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廷的深处，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默默侍奉着慈圣太后。那天，明神宗如往常一样，前来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恰逢太后外出，神宗正准备离去，却不经意间发现了王氏。她清秀可人，气质独特，神宗瞬间被她吸引，私下与她共度了一段短暂而激情的时光。
    然而，按照宫中森严的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后，应当赐予对方一件信物，作为这段情缘的凭证。但明神宗却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这私下的临幸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于是他选择了沉默，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便匆匆离去。
    谁知，这片刻的风流，竟在王氏的肚子里播下了龙种。慈圣太后得知此事后，虽然自己也是宫女出身，却并未为难王氏，反而满心欢喜地召来明神宗询问详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曾经私幸过王氏。
    但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详细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已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无可抵赖。在铁证如山面前，明神宗只得红着脸默认了这段私情。然而，对于明神宗来说，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新鲜感一过，他并不想为此负责，因此对王氏并无多少真情。
    但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明的太后，她深知王氏腹中的龙种对皇室的重要性。于是，她力排众议，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告诉儿子：“我已年老，尚未尝过抱孙之乐。若王恭妃能生个男孩，这将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岂能计较原先的贵贱？”
    就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宫女，因一次偶然的临幸，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皇室的未来。而这段充满悬疑和曲折的故事，也在宫廷深处悄悄传开，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十月怀胎的漫长等待后，王恭妃终于诞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然而，尽管王恭妃被立为恭妃，她的儿子朱常洛却始终未能被确立为太子，这一直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的焦点。
    万历十四年正月，后宫中又传出了喜讯，宠冠六宫的郑妃诞下一子，明神宗为这个新生儿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伶俐，与明神宗情深意浓，两人之间的感情一直维系到生命的尽头。因为郑妃的得宠，她成为了朝野上下瞩目的焦点，但同时也引来了无数人的嫉妒和唾骂。
    明神宗皇后无子，而郑妃又深得皇帝宠爱，生下皇子后，明神宗便迫不及待地将郑妃晋升为贵妃。然而，这一举动在朝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纷纷上疏，指出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而生母王恭妃却迟迟未得加封。他们担心皇帝会废长立幼，违背祖宗法制。于是，他们引用祖宗朝立皇太子的先例，强烈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明神宗在郑贵妃的蛊惑下，总是想方设法拖延立太子之事。他心中更倾向于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想出了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搪塞大臣们的请求。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坚持要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愿让皇帝的私情影响国家的未来。
    当时，太子又被称为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这场斗争被称为“国本之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十五年之久，使得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变得错综复杂，充满了悬疑和未知。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悬于一线，而最终的结果将决定整个国家的走向。
    万历十八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山西按察使府邸内，烛光摇曳。大儒吕坤，笔耕不辍，他正在整理那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贤妇烈女事迹，欲将她们的光辉事迹镌刻于青史。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完成了《闺范图说》的初稿。
    不久后，一位宦官陈矩悄然出宫，偶然间在市集上瞥见了这本新着。他翻看了几页，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决定买下此书，带回那深宫之内。
    郑贵妃，宫中权势滔天的人物，一日在陈矩的呈献下，看到了这本《闺范图说》。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觉得此书或许能成为她提升地位的契机。于是，她密令心腹增补了十二位女子的事迹，以东汉明德皇后为开篇，而她自己则巧妙地成为终篇，更是亲自撰写了一篇序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书中女子的赞美与向往。
    随后，郑贵妃暗中指派她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对《闺范图说》进行了重刻，推出了第二版。这一版与吕坤的原版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背后的动机与目的却截然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版书逐渐被世人混淆。有人以为第二版是吕坤的原意，有人则误以为郑贵妃的增补是锦上添花。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中，真相逐渐被迷雾所掩盖。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刑部侍郎吕坤怀揣着一封沉甸甸的奏疏，踏入了紫禁城的深宫之中。这封奏疏名为《天下安危疏》，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他恳请明神宗能够节俭用度，停止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以期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这封奏疏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借题发挥，上疏弹劾吕坤，指责他心机深沉，怀揣祸心。戴士衡更是翻出了吕坤早年的着作《闺范图说》，声称他以此书为媒介，暗中结交宫闱，企图讨好郑贵妃。
    吕坤如遭雷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平白无故地背上这样的罪名。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解释《闺范图说》只是他在万历十八年担任按察使时，为了宣扬女教而刻印的四册书籍。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绝不可能预见到这本书会被人改头换面，更不可能借此结纳宫闱。他恳请明神宗能够洞察真相，下令检查他所刻的《闺范》与郑承恩所刻的《闺范图说》，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整个事件牵涉到了郑贵妃，这使得明神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对吕坤的奏疏置若罔闻。紫禁城的深处，阴谋与权力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吕坤紧紧地束缚其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孤独，而真相似乎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未曾预料的是，平静的京城上空再次乌云密布，一位化名为“燕山朱东吉”的神秘人物特意为《闺范图说》撰写了一篇题为《忧危竑议》的跋文，这篇文字如同瘟疫一般在北京街头巷尾迅速蔓延开来。这个“朱东吉”之名，寓意指向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必将大吉大利。“忧危竑议”四个字背后藏着深意，它旨在扩展吕坤当年上奏的《忧危疏》所涉及的敏感话题，特别是那份奏疏并未提及立储一事。
    《忧危竑议》采取了扣人心弦的问答体裁，通过对历代宫廷中嫡子与庶子废立之争的深度剖析，隐约指向了当时举国关注的“国本”问题。文中暗示，《闺范图说》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讲述其从宫女晋升至皇后的故事，吕坤这样做疑似谄媚于郑贵妃，而郑贵妃重新刊印这本书，实际上是为其子谋划太子之位的隐形布局。此外，文中还指摘吕坤在其《忧危疏》中列举国家种种隐患，却唯独回避了至关重要的立储议题，其用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时，文中还罗织罪名，宣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成了朋党，一同依附于郑贵妃羽翼之下。
    这篇匿名文章一经曝光，立刻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不明真相的民众纷纷将矛头指向《闺范图说》的原着作者吕坤，使得吕坤顿时陷入了惶恐与不安之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吕坤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只能借口抱病，请求辞官归乡，以避这场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的风暴。
    夜色沉沉，紫禁城的宫灯摇曳，映照着明神宗铁青的脸。一本名为《忧危竑议》的册子在他手中颤抖，内容刺痛了他的双眼，令他怒火中烧。然而，他深知，这事若闹大，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此刻也是坐立不安。他在《忧危竑议》中被人指名道姓，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他的心中疑云密布，开始怀疑这册子背后的黑手，莫非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
    在此之前，樊玉衡曾公然上疏，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并直斥郑贵妃的不是。这一举动，无疑让郑家与樊玉衡的梁子结得更深。
    明神宗虽恼，却不愿将事情扩大化。他亲自下旨，称《闺范》一书乃他赐予郑贵妃，书中内容与《女鉴》相仿，意在供郑贵妃日夜阅读。而后，他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二人经受严刑拷问，最终因“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被发配至广东的雷州和廉州。
    吕坤，因已病退，得以幸免。自此，他闭门不出，专心着书讲学，二十年后，悄然离世，留下那本着名的《呻吟语》。
    戴士衡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遥远的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曾有意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樊玉衡却婉言谢绝，不愿再涉足这险恶的官场。
    第一次“妖书案”如轻风拂过湖面，明神宗巧妙地掩盖了风波，政坛上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而那本神秘的《忧危竑议》，其真正的作者如同鬼魅般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无人知晓。
    然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却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曲折离奇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仿佛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悬疑大戏。
    在讲述这起案件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及那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明神宗对于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他心中所想的，是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在封建皇朝中，嫡长制如同铁律一般不可动摇，太子之位必须属于皇后所生的嫡子，若无嫡子则立长子。而当时的皇后尚在，这使得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棘手起来。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明神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待原配皇后去世，然后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朱常洵的身份就会从“庶子”变为“嫡子”，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基于这样的打算，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一直拖到郑贵妃能够成为皇后为止。
    命运似乎并不站在明神宗这一边。皇后身体健康，长寿不衰，而且她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疼爱有加。这让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愈发困难起来。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只为了一己之私，但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国本之争”中，每个人都心怀鬼胎，暗流涌动。而第二次“妖书案”的爆发，更是将这场争斗推向了高潮。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那本神秘的册子又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明神宗一直拖延立太子之事，大臣们纷纷上疏，但无一奏效。时间流逝，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去慈圣太后宫中问安。老太后满脸不悦，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为何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太后威严仍在，或是明神宗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他一时语塞，竟说出了那句致命的错话：“他，那个孩子，只是都人的儿子。”他指的是自己的儿子朱常洛，言下之意是朱常洛出身低微。
    明神宗似乎被鬼迷了心窍，他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也曾经是都人。慈圣太后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反驳：“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明神宗如梦初醒，惊恐万分，立刻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这件事发生后，八月的一个清晨，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的奏疏如一道闪电划破皇宫的寂静。他巧妙地以“多子多孙”为引子，劝说明神宗早日立太子。这一招竟然出奇制胜，明神宗被打动，立刻下令即日举行册立太子大典。而这位即将登上太子之位的人选，自然是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
    皇宫内的风云变幻莫测，一场关于太子之位的较量悄然展开。而明神宗的那句错话，仿佛成为了一个神秘的诅咒，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在权力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京城之中，消息传开，百姓和官员们得知消息后，欢呼之声此起彼伏，仿佛雷声滚滚。然而，郑贵妃却坐不住了，她心中波澜起伏，对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在她的哭闹声中再次动摇，竟以“典礼尚未完备”为借口，想要改期册立太子。
    在这关键时刻，沈一贯犹如一座坚不可摧的山岳，他毅然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反对改期之举。他的态度坚决，使得明神宗在犹豫中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在十月十五日这一天，皇长子常洛终于被正式册立为太子，而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
    朱常洛的太子之路并不平坦。明神宗对他并不喜爱，而郑贵妃更是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时刻想要“易储”，将他从太子之位上拉下来。宫廷之中，暗流涌动，一场关于太子之位的较量正在悄然展开。朱常洛身处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丈深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自家门前意外发现了一张传单，标题醒目刺眼——《续忧危竑议》。这份传单上，字字句句都指向了一个惊天的阴谋：郑贵妃意图废黜太子，将自己的儿子朱常洵推上储君之位。
    更让朱赓震惊的是，这份传单并非只送到他一人手中。前一晚，它已经在整个京师疯狂传播，从庄严的宫门到熙攘的街巷，无处不见其踪影。传单中，一个名为“郑福成”的神秘人物以问答形式，巧妙地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的野心展露无遗。而“郑福成”这个名字，似乎在暗示着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将成为未来的皇帝。
    传单中还提及，明神宗立皇长子为太子乃是无奈之举，日后必将更易；而任用朱赓为内阁大臣，竟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寓意着未来的更替。这份传单虽然只有短短三百余字，但其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议论纷纷，称这份传单为“妖书”，因其言辞诡异，妄图挑拨皇室血脉，引发宫廷动荡。
    明神宗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全力搜捕造书之人，誓要查出幕后主使，揭开这起“妖书案”的真相。一时间，京城之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第二次“妖书案”的阴影笼罩在皇宫与百姓的心头。
    《续忧危竑议》的妖风刮得京城人心惶惶，文中竟然指名道姓地指责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是郑贵妃的爪牙，意图助她废太子。这二人犹如被雷击中，脸色瞬间惨白。他们急忙上疏为自己辩解，同时为了避免被卷入更深的漩涡，不得不暂时辞去官职，带罪在家。
    沈一贯虽然暂时失势，但他老谋深算，不甘心就这样被妖书所困。于是，他暗中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这起“妖书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沈鲤之所以成为沈一贯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沈一贯素来不和，两人之间的争斗早已是朝野皆知；另一方面，当时内阁中，首辅沈一贯和次辅朱赓都被妖书点名，而沈鲤却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认为他可能与妖书案有关。
    至于郭正域，他之所以被牵连其中，一是因为之前与沈一贯在楚太子狱一事上结下了深仇大恨；二是因为同知胡化上书告发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阮明卿正是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急需找个替罪羊。而郭正域作为沈鲤的门生，又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自然成了他们眼中最佳的“发泄私愤”的对象。
    就这样，沈一贯和钱梦皋的阴谋得逞，沈鲤和郭正域被无辜牵连，一场由妖书案引发的大狱即将拉开序幕。京城之中，暗流涌动，一场关于权力与复仇的较量正在悄然上演。
    正当郭正域预备逃离京城之时，却不料落入了法网。巡城御史康丕扬在对沈鲤府邸的严密搜查行动中，意外牵扯出了三位重要人物：名震佛界的高僧达观法师（也就是声名卓着的紫柏大师）、医术高超的沈令誉大夫以及琴艺出众的钟澄琴师。康丕扬在奏折中揭示，“妖书案”与“楚太子案”两者实为同一源头。达观大师因积极呼吁朝廷停征矿税，穿梭于京城各个阶层，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故而在此关头被有意无意地卷入旋涡。达观法师与沈令誉大夫遭受了极其严苛的刑讯逼供，尤其是达观大师在遭受酷刑后，虽被强加罪名，却保持了高尚的节操，最终忍辱负重，沐浴更衣，端坐在禅榻之上安然圆寂；而沈令誉大夫也同样承受了非人的折磨。
    此时，东厂、锦衣卫与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组成的联合审判庭展开了对沈令誉的会审。为迫使沈令誉认罪，背后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布局。令人瞠目的是，甚至连沈令誉家中年仅十岁的奶妈之女也被带到公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即先前曾携吕坤编撰的《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关键人物，亲自向小女孩提问：“你可见到制作‘妖书’的雕版有多少块？”女孩天真无邪地答道：“好多好多，都堆满了房间。”陈矩听罢不禁哑然失笑，毕竟，《续忧危竑议》不过寥寥数百字，最多也就两页纸，怎么可能需要堆满一屋的雕版？如此明显的矛盾让沈令誉的冤屈暴露无遗，从而也让针对郭正域和沈鲤的栽赃陷害显得越发荒谬无力。
    此时此刻，京城内风声鹤唳，各方人士争相涌现，纷纷指控他人涉入“妖书案”。锦衣卫指挥使王之祯等四人率先举报同僚周嘉庆与此案有关联，但很快查明此乃凭空构陷。案情愈发扑朔迷离，形势日益严峻。当事人胡化在巨大压力下坦白，承认自己恶意诬告阮明卿是妖书的始作俑者。历史记载，在那几天里，拘捕与审讯接连不断，整个京城弥漫着恐惧的气息，人人自危。
    在沈一贯的暗中授意下，负责审讯的官员试图诱导胡化改口，指认郭正域才是妖书案背后的主谋。然而，胡化坚决否认，直言道：“阮明卿是我私人恩怨的对象，所以我才举报他。至于郭正域，他中进士后二十多年，我们从未有过交集，怎可能一同炮制妖书呢？”
    郭正域曾在太子朱常洛身边担任讲官，教书育人。太子闻听此事，私下对身边亲近的人感慨万千：“为什么要陷害我这么优秀的讲官？”这句话内涵丰富，令听闻者无不感到震慑。为了保护老师，朱常洛特派使者秘密传达口信给东厂提督陈矩，请他宽宥郭正域。陈矩身为老练的权谋者，深知太子虽处境尴尬，但仍非轻易招惹的对象。况且，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能证明郭正域与妖书案有所牵连，显然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得益于陈矩的巧妙运作与保护，郭正域才得以躲过此劫。
    针对郭正域的连续五日审讯，始终未能找出确凿罪证定其罪。明神宗得知后勃然大怒，下诏严斥审理此案的官员。一时间，众官员惶恐不安，东厂、锦衣卫乃至京营巡捕皆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京城中人人岌岌可危，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必须找寻一个替罪羊来堵住悠悠众口。
    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妖书”现世后的第十个夜晚，东厂缉捕队锁定并逮捕了一个行为鬼祟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在审讯中抖露出其兄皦生光与“妖书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皦生光，一个出身顺天府的秀才，凭借聪明狡黠的性格，混迹于市井之间，靠“造假诈骗”维生，其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录了他的一段传奇故事：有一位地方乡绅为讨好朝中权贵，遍寻珍贵玉杯作为寿礼，委托皦生光代为寻找。三日后，皦生光带来一对精美绝伦的玉杯，声称它们出自官库，价值百金，他只收五十金即可。乡绅满心欢喜购得玉杯。
    没过多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两名吵嚷不休的男子被卒吏快马加鞭地带到了乡绅面前，其中一人竟是皦生光，另一个则是宦官。皦生光满脸愁容，声称之前卖出的玉杯实乃皇宫藏品，因宦官私盗而出售，如今事情败露，唯有将玉杯归还宫中，双方才能化险为夷。乡绅顿时陷入窘境，因为玉杯已被赠予权贵，无法收回。无奈之下，他求助于皦生光，希望他能化解危机。皦生光一副为难的模样，思索良久后，建议乡绅出资贿赂宦官和衙门官员，或许还能侥幸过关。乡绅走投无路，只得答应，掏出将近千两白银。尽管事后明白自己被皦生光欺诈利用，但木已成舟，乡绅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段往事揭示了皦生光擅长编织骗局，借机敛财的狡猾本性，也为他可能涉足“妖书案”增添了几分悬疑色彩。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利用当时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策划了一场针对郑贵妃胞弟郑国泰的惊人勒索案。话说有个名叫包继志的富豪商人，想要附庸风雅，便请皦生光帮他编辑一部诗集。皦生光心怀叵测，悄悄在诗集中插入一首五言律诗，诗句中含沙射影，暗示郑贵妃意图扶持其子篡夺皇位，而这句“郑主乘黄屋”便是关键线索。粗心的包继志对诗词背后的含义浑然不觉，便将诗集付梓出版。
    皦生光见计策生效，迅速找人威胁包继志，称其诗集中含有谋反言论。包继志察觉到被骗，却碍于颜面和事态严重，只好选择破财消灾。尝到甜头的皦生光并未就此罢手，他紧接着拿着这本“证据确凿”的诗集去找郑国泰算账。郑国泰本性懦弱，加之民间舆论对郑贵妃极为不利，不敢声张，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掏腰包摆平此事。
    待到皦生彩揭露了他哥哥皦生光的劣迹斑斑，这些过往行径随之浮出水面。锦衣卫如抓住了烫手山芋般兴奋异常，立即将皦生光逮捕归案，并对他严刑逼供，最终使他屈打成招，承认了罪行。
    原本，案件进展至此，按理应当告一段落，但主导审讯的刑部尚书萧大亨却另有盘算，为了迎合权臣沈一贯的意图，他试图将“妖书案”的黑锅扣在郭正域头上。然而，皦生光在酷刑的摧残下，展现出最后的坚韧与勇气，宁死也不愿诬陷他人。他的妻子、妾室甚至年仅十岁的幼子，都被严刑拷打，却无人按照萧大亨的设计去捏造供词。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皦生光其实并不是“妖书案”的真正主谋，即便是急于结案的沈一贯和朱赓，虽然他们急于找出责任人，也无法相信像皦生光这般潦倒的秀才能够写出《续忧危竑议》那样洞悉朝廷内幕的文章。然而，在舆论压力与皇室急于稳定局势的双重驱使下，明神宗选择了草率结案。皦生光最终被判处极刑，惨遭凌迟，其家人也被发配至边疆充军，成为这场冤案的无辜牺牲品。
    皦生光死后，那段诡异莫测的第二次“妖书案”也随之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那篇神秘莫测的“妖书”作者身份至今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谜团。而在“妖书案”余波未平之际，楚王朱华奎以资助工程为由，向朝廷捐献了一万两白银。
    这笔巨款在途经汉阳时遭遇了意外。楚国宗室成员朱蕴钤因对朝廷处理妖书案的方式极度不满，集结了数百名同族人马，公然截走了这批白银。当地通判等官员闻讯后迅速行动，当场抓获了领头的32名宗室犯人，并将他们投入大牢。但这一抓捕行动引发了楚王宗族更大规模的骚动，他们悍然冲击府衙，企图夺回被扣押的白银和族人。
    副使周应治，这位曾于广东惠州创建“天泉书院”的鄞县名人，在此次事件中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遭到攻击，不得不暂避民间以保自身安全。而身为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湖广巡抚的赵可怀，因在处理“伪楚王案”时顺应权臣沈一贯的意图，导致楚藩宗室对其极为不满，认定其判决不公。当赵可怀提审要犯时，朱蕴钤和朱蕴訇居然挣断刑枷，动手将他打死。
    至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被押送至湖广承天府处以死刑，朱华堆等三人不堪重压自尽身亡，朱华焦、朱蕴钫等人则被囚禁起来，这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称为“劫杠案”，深深地烙印在历史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