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的江苏江宁，夜幕深沉。江宁保甲局的捕快们如同暗夜中的猎豹，破获了一宗惊心动魄的盗窃案。被捕获的盗贼名唤李大凤，他面对铁证如山，为了求得一线生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不惜出卖同伙，揭示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犯罪网络。
    令人震惊的是，李大凤的供述中还牵出了一起旧案。他提到自己的表弟朱彪，三年前神秘失踪，后来竟得知是被两个小混混周五、沈鲍洪联手杀害于江宁。这一消息如同惊雷般在江宁上空炸响，官府立即下令捉拿周五和沈鲍洪。
    两人被抓后，经受不住官府的严刑拷问，很快便承认了罪行。他们供述，光绪三年的一个寒冷冬夜，两人在江宁府上元县的三牌楼竹园里，残忍地将朱彪砍死，随后抛尸潜逃。两人的供述如出一辙，时间、地点、作案手法都毫无出入，看似是一桩铁证如山的杀人案。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案件即将告破之际，审讯的官员们却面露愁色，记录供词的书吏更是手抖如筛。原来，周五和沈鲍洪供认的这起杀人案，竟与四年前的一起旧案高度重合，很可能是同一案件。而四年前的那起案子早已结案，两名凶手也已被处以斩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更大的阴谋隐藏在背后？江宁的夜空下，一场关于真相与谎言的较量悄然展开。
    光绪三年的十二月初十，江宁城内的三牌楼竹园里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有人在这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痕，发辫被残忍地砍落，显得异常凄惨。现场的物品散落一地，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等，但四周却不见一丝血迹和践踏的痕迹。这显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然而死者身份成谜，线索稀少，使得案件的侦破难度直线上升。
    两江总督沈葆桢接到这起诡异命案的报告后，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他深知这起案件若不尽快侦破，必将引起城中百姓的恐慌。于是，他立刻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干将、营务处总办洪汝奎，责令他务必尽快缉拿凶犯，给死者一个公道。
    洪汝奎接到命令后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立即安排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全力追捕杀人嫌犯。胡金传带领手下开始了紧张的走访调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丝线索。
    在走访过程中，一个名叫左一良的乞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他称自己曾听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和一个三牌楼的老奶奶谈论过这起命案，还说自己曾亲眼见过死者。胡金传立刻找到了方小庚，这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少年虽然耳背、反应迟缓，但他提供了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
    方小庚回忆道，在十二月初九的晚上，月亮高悬，地上的积雪银白一片。他路过三牌楼竹园附近时，隐约看见一个人躺在雪地里。他好奇地上前一摸，发现那人脸上冰凉，已经没有了气息。他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三个人走了过来。其中两人一高一矮，脸上都有麻子，第三人则是一个秃头，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尚。方小庚不敢出声，等三人离开后，他才敢离开现场。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迅速捉拿了三牌楼附近妙耳山的僧人绍宗、屠户曲学如以及在营中当伙夫的张克友三人。经方小庚指认，这三人正是那晚他在竹园见到的三个人。
    捉拿嫌犯的任务虽然完成，但接下来的审讯才是关键。洪汝奎命令候补知县严堃、丁仁泽、候补同单之珩和胡金传联合审讯此案，务必查明死者身份、杀人动机、杀人过程和凶器。一场关于真相与谎言的较量即将展开，究竟是谁犯下了这起残忍的谋杀案？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切都将随着审讯的深入而逐渐揭晓。
    说是四人会审，但事实并非如此。丁仁泽匆匆参与了一回，便投身于繁忙的海运事务中；单之珩因与胡金传有旧怨，没多久就找个借口，撇下案子走了。因此，这桩案子的审理重担，实际上落在了严堃和胡金传两人的肩上。
    审讯伊始，那三人咬紧牙关，拒不认罪。然而，严刑拷打之下，张克友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他哆哆嗦嗦地招供，声称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名姓谢的雇工。据说，这谢某生前与高冯氏有染，被高冯氏的另一个情夫绍宗得知。绍宗心生妒恨，便叫上他和曲学如，趁着夜深人静，将谢某残忍地杀害在竹园之中。
    绍宗在严刑逼供下，也无奈地承认了此事。
    当差役们将高冯氏和何春荣传唤到大堂对质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奸一事，还坚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谢某；何春荣也矢口否认，说自己家从未有过姓谢的雇工。显然，张克友的口供完全是在胡编乱造。
    严堃和胡金传深感棘手，再次提审三人。这一次，他们加大了审讯力度，继续用严刑逼供。在强大的压力下，张克友开始语无伦次，一会儿说死者叫薛泳铨，一会儿又改口说死者是薛春芳；连杀人动机也变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是为了钱财，一会儿又说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张克友的招供后，绍宗和曲学如也相继崩溃，纷纷招供。
    在阴暗的牢房里，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低着头，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他们垂涎外地贩猪客商薛春芳身上的银两，于是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们残忍地将薛春芳杀害，并瓜分了他的钱财。杀人后，他们匆忙脱下薛春芳身上的血衣，带回妙耳山焚烧，企图销毁罪证。
    据他们供述，尸体旁的表芯纸是曲学如用来擦去手上血迹的，石灰是绍宗塞入死者口中的，而那把篾刀则是张克友用来行凶的凶器。至于那双草鞋，则是死者薛春芳留下的唯一遗物。
    官府根据他们的供述，在妙耳山庙中找到了一把屠刀，认定为杀人凶器；山上的一堆灰烬，被认定为死者衣服的灰烬；而在曲学如的家中，更是搜出了一把镰刀，被认定为曲学如的杀人凶器。然而，死者的身份却始终未能核实，官府只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和州客商。
    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严堃和胡金传将案情整理成卷，上报给了洪汝奎。洪汝奎接到案情后，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他再次提审了方小庚，让他重新辨认嫌犯；还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或许是出于对严堃和胡金传的信任，洪汝奎在核查过程中百密一疏。他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也没有核对死者伤口和凶器的尺寸，更没有察觉到严堃和胡金传对犯人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因此，他顺利地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但在上报给沈葆桢时，还是谨慎地建议沈葆桢派官员重审一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案子交到沈葆桢手中时，他并没有按照洪汝奎的建议重审此案，反而直接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阴谋？
    一枚五角铜钱，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一块巨石般激起了沈葆桢心中的惊涛骇浪。这枚铜钱，竟是从曲学如的物品中搜出，它并非寻常之物，而是两江地区一个秘密会堂私铸的标记。
    两江之地，曾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暴风眼，战后，秘密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任两江总督无不将此视为心头大患，严惩不贷。这枚铜钱，就像是会党的暗语，让沈葆桢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他心中顿时有了决断，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会党土匪间的自相残杀，无需深究。
    于是，光绪四年的二月，绍宗、曲学如被就地正法，而张克友虽逃过一死，却被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城。
    然而，谁曾想，四年后，那起被匆匆了结的三牌楼竹园案，竟再次浮出水面。两起案件，究竟是不是同一桩？真凶又是谁？如果周五、沈鲍洪真的是三牌楼案的真凶，那四年前审结的那起案件，岂不是一桩冤案？
    江宁城内，关于两起案件的议论如潮水般涌动。人们纷纷猜测，议论不休。消息越传越远，甚至惊动了《申报》，进行了刊发。
    而那些四年前被斩首的曲学如的家人，更是悲愤难平。他们组织起来，浩浩荡荡地前往两江总督衙门，要求为曲学如申冤平反。他们的呼喊声、哭泣声，在衙门前久久回荡，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随着舆论的哗然，三牌楼案已如野火般燃烧，再也无法遮掩。审讯官员们深知事态严重，只得将周五、沈鲍洪的案情紧急上报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眉头紧锁，他深知这起案件已经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命案，更牵扯到了两江地区的安稳与民心。
    于是，他迅速委派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一众官员，组成专案组，决心合并审理这两桩跨度四年的三牌楼案。
    专案组一成立，便立刻提讯了周五和沈鲍洪。在专案组的严密审讯下，两人终于招供了更多的细节。官府按图索骥，迅速拘捕了更多的人证，找到了更多的旁证。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真相如同剥洋葱般，一层层地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原来，在光绪3年的一个深秋，周五在江苏阜宁县西乡诱拐了刘王氏，并带上和自己苟合成婚的刘高氏乘船南下。途中，他们遇到了周五的老朋友朱彪和沈鲍洪。同行的还有被朱彪诱拐为妻的赵高氏，以及篾匠许嘉福一家人。
    在漫长的航行中，朱彪对刘王氏的美貌垂涎三尺，起了歪念。当船队在江宁六合县落脚时，朱彪轻而易举地将刘王氏引诱到手，并与之同宿。之后，他更是趁周五不注意，与刘王氏私奔了。
    周五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但他深知自己不是习武的朱彪的对手。于是，他找到沈鲍洪商量对策，打算约他一起找朱彪算账。然而，沈鲍洪此时已经和赵高氏有了奸情，他担心朱彪知道后会找自己的麻烦。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不如先下手为强，以除后患。
    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周五偷偷溜进许嘉福的住处，偷走了他的篾刀，并带上几包石灰。两人相约前往江宁城，寻找朱彪的踪迹。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在江宁城的某个角落上演……
    十二月初九，寒风凛冽，周五与沈鲍洪终于找到了朱彪。此时的朱彪正打算潜入三牌楼的一家香烛店行窃，见到两人到来，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邀请他们一同入伙。周五和沈鲍洪表面上假意应承，心中却早已暗藏杀机。朱彪兴致勃勃地准备起行窃的工具，草鞋、火钵、表芯纸一应俱全。
    夜幕降临，三更时分，三人悄然来到三牌楼附近的竹园。天气冷得让人直打哆嗦，三人便围坐在火钵旁取暖。朱彪起身小解，正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周五和沈鲍洪趁机靠近，沈鲍洪突然从后面扭住朱彪的辫子，朱彪惊恐地摔倒在地。周五手持篾刀，疯狂地朝他砍去，瞬间，朱彪的辫子被砍断，鲜血四溅。沈鲍洪也不甘示弱，从朱彪身上掏出一把小尖刀，与周五一同对朱彪进行残忍的刺杀，直至他倒地不起，气息全无。
    两人见朱彪已死，心中一阵慌乱，忙不迭地逃离现场。在慌乱中，他们丢弃了篾刀、石灰包、表芯纸、草鞋等物，这些物品散落一地，成了日后追查案件的重要线索。
    第二天，周五和沈鲍洪来到刘王氏藏身的缪瘸子家。他们找到缪瘸子，托他将刘王氏转卖给余应昌。缪瘸子虽然心中疑惑，但看在银子的份上，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就这样，刘王氏被卖给了余应昌，而周五和沈鲍洪则带着满心的罪恶和恐慌，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在被拘捕的证人中，赵高氏和刘高氏都坚决地站出来，她们的证词如同一把把锐利的匕首，直指周五和沈鲍洪。她们声称，曾亲耳听到周五和沈鲍洪合谋商量如何杀死朱彪。而篾匠许嘉福更是颤抖着手指，指向那把在现场被发现的篾刀，确认那是他的物品。
    一个谜团却萦绕在众人心头：周五和沈鲍洪杀死的是朱彪，而张克友三人所杀的据说是薛春芳。但现场只发现了一具尸体，难道还有另一具尸体藏匿在暗处，未被发觉吗？
    这时，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站出来作证。他声称自己曾派侄子前往和州寻访，但结果令人震惊——和州并无薛春芳此人。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众人心中炸开。
    既然四年前的遇害者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四年前的结案就显得疑点重重。重审的官员们开始倾向于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的“薛春芳”，其实就是朱彪。也就是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很可能就是如今的周五和沈鲍洪杀害朱彪的案子！
    这个假设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如果四年前的案子真的是一个冤案，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中，一个名叫方小庚的小贩曾是关键人物。正是他提供的证言，让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身陷囹圄。可以说，案件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小贩方小庚所左右。
    专案组决定再次提讯方小庚，希望能从他口中挖出更多真相。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方小庚竟然声称案发时他根本不在三牌楼，更不知道那里发生了杀人案。
    原来，在光绪四年的正月十九，方小庚像往常一样上街卖瓜子。突然，一个兵勇以买瓜子的名义将他骗到观音庵，并关进了一间房子。中午时分，一个穿着高级军官服饰的人走了进来，他正是胡金传。
    胡金传将方小庚带到了妙耳山的庙中，并引他见了和尚绍宗。之后，胡金传又带着方小庚回到观音庵，并让他向官府供称，案发当晚他亲眼看到现场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绍宗。
    面对胡金传的威逼利诱，方小庚心中十分犹豫。但胡金传的手段狠辣，先是利诱，后是恐吓，方小庚最终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后来，胡金传又逮捕了曲学如和张克友，他隔着窗户让方小庚认清二人的面貌，并让他按照之前的模式作伪证。胡金传还不断威逼利诱方小庚，警告他不许翻供。
    当洪汝奎提讯方小庚时，他本想说实话，但抬头却看到胡金传手持马棒站在旁边，心中顿时充满了恐惧。他只能按照胡金传所说，一字一句地讲给洪汝奎听。
    就这样，在方小庚的伪证下，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被坐实了杀人的罪名，遭受了极刑和流放。然而，死者已矣，张克友却还活着。专案组决定四处搜寻，务必找到张克友，揭开这起案件的真相。
    张克友颤抖着声音，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遭遇。他说，在光绪三年的十二月初九，他住在朋友陈永卓的家中，那晚他连门都没出，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陈永卓也站出来为他作证，证明张克友那晚确实在他家借宿。
    然而，案发后，张克友却莫名其妙地被抓进了监牢。那个名叫方小庚的小贩一口咬定他杀了人，张克友不停地申辩，但根本没人听他说话。在胡金传的严刑拷打下，张克友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诬陷绍宗与他人通奸杀人，以求自保。
    后来，严堃提讯时，张克友试图翻供，但换来的又是一顿残酷的酷刑。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再次承认杀了人，并胡编乱造了一个案情。但这个谎言很快就被何春荣和高冯氏戳穿了。
    第三次，张克友又编出了一个叫薛春芳的人，声称自己伙同另外两人杀死了他。然而，这个薛春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其余的两名嫌犯也经历了和张克友一样的遭遇。他们几番受刑，几番被逼供，几番编造案情。只要有人想辩白，不服从，就会遭到严刑拷打。最终，在无尽的折磨下，三人不得不统一口径，认下了这起命案。
    专案组决定再次传讯那些当年参与案件的低级官员和兵勇，希望从他们口中找到更多线索。
    姜志，那位曾经的把总，在审讯中坦承，他亲眼目睹了胡金传和严堃对曲学如的残酷拷打。那场面，简直让人不寒而栗。或许正是那番严刑逼供，让曲学如等人心生恐惧，以至于在洪汝奎复核案件时，即便没有动刑，他们也选择了照前认罪。
    而关于那所谓的杀人凶器，真相更是令人震惊。竟然是兵勇将绍宗的裁纸小刀沾了鸡血，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一发现，让专案组更加确信，光绪3年的三牌楼案，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认定冤案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拨乱反正。刘坤一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他亲自写信给洪汝奎，邀请他前往江宁，共同商讨如何妥善处理这桩陈年旧案。
    此时的洪汝奎，内心却是五味杂陈。他正处于权位的上升期，而这桩旧案，无疑是他仕途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知道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也知道冤案必须得到平反，但如果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他该如何抉择？
    经过深思熟虑，洪汝奎最终选择了按兵不动。他佯装成一个旁观者，静待事情的发展。他明白，这桩旧案背后牵扯的势力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波。他只能静观其变，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出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刘坤一深知洪汝奎这块硬骨头难以啃下，于是果断地将矛头转向了胡金传。他毫不犹豫地奏请朝廷，将胡金传革职查办，势必要揭开这起案件的真相。
    胡金传却是个难缠的对手。他一到案，就矢口否认刑讯逼供的事实，要么直接否认，要么就东拉西扯，避重就轻。刘坤一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重启案件已经快要满四个月了，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下定决心，联合江苏巡抚，一同请求对胡金传进行刑讯，同时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卸任，传讯到江宁听候查办。
    这一举动无疑在江苏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刘坤一等于是在与整个官场为敌。果然，这一做法立即遭到了部分朝臣的反对。其中，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更是站出来公开质疑，他认为这起案件已经超出了人命本身的价值，更像是竞争对手借势打击洪汝奎。陈宝琛还对案件提出了不少疑点，试图动摇刘坤一的决心。
    面对陈宝琛的质疑和朝臣们的反对，慈禧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她指派理藩院尚书麟书和刑部侍郎薛允升担任钦差大臣，专门查办这起三牌楼案。
    两位钦差大臣不负众望，经过二十天的紧张工作，他们呈递了结案报告。报告中认定：薛春芳其实就是朱彪，两起三牌楼案其实是同一起案子。这起案件是由胡金传主导、蒙蔽洪汝奎制造的冤案！这一结论无疑给了刘坤一最大的支持，也让他在这场与官场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光绪八年的二月二十九日，那个被众人瞩目的日子，朝廷终于公布了关于三牌楼案的判决结果。周五，那个被指为杀人首犯的恶徒，被判处斩立决，即将受到极刑的惩罚。沈鲍洪，作为参与杀人的共犯，也难逃法网，被判绞立决，生命将在痛苦中终结。
    半个月后，京城刑场上，周五和沈鲍洪被押赴刑场，面临正义的制裁。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都在谈论着这起震惊朝野的大案。
    而那个曾做伪证的方小庚，早已在狱中病死，他的谎言和背叛，最终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至于洪汝奎和严堃，这两位曾经的官员，因包庇罪犯、玩忽职守，被朝廷革职，并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偿还他们的罪孽。
    至于其他涉案的官员，他们的命运也将由刑部议处，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正义的审判。这起三牌楼案，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处理，正义的天平，再次在朝野间恢复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