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将要变天，李唐却早已经变了天。

    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兄屠弟，李渊交出了帝国的大权。

    六月初七，李世民由秦王转封为皇太子，并且事实上掌控了帝国的权力，李渊用诏书从法律上确定了这个既成事实。

    “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虽有闻奏一说，不过是欲盖弥彰，聊以自慰而已。

    八月初九，李世民于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虽然得位不正，即位也不是在太极正殿即位，却是一个大有追求的君王。

    他立志比肩历史上那些早已成为传奇的帝王，他在心中，甚至想成为千古一帝。

    从李世民的皇帝实践来看，他有这种自发的源动力，也有这种自觉的行动力。

    首要之事，就是重新确定秩序。

    说得直白一些，就要计算功劳，功成之后，就该算明账了。

    该封官就封官，该赏钱就要赏钱。

    这就出现了两个大榜单。

    一个是功臣榜，一个是文学榜。

    争议最大的就是功臣榜，贞观十七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大部分出就自于这个榜单。

    这份榜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排第一位的是裴寂，他一个人独一档，总计拿到了一千五百户的实封。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因为历代王朝，一般用虚封以示功名，而实封的数量并不会太大，但一千五百户，按平均一家六口人，大概就有万口之多，在唐初人口凋零，百废俱兴的情况下，这绝对是天大的恩赏。

    可见李世民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李渊虽为太上皇，却仍然能霸占太极主殿，在朝野之间，拥有足够强悍的力量。

    面为了笼络和离间李渊的旧臣，李世民下够了本钱，

    裴寂是李渊的铁杆，其实也是李渊在朝廷的代表，李渊当时虽然已成太上皇，但李唐这份家业，没有任何置疑的余地，是李渊居功至伟，是他一手打下来的。

    李渊虽然不理朝政，但他却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李氏一族的族长。

    在家族之内，他依然是老大，而李唐建国已经九年，他已经分封了李氏宗亲，无数的王爷，这种力量和利益，并不能轻易被忽视和割舍。

    李氏诸王，虽然默认支持李世民的上位，但他们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没有明确把握李世民的心意和政策时，他们绝不能让李渊倒下去。

    因而，裴寂虽然无功于李世民，却独占鳌头，占据了功臣榜第一位。

    排第二档的是实封一千三百户的四个人，他们是长孙无忌，王君廓，房玄龄，杜如晦四人。

    而实封一千户以上的功臣，大部分也参与了玄武门事变。

    毫无疑问，这份榜单颁布于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世民必须用来酬谢他的死党们。

    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李世民知道任何的榜单，都可能有失偏颇，与其让群臣在私下议论纷纷，不如自己主动提出来。

    他召集群臣，共商大计。

    李世民开诚布公地说：“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

    李世民的目的非常明白，有什么意见当面提，不要当面不说，事后乱说。

    大部分群臣非常上道，他们知道李世民的苦心，都默不作声。

    但总有老资格的元老站出来，李神通就足够资格。

    他是李氏的宗亲，也是开国的元老，在多年征战之中，实际上属于原太子一系，但其背后的力量，当然是李渊。

    李神通讲出了大部分文臣武将想讲，但不愿意讲或是不敢讲的话，“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

    李神通指出了这个排名榜，最大的问题。

    这个榜单，如果放在十七年后的凌烟阁时期，大体是公平而正常的。

    但以当日的形势而言，时间是武德九年，是李渊在位的最后一年，确实不能免去，只论亲疏而不论功绩的讥笑。

    非常明显，房杜二人，就是榜单上最大的瑕疵。

    他们在当时名位不显，功业不著，但以秦府僚属，策动玄武门之变，除开裴寂这个吉祥物，堂而皇之位居于功臣之首。

    这当然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与其说这是一份功臣榜，还不如说是一份秦王府的酬勋榜。

    有这种想法的人，朝野之间不知有多少。

    唐朝的版图，是军队流血流汗，牺牲无数，才打下的江山。

    他们居功至伟，理当受到最高的嘉奖。

    唐朝初年，军方有三大方面军。

    一是李世民亲自统领的中原野战军，二是李神通河北一系，他的背后是李建成和李渊，第三方面军，就是李孝恭统帅的江南大军，核心骨干是李靖。

    但在这次的功臣榜单上，李孝恭竟然只有区区一千二百户，比房杜都要少，要说李孝恭非常开心愉悦地接受这个结果，恐怕并不是真实的。

    悠悠众口，既不能堵，就只能疏了。

    李世民早就预料到群臣们的反应，他早就想好了对生，不慌不忙地回复李神通。

    李世民先是回顾了李神通的革命之路，“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隋朝追捕）。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

    这让李神通老脸挂不住了。

    他在山东的战绩，是他一生的污点和黑料，虽然他挂元帅之名，最后山东尽平，也得以报得大仇。

    但结局虽美，过程却未必佳。

    李世民揭了李神通的老底，接着再赞美了房玄龄等人的功劳，他心诚意正地说道：“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

    李世民说的是事实，他也点出了关键的一点，以前的天下，是李渊的天下，如果不出意外，以后也会成为李建成的天下。

    李世民的皇位，确实是房玄龄等人拼命，甚至冒着灭族的危险挣来的。

    这是天大之功，也是不赏之勋，从这点来讲，排第二档的四人，又有谁可以不服？

    现在已经不是李渊的时代了。

    李世民不为己甚，接着打起感情牌，他安慰李神通说：“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

    这也是一句直击李神通心理的话。

    让他放宽心，现在虽然给另外的人封了高官，赐与厚赏，但这天下，始终是李氏的天下，有李世民在的一天，作为宗亲的叔父，还忧虑什么富贵？

    李神通无话可说，也不能再去说话。

    而余下的群臣，论亲没有叔侄之亲，论功则又更次一等，李神通都闭口不言，他们又哪敢再出头。

    情势已经非常明显。

    他们赶快站了出来，纷纷表态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李神通）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于是，皆大欢喜，各自领赏，各回各家。

    但这个榜单还存在一个弱点。

    那就是李世民虽然用厚赏回报了，给他争得皇位的高级核心领导，但秦王府的旧人，那些和他拼命出生入死，准备武力夺权的中下层官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赏。

    这来自于李世民天下为公的理想。

    他发动政变，夺得皇帝之位，但他的志向并不止步于做个独断专行的皇帝。

    他有着敢为天下先，开创盛世的内驱力，这就决定李世民的用人和统治，必须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为了在原太子党、元吉党和李渊派系之间保持平衡，原来秦王府中一些老部下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受到损害，这当然会引起他们心理失衡。

    他们当日也是豁出了身家性命，蒙上眼往前冲，现在可以采摘革命果实了，他们却似乎被忘记了。

    有功不赏，甚至被有意忽略，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

    职位未升迁，心有不平的秦府旧属，直接找上李世民理论.

    他们在私下议论中，愤愤不平地说：“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太子），齐府（建成）人后，“

    这是实情，但僧多粥少，李世民作为家长，实在是有苦难言。

    他只好耐着性子给他们解释说：“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

    李世民以至公之心，轻风化雨地消弥这种新旧之争。

    新旧利益之争或者稍告一个段落，但新旧名誉之争，又立即摆上台面。

    在涉及到最核心的侍卫人选时，从安全考虑，为了以防万一，有大臣建议应该全部选用原来秦府的旧兵，想将他们全部授与武职，充当李世民的贴身侍卫。

    但李世民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这源于他在战场之上的自信，也是他的传统作风。

    刀头舔血，以心换心，这种强者的自信和包容，是积极刚健，年少锐进的高标之风，但即使是李世民本人，在多年的皇帝生涯后，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也依然会变成一个合乎规矩的政客。

    但年轻时的李世民，睥睨天下，不可一世，其风范足让后世仰望。

    当年他刚刚平定西秦薛举，就敢让他们挟弓带矢，陪自己在野外围猎，现在虽然已是和平时期，但李世民并没有改变他从战场之上形成的作风。

    他站在一种更高的层次，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李世民甚至有意压制了旧人的权利，以换取在政治上更大的便利。

    但他心中未免没有一丝愧疚，那些老伙伴，老朋友，跟着自己出生入死，本来更应该享受太平盛世的果实，但自己为了更高更大的追求，不得已而作出了让步和牺牲。

    人非圣人，孰能无情？

    这让他有时候也会忘记自己远大的目标，而动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