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年轻而富有朝气，这是他的优势，可以锐意进取，永不止息。

    但同时，年轻也意味着经历和阅历相对浅薄，一人之力，不可能胜过一个团队，好汉也要三个帮。

    李世民需要帮手。

    在他即位之始，面对百废待兴，复杂多变的局面，李世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他颇有些犹豫地问大臣们说：“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魏征是个坚定的乐观派。

    他简单而坚定地回复道：“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

    魏征展望新朝，必然会很快出现大治之世。

    “圣哲之治，其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封德彝是现实主义，他持悲观态度。

    因为当时李渊虽然号称太上皇，却占据了太极主殿，而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各派势力混杂，人心各异。

    甚至很多人都结下解不开的血海深仇，很难拧成一股绳，如果互相推诿扯皮，想要治世，那就难上加难。

    他不无忧虑地说：“（魏）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

    但李世民必须迎难而上。

    他天才型地唯才是用，对于臣下的过错，既往不究，以身作则，终于消弥裂缝，开创了治世。

    这种君臣一体，臣下融洽的关系，就连长孙无忌也视为一大盛事奇事异事。

    他曾在丹宵殿的一次近臣宴会之上，不胜感慨说：“（魏）征、（王）珪，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

    仇敌可化为朋友，彼此有隔阂的旧日臣僚，在大环境之下，每个人也都尽心尽职，克己奉公。

    大唐国势，蒸蒸日上。

    但君臣相处，依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

    即使后世称为贤相的房玄龄，因为出身于山东，并非关陇集团圈子中人，在李世民手下为臣，依然战战兢兢。

    有时被李世民谴责之后，会连续几天至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诚心请罪。

    并且他在李世民成为皇帝的第一个三年，基本上只是奉命行事，而非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地成为国之栋梁。

    伴君如伴虎，何况是以奇谋秘计送李世民上位的房玄龄，以过往历史而论，能得善终，都是烧了高香。

    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古今同一。

    即使房玄龄如此谦谨谨慎，一心奉主，也依然免不了一身骚。

    对房玄龄的弹劾来自于权万纪。

    权万纪因为自己年末的考评，评分较低，就举报房玄龄和王珪徇私舞弊。

    有报必究，有错必举。

    李世民想追究他二人可能的过错。

    但对于这种核心大臣，没有重罪就去勘核，既损威严，又伤国体，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魏征又一次站了出来进谏说：“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

    李世民这才停下了想要问罪的计划。

    即使魏征本人，一样面临过“私其亲戚”的指控。

    李世民指令温彦博去推究其事，但魏征一身正气，指控被证明是一种污蔑。

    但温彦博作为皇帝的代表，总不能说是皇帝污蔑冤枉了重臣。

    于是，他说了一句在历史上很有意思的话。

    在奏章中，他写道：“（魏）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

    这让李世民抓住了一个小把柄。

    估计他平时被魏征批评习惯了，并不是很愿意直接面对魏征，他让温彦博代表自己转话说：“自今宜存形迹。”

    以示魏征虽然清白，但显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魏征一根肠子通到直，对此事不依不饶。

    过后某一天，他在朝廷之上面见李世民时，又把这件事情翻出来了。

    他挺身抗言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

    李世民知道自己随意找回的场子，反倒成了一个把柄，只得正色说：“吾已悔之。”

    魏征打蛇随棍上，他又讲了一通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的大道理。

    李世民来了兴致，赶忙请教何为忠臣，何为良臣。

    魏征不慌不忙地说：“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李世民茅塞顿开，表示受教，赶忙赐给魏征五百匹细绢。

    他对于魏征显然有心理阴影，总会感觉到黑暗之中，有一双无比锐利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想用放大镜找出自己的缺点，然后说出让自己心惊胆战的话。

    李世民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节制和克制的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问了李世民一个问题，“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

    李世民大笑说：“初实有此心，畏卿（魏征）嗔，故中辍耳。”

    可见贞观之际，李世民和魏征一世君臣，并非只是千秋万代美名，而是于国于家于世，确实大有裨益。

    若非二个人同心戮力，一个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一个克己复礼，非要证明，成就自己一世声名，恐怕也是无法完成。

    相对于魏征的不计成败直颜犯谏，识相的大臣还是更多，尤其不是李世民核心圈子之中的位高权重者。

    飞鸟尽，良弓藏，自古皆然。

    李靖大功，居高不赏，实有震主之嫌，虽然在玄武门事变之中，采取了中立稍偏向于李世民的态度，却始终无法进入李世民的核心圈子。

    但治国者，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才能以一世规范，立万世的规矩。

    李世民曾经敲打过李靖。

    在李靖击破颉利可汗，却纵兵掳掠抢劫颉利的大本营之后，御史大夫温彦博参了李靖一本。

    认为他统帅的军队目无纪律，以致让颉利可汗多年搜刮的珍宝，全部落入兵将之手，并且淫乱颉利可汗的部属。

    这并非仁义之举，也不是大国风范，事实确凿，欲辩无方。

    李世民当场就严厉斥责了李靖。

    李靖本来以为自己居功至伟，至少会得到君王的高度赞扬，想不到却惹得一身骚。

    李靖非常识时务，他赶快低头认罪。

    许久之后，李世民冷静下来，才不咸不淡地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然后加官赐赏，但李世民这番话，却可轻可重。

    李靖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自己也象隋朝的史万岁一样，再不和朝廷站在一边，或是有所怨言，他李靖，就是唐朝的史万岁。

    但对于李靖这种级别的勋官，出将入相是传统，非宰相不足以酬勋。

    隔了一段时间，李世民又开诚布公地对李靖说：“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

    李靖听到这话，心中更是打鼓，知道自己锋头太锐，为人所忌，前日因今日果，君心难测，自古伴君如伴虎，诚不虚也。

    敲打过后，该办正事了。

    李世民加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这是宰相之职。

    将李靖调离军职，交出实权，步入政坛，达到人臣巅峰，让一朝瞩目，万世景仰。

    这当然是李世民顾全君臣之义的行为。

    李靖也早已开悟，他很上道。

    虽居宰相高位，但他卸下往日在战场之上，纵横捭阖，料敌如神的本事，每天端坐衙中，和另外的宰相们议事时，恂恂然似不然言。

    藏巧于拙，以智为愚，李靖实在是有大智慧的人。

    李唐一朝，自李渊至李世民，很少屠戮功臣，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李渊是因为还没到时候，他在位之时，李唐一直都在和群雄们征战角力，还处于创业阶段，虽然李唐的局势较，但外患始终未除。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给了李渊王朝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一度逼迫他想他要迁都。

    在这种环境之下，李渊还需要依靠给他打天下的功臣元老们。

    刚刚一统天下，本以为好日子要开始了。

    但又爆发了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激烈的储位之争，上演了兄弟相残的惨剧。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李渊即使有心，也是无力，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李世民却大不相同，他是不需要，他有更好的处理功臣们的方式和选择。

    李世民本来就是不世出的人才。

    资历比功臣们老，功劳比功臣们大，才干也完全不输于功臣们，并且，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有一个所有功臣们都不具备的优点，他比他们年轻。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年轻才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一点。

    李世民非常年轻，太原起事时，他二十岁；玄武门之变的当年，就当上帝国的皇帝，他才二十八岁。

    这个年龄，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慢慢熬过他的那些老伙计们。

    况且，他得位不正，但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上，一直强调逆取顺治。

    李世民也一直想证明自己才是李唐王朝最合适的接班人和皇帝，他不需要，也不能再大规模屠戮功臣。

    这让李世民一朝的功臣们，基本都可以颐养天年，善得始终。

    但事虽如此，也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