罗宋看了他一眼，说。
    “你知道了？”余少波凑了过来，问，“队长，原来一大早你就去了县城？”
    罗宋说：“我哪去县城了？是城里的弟兄昨天传来的消息！”
    余少波着急地问：“队长，除了日军要走的消息，就没点别的？”
    罗宋诧异地问：“少波，别的？你什么意思？”
    余少波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日军的人不多，可不可以在他们撤走的路上打个伏击什么的。”
    罗宋也笑了，他说：“你这个家伙，看来是打伏击打上瘾了？”
    “嘿嘿，嘿嘿嘿嘿！……”余少波“嘿嘿”笑个不停，说明队长的话正说到他的心坎上去了。
    罗宋说：“刚才我是去探听消息去了！他奶奶的，日本鬼子学乖了，他们不走旱路，走水路，很可能就是怕遭到我们的伏击呐！”
    “走水路？走淮河？”余少波吃惊不小，他不相信地说，“我的妈呀！现在淮河里多大的水呀！他们走水路？”
    罗宋说：“你操什么心呐，人家可是有舰艇，又高又大的舰艇，还怕水大？”
    余少波一听，就不作声了。
    罗宋说的“余少波打伏击打上瘾了”是怎么回事？容我细细说来。
    十几天前，佟之生给他传来一个消息：日军的佐佐木旅团长给中村右一下了命令：调中村联队的猪口圣明大队前往寿东南，参加对皖西独立团的围剿。
    猪口大队被调走后，中村右一布置在城外要道的各据点，一律撤进城去。
    佟之生指示，能不能在日军撤进城的路上打个伏击，让日本鬼子也尝尝我们中国人铁拳的厉害。
    接到任务后，罗宋亲自带着人马出去侦察，结果发现，从平山头据点（日军为了控制瓦埠湖，在平山头设了一个据点）撤回县城的路上要经过三岔口，而三岔口就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三岔口有三条路交叉而行，岔口三面均是高岗，很适合埋伏人马。而且只要把三条路的路口封住，里面的人不管用什么办法都难于突出去，实际上等于是岗上的活靶子。
    罗宋探得消息，平山头据点的鬼子一早从平山头出发，晌午时分即会到达三岔口。
    三岔口距县城东门约有十七八华里，在三岔口伏击，日军听不到，即便所到了，他们赶来增援最快也要一个多钟头。
    而据侦察，平山头据点有日军六人，伪军一个小队，总兵力约有五十来人。他们拥有一挺九二重机枪，三挺歪把子轻机枪。伏击时，只要打掉那些机枪射手，伏击任务就成功了一半。
    罗宋在上半晌带着自卫队准时进入伏击地点。为了不被敌人察觉，他嘱咐弟兄们，不要挖战壕，找有利地形埋伏下来，听他的信号发起攻击。
    平山头据点是中村佑一设在城外最远的一个据点。中村右一生怕在回撤的路上发生意外，派了一个小队长带领一个分队专门接应回撤的队伍。
    这接应的日军罗宋并不晓得，他还是按照原计划在三岔口设下埋伏。
    日军接应的这个小队也有二十来人，这样一来，罗宋要对付的是比自己还要多的敌人。
    巧的是，两股敌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三岔口。
    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敌人，打不打？
    战机稍纵即逝，罗宋果断地命令：“打！”
    他一抬驳壳枪，一颗子弹飞出，一个鬼子脑袋开了花。
    队员们早就憋着一股劲，见来了这么多鬼子，听到信号，“噼哩啪啦”就开打了。
    由于地形不利，伏击圈里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竟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蹿，可怎么也摆脱不了岗上的子弹。
    三岔道口就像一个瓶子，日军人数虽然比自卫队多，武器装备也要好，可他们施展不开，无法形成反击之势。结果，半个小时后，这些敌人无一幸免地交代在岔口上。
    这场伏击战干净利落，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消灭了全部敌人。打扫战场时，竟发现没有一个活的。
    这次自卫队大获全胜，缴获颇丰：一挺九二重机枪，三挺歪把子轻机枪，还有三八大盖和许多弹药。
    等到中村右一得到消息，自卫队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经此一战，中村右一是又惊又怕，惶惶不可终日。
    事实上，尽管小鬼子打下了县城，可一个月来，他们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除了罗宋这支队伍外，还有好几支队伍在与小鬼子对着干呢！
    猪口大队调走了，他们剩下的那点人马，不是缩在城里，恐怕早就像敲牛皮糖一样的被中国武装敲掉了。
    罗宋看到余少波不做声，知道他又想打伏击，于是就说：“不过，小鬼子走是走了，可那几个汉奸不能让他们跑了。少波，集合队伍，我们马上进城！”
    “是！”余少波跑着出去了。
    罗宋的这支队伍目前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号，因为它的前身是警察，准确些说，是刘双江的正阳关水上缉私队。
    日本鬼子进攻正阳关的时候，水上缉私队奉命在北门的码头上阻击敌人。
    可是战斗刚一打响，刘双江怕死，就丢下队伍一个人跑了。水上缉私队群龙无首，面对日军的进攻，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的力。
    幸亏罗宋赶到，他挑起了大梁，领着弟兄们跟小鬼子继续干。
    后来小鬼子占了正阳关，罗宋就领着弟兄们往寿县城里赶，想助寿县城守军的一臂之力。
    无奈小鬼子太多了一一据说还有内应。不几，寿县城也破了。
    寿县城破了之后，他们没办法在城里立足，只得撤到东门外，那里靠近八公山。
    当时八公山就有保安部队一个团（保一团），可是被日军一个中队顶得死死的，这个团动弹不了。眼看着县城被鬼子攻破，只有眼睁睁看着的份，却不能前去支援。
    罗宋手里只有几十个兄弟，此时也只能在东城外打游击。
    为了便于打击敌人，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罗宋征得大家的同意，将队伍改称为寿县人民自卫队。
    后来，罗宋带着弟兄们与突围出来的史保国团接上关系，于是他们就进了八公山。
    这样他们才先后与吕政委和倪玉霞相遇。
    本以为跟着史保国接着打鬼子，没承想史保国接到上峰命令，要转移到淮北去。
    而原在八公山的保一团，在史保国团撤走后，也往西撤了，据说是奉县长唐明友的命令撤往史家山一带了。
    这样，他们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在寿县城里城外寻找机会打鬼子。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说，还亏得有一支自卫队来替他们出出气，不然，他们怕是要被日本鬼子祸害死了！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罗宋卓越的指挥才能让弟兄们对他口服心服。他们当然不知道罗宋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对打仗这么在行？
    在这支不大的队伍里，余少波是罗宋从红军部队中带出的唯一一个红军战士，也只有他才知道罗宋在红军时期已经就是侦察队长了。
    那年他跟着罗宋从飞虎山出发，护送彭一虎夫妇和他们一行人返回寿县卧龙山，后来他们就一直在一起。
    他们在卧龙山没呆多久，就被组织调去搞地下工作。先是在寿县城里跟着吕其昌书记，后来就到了正阳关，到了水上缉私队。
    水上缉私队有一个刘旺五，是刘双江的侄子，罗宋说刘旺五是他安插在缉私队的人，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不过他目前还不是党员，对他还要继续做工作。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刘旺五也加入党组织，经组织批准，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负责对寿县整个警察部队搞策反工作。
    日本鬼子来了，这项工作的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党组织的工作由策反改为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抗日。
    但他们的工作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知道他们这种关系的除了他们三人，并没有别人。
    现在，罗宋他们三人把这支小小的武装牢牢掌握在手中。罗宋说，他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一支具有特别能战斗的抗日队伍。
    当然，他们的队伍还在扩大。事实上，在罗宋策划的对日军的一系列战斗中，让许多的有志青年选择了这支队伍。
    现在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七八十人了。
    罗宋带着自卫队的弟兄出了八公山，正想进城去，却发现从八公山至城里的大道被洪水淹没了，根本徒涉不了。
    这样大的水，却是很少见的。有年纪的老者说：
    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夏季，沿淮一带暴雨成灾，淮河、东淝河、寿西湖汇流为一，恣意汪洋，无处渲泄。
    寿州城宛若孤岛，城外白浪滔天，禾苗尽没，墙屋倾圮；城内百姓一夕数惊，终日惶惶。
    最终，洪水在低洼薄弱的城墙西北角撕开一个缺口，咆哮入城，一时之间三千百姓葬身水底，官廨民庐荡然无存。
    老百姓把这次洪灾称之为“丙寅之厄”，并将它载于史册，镌刻于碑石之上。
    不过，这是六百年来洪水最后一次入城。
    这是因为寿县人为丙寅之厄震惊，他们决心修筑起城墙，来抵御外来的洪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终于修筑起了现在巍峨高大的城墙。
    “怎么办？我们还去不去县城里？”余少波皱着眉头说。
    望着翻滚的洪水，罗宋陷入了沉思。
    一会儿，他说：“由我和旺五，春仔去城里，把那几个汉奸控制起来，你们待洪水退后再进城。”
    余少波问：“那你们怎么过去呢？”
    罗宋说：“没有渡水工具，我们只有扎木排过去。”
    他们在村子里找来几根木头，用绳索把木头绑在一起。三人上了木排，就往县城方向划去。
    由于水势太大，他们从八公山的西麓开始漂流，到达寿县城墙头的时候，却是在东门头了。
    东门外水势已缓，他们使劲划，总算划到东城门头，伸手一掰，掰住了墙头，三人相帮着上了城墙。
    三人一看，城墙外波浪滔天，城墙内却一片安谧。
    他们下了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