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万纪的迂直，让魏征非常不待见他。

    他曾经当面向李世民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指责：“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

    为了加强进谏的效果，魏征甚至将这把火烧到了李世民头上，“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

    这句话份量有点重，打狗还要看主人，权万纪是李世民一手提拔的，现在遭到魏征如此痛责，李世民心中并不痛快，只能沉默不语。

    话说到这个程度，必须要有表示。

    否则，万事从来风过耳，就无法做事，更无法治国了。

    李世民采取了二可的态度，他给予魏征五百匹绵帛的赏赐，但对于权万纪，也并没有追究。

    张蕴古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蕴古（籍）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相州）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

    张蕴古徇私之事，事出有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李世民并非长在深宫妇人之手，更不是不谙人情世故的糊涂皇帝。

    相反，他从小就了解人心和人性，知人世冷暖，几件事实一综合分析，就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

    张蕴古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出卖自己，去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是典型的卖狱徇私事件，也是明显的欺君之罪，其心可诛。

    李世民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和侮辱，他再一次失去理智，下令立即处斩张蕴古。

    但他再一次后悔了。

    作为一国之君，他当然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要想让臣子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完全不为私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张蕴古在此事之中，或者确实有卖狱去巴结和奉迎，张好德的兄长相州刺史的嫌疑。

    因为，县官不如县管，他虽然在朝为官，在长安城一呼百应，但全家人全族人的根基却还是在相州。

    拢络好相州当地最高长官，这是合情合理合义，也合乎利益的。

    张蕴古确实有罪，但罪不至于死。

    李世民再一次激情杀人，让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这次和杀卢祖尚的性质大有不同，朝中群臣，都睁大眼睛，看自己如何做善后。

    毕竟同朝为官，张蕴古的今日，未始不是自己的明天。

    李世民既悔且痛，他觉得需要立些规矩，改变下规则了。

    规矩和教条，虽然要师古，但古时的情势，却并不一定适合今天。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李世民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错杀张蕴古，对李世民震动很大，往者以逝，来者可追，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悲剧。

    李世民先是责怪了宰相和言官，他痛心疾首地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事，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

    李世民懊恼之情油然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一心向上，一心向善的仁义之君。

    李世民再进一步指出事情的决窍，“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人心易变难猜，求人不如求制度，这次事件，可以归结为规则的漏洞，李世民敏锐地发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

    他要革新，提出了对于死刑，新的游戏规则。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但这个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惯性，新的死刑制度，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即使三奏五奏，也是虚应事故，走走过场而已。

    可见惯性的力量如此之大，要革新，要变革，谈何容易。

    贞观五年，李世民再次下了一道诏书。

    明确写道：“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曰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五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

    然后，他重新制定了一个更详细的规定。

    “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这个规定显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实际的指导价值。

    三天之中，重新认定和判定死刑，可以尽量避免一时冲动之下的失去理性的决定，这既符合人的心理，也符合实际的操作。

    李世民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间，也爱他的人世。

    他充满了人文关怀地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以闻。”

    李世民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希望在制度之外，能能体现出新时代的包容和大度。

    人君之量，家国情怀，李世民无愧于历史上一流的帝王。

    李世民厘清制定了君臣相处之道，规范政治体制之外，他的治国之术，一切以经世致用为主。

    于古代的，于自己的，于他父亲李渊定下的，如果和新的时代不相符合，他就大刀阔斧，让它成为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活色生香的，生机勃发的规则。

    新王上位，总会革除旧朝的一些弊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李渊在位时有些规定，确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最大的弊端在于李渊遍封宗室，不论远亲近属，全部封王。

    这当然不是李渊心血来潮，而是当时事势所必然。

    李渊的治国理念，就是整个国家认为是一个扩大了无数倍的家，他是家长，要想当好这个家，就要找几个靠得住的帮手。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自太原起兵，环顾天下，谁最可靠，那当然是有血缘关系的李姓宗族最为靠谱。

    李渊有严重的家天下倾向。

    在打天下的过程之中，对于一些敏感和核心地域的将领，他延用了赐姓的传统，将他们也纳入李氏家族群之内。

    他想以这样一种血缘和宗亲的关系，让自己的李氏小家庭和大家族——整个国家，能长治久安。

    这当然并没有错，只是李渊分封的王，实在太多太滥太不值钱了。

    什么级别的李氏的远亲也给他们封个“王”来当当。

    光是李神通一家，除了他本人之外，还封了他十四个儿子中的七个儿子为王，一家八王，有一门王八之誉。

    这当然并不是美誉。

    而李神符一家，也不甘落后，也是一门八王，光是这二家，就封了十六位王爷。

    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滥封。

    因为王爷这个尊称，并不是用来叫着玩的，这个称谓需要相应的待遇，要从本来就百废待兴，千疮百孔的国家草创阶段，去养活他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况且，王爷多了，威权重了，总会整出一些不可预测之事，或是出一二个狂徒。

    庐江王李瑗就是个例子。

    他本来就没什么才干，却因为是李氏宗亲，坐镇幽州，在天下大定，人心思归时，为了一己之私利，整出了一出叛乱谋反未遂的闹剧。

    这种依靠血缘关系分封的政策，和李世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他以军功起家，他的嫡系都是当世有功之臣，他需要按军功去酬勋。

    谁有能力，谁就能享受高官厚赏，这显然比仅仅靠血缘的远近去排名，要更靠谱。

    但重位肥缺，已被李渊分封的宗室诸王占据了。

    要想达到目的，就只能改变游戏规则。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面临这个挑战。

    于是，他在朝堂之上，不咸不淡地问群臣说：“遍封宗子，于天下有利乎”

    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一朝天子一朝臣，号称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封德彝，虽然是李渊旧臣，但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立即接口回答说：“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馀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李渊）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李世民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他点头同意道：“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于是，李世民以军功大小为准，考以血缘远近，将宗室郡王绝大部分降为县公。

    李世民在这一件事情上，并没有一刀切，对于李唐的功臣宗亲，他并没有吝啬爵位和赏赐。

    身有军功的几位王爷，比如李唐皇族的远亲李道宗，号称李氏宗亲之中最能打的，凭借军功，由略阳郡公而进封任城王，再进一步成为江夏王。

    李孝恭，平定江南的统帅，由虚受王爵，在贞观之中授与实封一千二百户。

    实封并非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给了他一千二百户的利益，税收的三分之一和所有的劳役力量，全部归属于地主。

    这是让人艳羡的奖励。

    有人降，就有人升；有人失去利益，就一定有人能多占利益。

    李世民的酬勋政策，拢络了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核心功臣们。

    李世民的功臣多，但李渊的功臣们更是实在太多了。

    这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