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是一个有操守的宰相，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封德彝开始作妖。

    在过往的工作中，两人配合如鱼得水，但现在不和谐的一幕出现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结论，封德彝即使已经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时，却经常临时反水否认。

    这让萧瑀平白无故，做了多次言而无信的烂人。

    当面红脸，背面黑脸，两面三刀，十足小人行径。

    这让萧瑀和封德彝产生了不可弥缝的裂缝。

    这让萧瑀经常失信于李世民，或者出现了混乱。

    这对于一个久经政坛，且老于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当萧瑀遭到房杜的联手排挤之后，心中怏怏，颇有不平之气。

    于是，他向李世民上书，言为心声，自己尽忠尽力，一心为国，却被排挤打压，词旨之间，难免寂寥落寞。

    这种明显的情绪化，让李世民感到压力和不满，他对萧瑀开始失去耐心。

    构建以房杜为中心的宰相群体，是李世民的必须，也是必需达到的目的，即使曾经功高位崇，也已成过往。

    今时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们，大干快上，已是大势所趋。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滩上，潮流滚滚，又哪有人情可言？

    况且，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务之后，他父亲李渊的宰相们，也应该功成身退了。

    新人终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举黜退了李渊的两大核心宰相。

    陈叔达旁观者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本是梁国和陈国皇室后裔，天生就带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贵为宰相，人臣顶峰的萧瑀和陈叔达，竟然当着李世民的面，直接干起来了。

    他们都是居于帝国权力顶层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面前，竟然如泼妇般当众对骂，声色俱厉。

    两个人甚至都准备撸起袖子干一场。

    他们的宿怨，其来有自。

    但萧陈两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儿无赖无异。

    朝臣们相顾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萧陈两人公开而低级的争斗，既失体统，更失为臣之范，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丑闻。

    李世民顺水推舟，将他们二人安上一个“不敬”的罪责，全部免去宰相之职。

    但他们两人最终的境遇，却还是大有不同。

    陈叔达自此再无建树，消失于贞观的政坛。

    但萧瑀却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还三度参预朝政，但当他再次复出时，他身上李渊的标签，已经磨灭不见。

    他已变成李世民一朝忠贞而有用的能臣。

    萧瑀是一个经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萧瑀的贬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却得到了善终，上天给了他们难得而珍贵的自然老死机会。

    封德彝并没有空负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无数个政权之中游刃有余，位高权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某日，他在尚书省批阅文书时，身体有恙，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辇将他礼送回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诠释了活到老，干到老的定义。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口耳流传故事，但他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封德彝死前尊荣，但死后却被李世民清算了。

    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当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之中，往两方都押了注。

    表面之上，他认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渊的对答之中，却又转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常态，首鼠两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却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将这件事情做的非常隐秘，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

    天道有眼，他死后数年，当年之事，被翻出来了。

    但对他的最终清算，要等到他死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唐临才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写了一本并不太正经的书籍，叫做《冥报记》，或许他成书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封德彝因果循环的例证。

    唐临在奏折中写道：“（封德彝）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此而不惩，将何沮劝。”

    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显憋着一口气。

    死的再久，也要将他揪出来，死后算账。

    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虽然无法惩罚他本人，但要让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脏的名字。

    李世民让大臣们详加商讨，哪种惩罚是合适的。

    情况非常明显，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来讨论，就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和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己身之罪，盖棺定论的传统大有不同。

    这也涉及到一个深层的问题。

    在坐的每个大臣，都可能不是那么干净，再加上政治的风向会转变，如果死后很久，还要接受严厉而彻底的制裁，他们今天举起的屠刀，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朝廷之上，激烈辩论。

    各种处理意见都有市场，都有合理之处，包括最彻底的和最严厉的惩罚都被提出来讨论。

    最后，经过妥协，大臣们商讨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民部尚书唐俭下了一个结论，“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

    最后，朝廷赠与的实封被收回，死后的赠官，也被追回，但最具侮辱性的惩罚，却是将他的谥号改了。

    这个处罚，没有罪及他的后人，但对于封德彝这种级别的大臣来说，却比在当朝直接杀了他，还要难以接受。

    他的谥号，被改为“缪”。

    这是个恶谥，是错误，名不符实，奸诈之人才能得到这种丑恶之谥。

    死后被改恶谥，想必封德彝泉下有知，也心有戚戚。

    封德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二面三刀奸臣的代名词，名污青史，被万世指点。

    裴矩虽然也是自然老死，但他的结局，却比封德彝要好的多。

    他在杨隋一朝，以西域第一专家知名于世，他呕心沥血，写有一本《西域图记》，为隋朝经营西域立下汗马功劳。

    但他在炀帝杨广后期，却也只能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再无建树，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迎来了第二春。

    入唐以后，在李渊和李世民治下，他却并没在展示出佞臣的色彩，反倒多有匡助，也不枉背上一个两朝三代宰相之名。

    裴矩在李世民一朝，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但却励精图治，精神不衰，完全以天下为己任，足为忠臣。

    在李世民的钓鱼执法中，他还拂逆过李世民的龙鳞，进谏忠言。

    当日，李世民为了整顿吏治，解除贪腐问题，曾经想过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假扮行贿的人，去向官僚贿赂。

    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当时民愤较大的实权执行部门。

    毫无意外，有人上当了，有一个官吏收受一匹绢。

    为了明正刑典，也为了杀一儆百，李世民下令将这个受贿的官员立即斩首。

    这显然不是李世民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治国方案的组成部分，背后必然有他存在的逻辑。

    但裴矩敢于拂逆李世民的龙鳞，他站出来反对。

    裴矩言之凿凿地向李世民说：“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这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治理天下的理念，当以堂堂之法治天下，不取巧，不走近道，也不走偏锋。

    大国，就应当有大国的规矩和尊严。

    当年正是李世民年富力强，虚心纳谏的贞观初年，他从谏如流，召集全部的臣僚，当着他们的面，虚怀若谷地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李世民此举，大有深意。

    当朝为官者，承隋而来，自然知道裴矩在杨广一朝的名声，怎样也不能算做忠臣和直臣，但现在连他都敢开始向李世民进谏，这显示了新朝和新王的力争上游，导人以谏的胸怀和抱负。

    真是泱泱大国之风，洋洋贞观之神。

    李世民贞观一朝，贞观之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君臣一心，一个敢讲，一个愿纳，并且落到实处。

    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主要是由于李世民得位不正，他比别的君王更想证明自己，所谓“逆取顺治”而已。

    他以一种内在的严格自律，承接了臣下们了无遮拦的进谏，这来源于他内心的耻辱感和一心建功立业的内驱力。

    毫无疑问，在贞观初年李世民更加从谏如流，相比后期要更加明显和典型。

    人在成功之后，必然松懈，也是人性使然。

    但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之中，明君也需要有放松的时候，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宇文士及就是这样一种润滑油，他也是李渊一朝的七大核心之一，但他是那个最不重要的一个。

    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才干，更没有什么建树，但耐不住他是皇亲国戚，是李渊的大舅子。

    但真要几十年挺立于帝国的中枢，还是要几分真本事的。

    宇文士及就有两点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