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世界之巅的李世民，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贞观之治，除了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历史必然，也来自于君明臣贤，永不熄灭的进取精神。

    他们会折腾，能折腾，善于折腾。

    他们群星璀璨，光芒万丈。

    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李世民本人外，还有鼎鼎大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合称“房杜”。

    实际上，杜如晦排位在房玄龄后面，事出有因。

    一是他在位时间过短，二是过早逝去，这掩盖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热的权势和信任。

    可以想见，他在宰相之位仅仅一年多，就以其天纵之才，最为李世民所倚重。

    即使李世民一朝的长青树房玄龄，也远远比不上杜如晦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这来自于他们的出身，也是李世民权力结构的需要。

    李唐和杨隋一朝，权力根基都来自于关陇集团，两个朝代，名称虽然不同，权力实质还是在他们这个圈子内流转，唯一不同的是朝堂之上，由杨姓换成姓李的。

    加上李渊以太原留守的身份起义创业，更是和杨隋一朝的官僚体系有无法割舍的联系，唐承隋制，两朝一体，毫不为过。

    因而，李渊所用人才，大体以旧隋官僚以及关陇人士为主体，虽然李渊长于政治，平衡山东和江南两大势力，但其核心权力层，却一直被关陇集团稳稳抓牢。

    李世民要想争太子之位，经营天下，就必须别开蹊径。

    他在李唐开国之战中，东征西讨，接触和眼界无限扩展延伸，秦王府中人物荟萃，尤其是山东人士，更是冉冉上升。

    但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扰。

    李世民需要依仗山东人士的力量，但同时，骨子里的隔阂和疏远，又必须让他随时防范山东势力的坐大。

    反馈到房杜两人身上，依然如此。

    杜如晦是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人士。

    而房玄龄却始终贴上一个山东人士的标签，关陇集团是隋唐两代政权的根本，李世民天然对杜如晦倚重和信任。

    这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来。

    房玄龄以多谋著称于世，甚至杜如晦也是他着力向李世民推荐的人才。

    房玄龄虽然一直是李世民心腹，但终于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李世民稍有间距。

    有时碰上重大的国事，即使房玄龄认证精详，于情于理于义，都可言之成理，行之无误，但李世民还是会下意识地说：“非如晦不能决。”

    李世民一定会召来杜如晦，杜如晦欣然而来，居之不疑。

    三方一起商讨，但依然以房玄龄的结果为准。

    这反映出李世民虽然认可房玄龄的政策制定力，但更认可杜如晦的政策决断力。

    杜如晦才是代表李世民背后关陇集团的力量、心态和利益，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属于这个圈子中人，很难把握那种微妙的，玄而又玄的举重若轻决窍。

    这也是房谋杜断的来由。

    房玄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一朝之盛，他虽然出力至巨，他也深受李世民宠信，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他碰上李世民龙颜一怒，会立即俯首低头。

    房玄龄甚至会天天到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赔罪，请求谅解。

    谨小慎微，房玄龄是个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人。

    房玄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向李世民认罪请求宽恕的时候，表现出完全的心悦诚服，脸上恐惧悔罪之色，让人君所不忍责。

    房玄龄足称为一代贤相，大公无私，大德若虚，碰上李世民如此明君，君臣之间还需要如此刻意维护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干事业的和谐局面，可见人之一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轻易做成。

    一句话而言之，房玄龄是李世民一朝的能臣，是干将，但和李世民的关系总差了那么一丝丝，一线线。

    杜如晦才是李世民心中的那个唯一。

    就如同他父亲李渊可以无条件信任和看重裴寂一般，那是一种真正可以放开身心，卸下身段，可以平视，足以匹敌共享共治共荣的一种伙伴关系。

    即使杜如晦逝世多年，李世民依然会思念起他的这个老伙计。

    有一次他正在美滋滋地吃着新鲜香甜多汁的时令瓜果，心中忽然想起了和杜如晦昔日一起吃瓜时，言笑晏晏的欢乐场景。

    触景生情，今时往日，二相比较，心中一阵怆然。

    瓜虽在，人已亡，他立即派出专使，拿着自己吃的这些瓜果，去祭奠杜如晦。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感情，大概是真实而朴素的。

    在杜如晦死后多年，他赐给房启龄一围黄银带，睹物思人，李世民再一次想起了杜如晦。

    他对房玄龄满怀向往地说：“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

    如今天人两隔，李世民思念到情深之处，竟然动情地流下了泪水，他沉浸在往事中，继续说道：“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

    黄银不可赐，李世民特意赐给房玄龄一根黄金带，让他带去杜如晦的灵所，聊慰思念之情。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依重，已经神化为一种想念中的传说，可惜杜如晦早死，否则，将会书写中国君臣相处史上的一段传奇

    相对于杜如晦念兹在兹，李世民对房玄龄的倚重，更多的只是君臣顾遇，君明臣贤的上下之情，这可以从他在房玄龄病重时的一番话，得到明证。

    房玄龄一生为公，大公无私，至死一刻，依然忧国忧民。

    当时李世民正准备再伐高丽，但这并不明智，甚至已经是纯粹和自己在较劲了，与杨广在高丽折戟沉沙，非常相似。

    房玄龄有感于隋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以致国家分崩离析，想在去世之前，再尽一分绵薄之力。

    他知道自己的上书，会触犯李世民的逆鳞，他一辈子谨小慎微，恭敬事上，在即将过世时，却不想再遮掩自己真实的心迹，这种奋不顾身，临大节忘小我的高风亮节精神，实在无愧于国士之称。

    病榻之上，弥留之际，房玄龄并没有操心自己的小家庭，而是对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语重心长地说：“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辜负圣君，则死有余责。”

    他接着说出了自己唯一的担心，“当今天下清谧，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

    可以想见，当时的李世民，在征伐高丽一事上，已经独断专行，听不见别人不同的意见了。

    整个朝廷之中，也再没有人敢于逆反他的意见。

    当日的李世民，似乎已成为真正的独夫和孤家寡人。

    这和贞观初期的政治风气，已大不相同，大概是李世民已不是当年李世民，而他的臣子，也不再是当年的臣子了。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拂逆龙鳞的事情，房玄龄一生没有干过几件。

    但李世民以国士待他，他在将死之际，愿意冒死进谏，以国士回报李世民，他是贞观最后的遗风。

    回首当年，那是一个意气奋发，君臣合力，大干快上的让人无比怀念的年代，他房玄龄不过只是一个谨言慎行，奉忠体君的忠臣。

    千载之下，回想那个年代，君臣相处之点滴，即使只有几年，也足以辉耀千古，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房玄龄决意献上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也可能是君臣之义最重的一封奏疏，他在奏疏中，明确反对李世民再伐高丽。

    在奏疏的最后，他真情流露，言之谆谆。

    “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残魂余息，预结代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龄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了自我认知和身份的转变。

    他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忠臣能臣重臣，他也在心理上卸下最后的防备，忘记了李世民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尊贵，也忘记了皇权的威严。

    他的心中，他的眼中，好象看见李世民挺拔的身躯，就站在他的身前。

    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生机勃发的秦王，那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房玄龄心中，或者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李世民当成的朋友。

    只是这个好朋友，身份是尊贵无比，独一无二的皇帝。

    现在，我要走了，好朋友，你也要好自为之。

    李世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房玄龄最深的关切。

    他陷入回忆，对着房玄龄的儿媳，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动情地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李世民给了房玄龄国士的待遇。

    在房玄龄病情加重的时候，为了探望的方便，他甚至凿穿了墙壁，只为了方便宫中特使的问候。

    终于要到最后时刻了，也终于要再见了。

    李世民亲自驾临房玄龄的病榻之前，和这个自己昔日的战友，最忠心的大臣，握手嘘唏而别。

    房杜二人，峥嵘早露。

    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具慧眼，早就判定他们是人中之龙。

    高孝基认为房玄龄“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而他对杜如晦的评价也深相契合，认为他“当为栋梁之用。”

    虽然房杜二人，得益于出身高门，家学渊源，但在古代，高门大户，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更早地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个人的能力，需要环境，更需要积累，高门大户，如果教育得当，相对而言，更能出人才。

    所谓山野无士子，民间无杰才，也并不全是虚妄之语。

    以房杜而言，也是一个例子。

    但李世民天纵之资，海纳百川，欲成贞观之风，首重人才。

    李世民乾纲独断，独具慧眼，那他的取士之道，用人标准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