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难，外寇必至。

    颉利很会选择时机，在李唐王朝内部剧变时，突厥人适时出现。

    他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来势汹汹，直趋长安。

    颉利和突利的联军，势如破竹，一路越过了武功。

    这是一个敏感的地区，是李唐王朝的腹地，也是李世民的出生地。

    李世民嗅出了突厥此次进寇不同寻常的气息，他刚登皇位，必须要做最坏的准备。

    李世民下令京师戒严。

    但作为战无不胜的统帅，他也想在家门口试试突厥人到底有几斤几两。

    他派出尉迟敬德，在高陵（今西安西北）和突厥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路敌军，是突厥的郁设射和梁师都率领的联兵。

    尉迟敬德不愧是大唐的战神，首开记录，小有收获，斩首千余级。

    但此战只是一道开胃小菜，在平原之上，正面对抗十万突厥骑兵，是不可想象的。

    大餐的地点，在长安。

    尉迟敬德一击而中之后，李世民就召他回长安。

    他要自己解决这个危机，也可以证明，他才是大唐最合适的天子和皇帝。

    实际上，李世民和突厥是老熟人，他们早就打过交道，彼此知根知底。

    东突厥的大可汗，在颉利以前，是处罗可汗，按照突厥的风俗，他继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做可贺敦（可汗的妻子），这是她第四次做可贺敦了。

    处罗父亲启民可汗和他的兄长始毕可汗也同样娶了她做可贺敦。

    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大草原上，自然条件恶劣，为了延续种族，女人其实是一种珍贵的资源。

    整个族群，从上至下，需要她们延续血脉和扩大族群的规模。

    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

    百姓之间，可以延续种群，上层之中，就可以维系和巩固族群的地位，以及保证家族资源的延续性。

    义成公主远嫁突厥，本来就是一种政治和亲，相较于相夫生子，她更重要的作用，是充当隋朝和突厥二国之间交往的润滑油和胶粘剂。

    齐大非偶，义成公主碰上了好时间。

    他第一个正夫，是启民可汗，当年杨坚倾全国之力，扶植启民可汗，让他在河套休养生息，东山再起。

    而启民可汗，也是杨隋一朝，唯一娶了二位隋朝公主的可汗，在永世的感恩戴德之下，义成公主作为大国的另一类型的使者，其身份和地位，水涨船高。

    这让义成公主，成为突厥系统内的实权人物，作为政治联姻而言，义成公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因为这是她第四次做可贺敦，她实际上左右了突厥国内，可汗的继位。

    在她苦心经营，日积月累之下，她的权威也与日俱长，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好终于迎来了一个对突厥和她的宗主国杨隋都非常重要的机遇。

    宇文化及弑逆之后，率军北进，在山东聊城被窦建德一锅端了。

    窦建德为了攀上突厥这个强力的外援，他献上了一份重礼。

    那就是杨广的正妃萧皇后也在被俘的队伍中，一个更大的惊喜是，齐王杨暕竟然留有一个遗腹子，也就是杨广的孙子杨政道。

    他成为漏网之鱼。

    在血统论至上的时代，这简直是一种无法用财富计量的惊喜。

    窦建德当时虽然对外称呼夏王，但他依然以隋民自居，认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宇文）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

    但作为北方政权，要想走得更远，他同样需要象李唐一样取得突厥的认可和支持。

    窦建德献上了自己的投名状。

    他派出了一千人的军队，专门护送萧皇后和杨政道进入突厥，并且，为了取悦义成公主，他派人奉上了宇文化及的头颅。

    这是一笔大礼。

    对于处罗可汗和义成公主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突厥和中原的各路政权的关系，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

    在初始的第一阶段，始毕三十万大军，将杨广重重围困雁门，已经正式宣告，昔日大草原的霸主满血归来。

    他们控弦百万，精锐骑兵让整个东亚谈虎色变，甚至被认为是突厥史上最盛的时代。

    时值隋末离乱，大江南北，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政权，尤其是北方和突厥相邻的政权，要想生存，必然也只能臣服突厥，向他们进献子女玉帛。

    即使李渊刚开始创业时，一样无法免俗，而走了这条路。

    但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李渊长袖善舞，手段超卓，他不声不响地入主长安后，巴蜀地区和山南地区都望风而附，李渊第一次将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连成一体。

    李渊向东方的扩张，也取得了效果。

    虽然并没有攻下洛阳，但在崤山以东的河南之地，建立了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和新安郡，作为长期经略山东的桥头堡。

    加上灭薛举，平李轨，解决了关中腹地西边的后患，辅以大本营河东的兵马粮草，真是顺风顺水，一时风头无两。

    李唐已显现出统一天下的势头。

    中原大地，再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王朝，这是突厥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为杨隋一朝带给他们的创作，还隐隐作痛。

    他们没有忘记当年大一统的隋朝，差点让突厥亡国灭种，他们也没有忘记四分五裂之下的中原大地，有求于他们时，佗钵可汗曾经志得意满地说：“但使我在南二儿孝顺，何忧富贵。”

    何况，他们在隋末的混乱局面之下，已经享受到了可以不动兵马，但财富和女人，予取予求的潇洒。

    这当然是一段无限美好而令人心怀想念的岁月。

    现在李唐王朝强势崛起，突厥必须要正面应对。

    以前躲在各个小的割据势力面前，永享清福的日子过去了，突厥人环顾天下，发现只有自己才是李唐的唯一可以匹敌的对手。

    这是一种痛的领悟，但并不太晚。

    现在制衡李唐王朝的机会来了。

    杨广的孙子杨政道就是这颗棋子。

    处罗可汗和义成公主一拍即合，他们要再造一个流亡的正统的杨隋王朝，以抗衡和制约李唐王朝。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杨政道是天然的隋朝皇室血统，萧皇后还在，大隋的子民还在，隋朝具备复辟的一切条件。

    名正言顺的隋朝，即使是强如窦建德，都可以招抚，而李唐王朝官僚体系，大部分就是原隋朝的班底，只要大隋义旗再起，天下响应，辅以突厥的强大兵力做后盾，再次入主中原，指日可待。

    处罗做起了成为隋朝太上皇的美梦。

    他差点梦想成真。

    制衡就是一个游戏，如同一个翘翘板，此起彼落，总有一方要落入下风。

    乘虚而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其实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国策，也是大草原霸主突厥的政策。

    在隋朝义成公主的唆使下，处罗可汗册立杨政道为隋王，建立了一个妄图复辟的傀儡政权。

    他们将都城设置在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署置百官，皆依隋制，处罗可汗言之凿凿地说道：“我父（启民可汗）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

    处罗可汗得到了一个大汉奸的大力帮助，那就是刘武周。

    他是盘踞在关中北部多年的巨寇，被突厥封为大度毗伽可汗，但他在隋末群雄中，是非常憋屈了一个。

    一直被一个叫段德操的唐军将领按在地上摩擦，可谓是逢段必败。

    因而，刘武周始终只能僻外边境，小打小闹，而无法大规模南侵。

    但这个人做汉奸却似乎有几把局子，他唆使了突厥人几次南下，并且心甘情愿成为马前卒。

    但李唐国势蒸蒸日上，在李唐的围剿之下，他手下的将领纷纷起了二心。

    投降唐朝的日以月继，再这样下，刘武周必然没有容身之地，为了图存，他准备干一票大的，引突厥南寇。

    他处心积虑地对处罗可汗说：“今(刘）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

    限制中原王朝的发展和统一，攻击和掳掠李唐王朝的子女玉帛，符合突厥的根本利益，况且，刘武周如果破灭，处罗可汗本人也脱不了干系。

    处罗的兄长，他前一任的突厥大可汗，叫始毕可汗，他延续突厥对南方各政权平衡的政策。

    在刘武周南下入侵太原时，直接资助五百骑兵，和李唐对抗。

    但处罗扶植杨政道做隋王，想不战而收获人心，就产生了一个从属的问题。

    隋末群雄并起，他们打的旗帜，大部分是反隋，现在出现一个隋王，那就需要北方原来的各种力量，重新汇聚到隋朝的正统之下，他们原来的称号，单干的臣属关系，也需要调整。

    刘武周似乎并没有取消他定杨可汗的称号，或者说并没有在法理上真正臣服处罗所立的隋王杨政道。

    他遭到了突厥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