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衙后，也是先到梁太尉处坐一会，寒暄几句。梁太尉现在视我为亲信。他微笑着掏出昨日的《苏大学士精选作品一百首》并《序》。说到：“李帅，这些作品选得很好，能够代表先父高才。《序》也写得很到位，但尚有几处用词，我尝做了提示，请再斟酌些。”
    这回说得很客气。我拿过一看，勘误之处，皆为开篇一段：“佳作一百首者何？先父苏讳轼所着也。取一生之所出，精选一百首，皆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也。”
    梁太尉批云：
    “先父苏讳轼”宜改作“先父苏讳子瞻”。（注：因晚辈称呼长辈，取子不取名者也。）
    “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也”宜改作“下足以订传抄之失者也”。（注：因失者乃传抄之误，非史者之误也。）
    仅此两点勘误，足见梁太尉文笔功底。
    于是，笑曰：“殿帅批语精准，末将佩服！”
    梁太尉笑曰：“李帅，先父文集就拜托了！”
    我笑道：“有王都虞侯帮衬，今日便可刻印！”
    梁太尉正色道：“本该老夫自出，王禀这贼偏要出头，便由他去！”
    我笑着起身，道：“末将告退，即刻安排刻印，望能使文坛早日见得殿帅一片孝心！”
    然后抱拳，转身离开。
    回到我的殿前副都指挥使司，王禀这贼早已候着了。
    王禀谄笑曰：“李帅，如何？”
    我笑道：“王将军，多亏今日我为你分辩了几句，否则，殿帅便不肯解气。”
    王禀又谄笑曰：“李帅，那便是同意了？”
    我笑着将初稿递给，道：“我与殿帅早有深交，李某出马，焉有不答应之理？今日即刻印两千余册，不得有误！”
    王禀抱拳道：“谢李帅，末将即刻安排。”
    揭过王禀刻印苏轼选集。单说苏轼选集印制不久，求者无数。不是以前没有，而是经过崇宁二年下诏禁毁，所剩无几。而且苏轼作为文坛领袖，在读书人的心中那就是神的存在。所以，印制两千册，供不应求，是预料中的事。
    而且，梁师成以苏轼私生子的身份刻印先父文集，本身带有神奇色彩。读书人有个特点，就是大都喜欢猎奇，否则哪能耐下性子，坐冷板凳写那些传奇小说？不过是生活中无奇可猎，自己创造个奇境，满足猎奇心理罢了，算是自娱自乐吧。您以为小说家为什么写呢？
    不过，梁师成的这一壮举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古代尤重“忠孝”二字，这是修齐治平的根本。一个私生子尚且如此顾念先父，叫那些嫡子情何以堪？于是，找梁太尉师成孝廉的官员络绎不绝。连赵佶也听说了，叫内侍找来一本展读。读过之后，在朝堂上大加称赞：“谁说忠孝不可两全？梁太尉乃忠孝两全之楷模！”。之后，礼部认为其情可宣，视为典范。上报赵佶，传旨全国，通报表扬。梁太尉师成先生一时孝廉无双，成为文人楷模、官吏标杆。把个梁太尉师成先生高兴得什么似的。见了我，比见了美女笑得更欢了。
    不过，苏轼选集却一赠而空了。这就是个事儿。
    于是，梁太尉第一次走进我的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司。对，是第一次。把外间的那些侍卫、亲随惊得发懵了。过了老半天，才努力地敲我套间的木门。我正读书呢，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推开门一看。也吃了一惊：“咿呀！梁太尉！您怎么......”
    早就忘了我们平时是称呼“殿帅”的。梁太尉现在视我为股肱，可不管我称呼他什么了。只要我不直呼其名，想来我称呼什么已不重要了。
    我受宠若惊地把梁太尉请进我的里间，请他上座。他先是说我的里间摆布淡雅，又说我的桌椅方位符合风水布局。然后才回到主题，和我商议苏轼选集再版加印的事。
    这事我早在礼部奉旨通报全国之时，我就已经在考虑了。大家知道这事由我筹办，找我替梁太尉刻板印刷苏轼选集的官员，已经有好多位了。心中早已有了主意。
    于是，我对梁太尉道：“殿帅，这个机会我们还是留给我们禁军内部为好。”
    梁太尉道：“还是罚印两千册？”
    我笑道：“殿帅，苏大学士文采超群，一世英名，怎么能以罚之名？”
    梁太尉道：“那该以何名义？”
    我笑道：“殿帅，以奖之名？”
    梁太尉道：“奖？又以何名义？”
    我笑道：“殿帅，我们入职殿前司以来，尚未正式督查禁军工作。现在禁军将领听闻殿帅孝心，莫不崇敬殿帅。想替殿帅刻印苏大学士文集者不计其数。那就以奖代罚如何？”
    梁太尉道：“以奖代罚？好！好主意！”
    梁太尉又问道：“你说什么时候督查禁军为好？”
    我笑道：“殿帅，苏大学士文集已一赠而空，索要文集者众多，事不宜迟，我们今天就开始督查如何？”
    梁太尉笑道：“择日不如撞日，你即刻通知殿前司兵案官兵安排车仗侍卫，突袭式督查！”
    “突袭式督查”就是后世的“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一句话概括，“四不两直”就是上级为了解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真实想法、发现真实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
    看来，梁太尉指挥过战阵之人，杀伐果断，比那些闭门造车的朝臣们雷厉风行了不是一点半点。
    于是，摆驾出行，开始了殿前司的突袭式督查之旅。殿前司兵案负责考核奖罚，我给殿前司兵案官兵通知时，也没有说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既然是“四不两直”突袭式督查，谁都不知情最好，否则，梁太尉哪一天忽然不高兴了，回过头来，再治我个泄露机密之罪，那就得不偿失了。
    前面是一小队殿前司的铁骑马军，相当于梁太尉的仪仗队；然后是殿前司兵案官兵，人数不多，主要是考核人员；中间才是梁太尉的车仗和直属卫队；我这个副殿帅的车仗及其卫队跟在其后。后面是不值班的部分都虞候及其卫队；殿后的是殿前司的一小队控鹤步兵。除了梁太尉的直属卫队要担负警戒侍卫重要职责外，自我以下，都属于绿叶组织，也就是跟着看热闹不嫌大的。
    我们考核的军队仅限于殿前司直管的禁军，也就是殿前司所属诸班直、步骑诸指挥在内的皇宫禁卫、随驾出行的皇帝近卫、国家大型祭典等重大活动中执行仪仗、引导、安保、护卫任务的卫队等。
    北宋都城汴京内外，屯聚着全国约三分之二的庞大军队，这是北宋王朝独有的禁军。北宋初期禁军数目为二十万，后期达到八十万，这些禁卫军分别由三衙掌管。三衙不仅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其中马军司分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分管新城（外城）内，我们殿前司则分管宫城（大内）。这就是说，大内负责治安的卫队都属我们殿前司管辖。“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
    宋代的禁卫军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中是独有的；其体系之庞杂，也是其它朝代所未见。蓄养庞大的中央禁军，是宋朝的统治策略决定的。宋太祖以兵变受益者登上皇位，便深知兵变之害，因此，宋朝的制度就是围绕强化中央集权而建立的。在官制方面，所有的官员原则上都是京官，每位官员都有京官的职衔，他们出任地方官时，在其地方官名前加上个“判”字，意思是皇帝临时派他们到地方做事；军队亦然。宋太祖、宋太宗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军事征战的同时，将收降的各地军队都收归中央。因此，宋朝的军队原则上“都是京军”，地方上的厢兵、团练不过是备选京军的预备役军人，基本不承担军事任务。边防重镇的驻守，也由朝廷派出的禁军轮流完成。禁军出外屯驻，称为驻泊、屯泊，还有一些禁军的屯驻不是为了屯驻，而是为了获得赡养，这些军队屯泊在京畿诸州的水陆交通方便之地，称为就粮军。
    而宋朝的庞大军队，都是招募来的，这与以往的朝代不同。以往的朝代兵役制度都是以“征兵制”为主，就是服兵役与纳税、服徭役一样，是臣民必尽的义务。每个王朝存在了百年之后，征兵制会随着土地兼并、民众逃亡而难以维系，朝廷在无奈的情况下，会以“募兵制”补充“征兵制”。
    但宋朝一建立，便推行“募兵制”，这可是有历史记载的，并非我李铁牛在胡编乱造。我分三个方面说给您听：
    一、宋朝承接的是五代，五代的各个军人政权采用的都是募兵制；而五代的募兵制也自有其源头。唐中期以后，征兵制下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败落，藩镇割据导致朝廷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自那时起，不论是朝廷召收禁军还是藩镇组建各自的军队，都实行募兵制。
    二、征兵是国家要求民众履行的义务，而募兵则是国家出资雇佣民众，因而中国历代王朝都首先采用征兵制。宋朝之所以能毫不犹豫地实行募兵制，当然有财力上的保障。北宋收复江南各小朝廷后，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财。中国南部地区，从南北朝以后经济发展就已超过了北方，此后数百年历经隋唐五代，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南方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破坏和动协，因而在宋朝建立后成为本王朝的物质仓库。北宋以汴京为都城，看中的就是汴京地处水陆运输的要道，用于养军的漕粮，可以方便地沿着漕河输送过来。
    三、大量游民和剩余劳力，是募兵制得以实行的前提。一个王朝建立的初年，一般不会有大量的游民出现的，而宋王朝恰恰就有。当时中国自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商品经济开始出现，同时也出现了由于人口增长而带来的隐性失业问题。农村已有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城市也游动着找不到生计的人群。这些人就成为朝廷雇佣当兵的对象。
    此前的朝代，朝廷下令士兵解甲归农，士兵们会不胜欣喜；但在宋代，朝延用税收供养着庞大的军队，裁汰冗兵成为朝延最头痛的事，因为担心被裁汰的冗兵无以谋生，转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尽管供养冗兵的费用十分沉重，朝廷仍然在饥荒年份，招收逃荒的男子为兵，这已经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召兵，而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而养人。
    这是宋朝皇帝和朝臣们的超前的视野。
    再说说 “三衙”。前面说过，三衙就是禁卫三司：殿前司和侍卫二司，侍卫二司也可视作一个整体，即侍卫司。前面之所以说，宋朝的军队原则上“都是京军”，就是因为三司分别直辖皇宫内的天子卫兵、分别管理屯驻于京城内外及轮流镇边的禁军。也就是说，正规军三司全管了。三司的直接领导是皇帝，皇帝就是军委主席。至于枢密院就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也受皇帝直接指挥。
    京城内外的亲卫与诸营，主要归三司统领，也有少部分归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皇城司、骐骥院统领。它们之间的分配是：殿前司统领骑军中的三十七营，步军中的二十六营；侍卫司统领骑军中的三十五营、步军中的八十三营；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统领骑军与步军中的四营；皇城司统领步军中的二营；左右骐骧院统领骑军中的二营。（注：这五百人或四百人在编制上称为一营，每一营设“指挥”一人，指挥下辖的人马通常是五百人，少数情况下是四百人。）
    前面出现的“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左右骐骧院”和“皇城司”与禁卫三司都没有上下级统辖关系。“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简称军头司，属入内侍省，掌供奉便殿禁卫、诸军拣阅、引见、分配之政，及皇帝外出遇有陈诉时问明情况回奏。“左右骐骧院”掌牧养官马以供皇帝车舆、赏赐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节及骑军、驿站等用。总结起来，这两个司只是车仗礼仪、引见回奏、养马、车舆、赏赐等牌面活，干的不算军队之职。至于皇城司，前面说过了，是特务机构，性质类似明代锦衣卫，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工作性质自然也在军队之外。
    在皇宫和皇帝身边担任仪仗和执行宿卫任务的禁军，是优选出来的、待遇最优厚，编为上军和诸班直。上军是指四支精锐军，即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中、下军的名号和人马极多，上军土卒从他们当中优选，上军中的老弱不时退居到中下军中。当时军队的名号称为军额。中、下军主要承担在外电驻、电泊的任务，但上军也有一部分电生在真外州县。诸班直意即诸多的“班”和诸多的“直”。班和直是这些结军的组织单位。以班和直为单位来命名近侍卫士，是取分工负责和轮流上岗之意。殿前司下设殿前诸班直及步、骑军。殿前司的首领为都指挥使，副职为副都指挥使、都虞直。本司将领掌管所属禁军的名籍、统领、训练、番卫、成守、迁补、赏罚等事务。殿前司禁军的职责是，入则侍卫殿阶，出则扈从皇帝乘舆，住则皇帝行宫宿卫，大礼则执掌卤簿仪仗。
    其中殿前司掌控的捧日军是较大的一支禁军组织，设左右厢共四军，每军内设十营，每营一指挥，共约四十营。捧日军内又下辖左射、锯直、弩手等各自擅长使用某种兵器的卫士，从诸军中选拔而来。其中左射是善射的军土，直是擅长使用枪、槊的军土弩手是擅长使用弩这种机械强弓的军士；还有天武军是禁军上军之一，设三十四营，天武军内还设宽衣控鹤、钿直、左射等精锐，位在各营之上。
    殿前司殿前都指挥使直辖左右两个班，这两班是殿前诸班中精选的武艺绝伦的土卒。
    殿前都指挥使司下辖内殿直（日常护卫、扈从皇帝的禁卫组织，有左右四个班）、外殿直（只有一班，其成员主要是诸班卫士中年资较老的军士）、金枪班（设左右二班，金枪班卫士是从庞大的禁卫军选拔出来的善用枪和槊的士卒）、东西班（共有弩手、龙旗直、招箭班等十二班。东西班卫土除选自禁军外，还收用禁军将领、使臣和为朝廷捐躯者的子弟充任）、散直（设左右共四班。散直卫土的召收对象是：原节度使手下的军将、到朝廷应募的武艺高强的人员）、钩容直（有两班，其成员是选自禁军中通晓音乐、以及骑御马的少年军士）、散员（北宋从禁卫军中选拔的精锐，还不定期地收纳各地的所谓擅长武艺、四处劫掠的豪强人物，这些精锐豪强组成散员组织，分为散员左右四班、散指挥统领的左右四班、散都头统领的左右二班）、殿前司步军御龙直（设左右二班）、御龙骨锞子直（设左右二班）、御龙弓箭直（设五班）、御龙弩直（设五班）、契丹直(契丹人组成)、归明渤海营(由渤海女真人组成)、吐浑小底营(由吐谷浑子弟组成)、吐浑直等。
    殿前司骑军还有屯驻于京师外围用于征战的禁军，主要有：拱圣军（二十ー营）、骁骑军（二十三营）、骁胜军（五营）、宁朔军（十营）、龙猛军（八营）、飞猛军（二营）、骁猛军（四营）、骁雄军（四营）、神骑军（十八营）、清朔军（四营）、擒戎军（五营）、步斗军（六营）。
    殿前司步军还有统辖的屯驻于京师外围的禁军，主要有：神勇军（二十ー营）、宣武军（二十营）、虎翼军（六十八营，又从中选出精锐组成上虎翼，以备擒盗）、雄勇军（八营）、广德军（十营）、广勇军（四十三营）、广捷军（五十六营）、雄威军（十营）、宣威军（二营）、龙骑军（二十营）、神射军（五营）、步斗军、鞭箭军等。
    这就是殿前司的全部势力范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