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已去，新人当道.

    李世民展示了他一生之中，金光闪闪的优点，那就是不拘一格识人才，择才而用。

    唯有人才，才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上限。

    识才得才用才，才是李世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贞观治世，人才济济，李世民曾经站在高楼之上，看着士子们兴高采烈地拜舞而去，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虽然是对于贡（科）举选才的感叹，但自从太原起义，到征战扫平四方，直至登基为皇帝，李世民从来都在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路上狂奔。

    但作为皇帝的他，求才得贤用人之路，却并没有想象的顺利。

    用人之道，随世变化，有一个转变。

    春秋战国是世袭，讲究世卿世禄，做官是垄断行为。

    两汉以降，察举制和辟召制占主流，毫无疑问，这种资源会被权力和财富所左右，沿及魏晋，终于发展成极致的九品中正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层固化分裂，一切以门第出身，瓜分社会资源。

    但进入南北朝后，社会变化剧烈，南北士族阶层不可抑止地衰败，加上社会矛盾错杂，“唯才是务”再一次提上议程。

    于是，科举，作为一种选才的考试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

    但科举选才，在唐初的影响和规模都非常小，贞观一朝，平均每年进士科取士，大概是九人左右，相对于官僚体系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科举制不得其力，选士主要还是依赖举荐了。

    这是李世民的烦恼。

    贞观之初，他就曾经责备封德彝，说让他举贤，却不见丝毫动静。

    封德彝自然有一套说辞，“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李世民对此不能同意，他反驳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李世民求贤若渴，深知武力可以得天下，治天下却需士人共同戮力辅佐。

    他不止一次对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李世民有此心，也尽力躬行此事。

    贞观一朝，用人之道，大抵是新旧并用，士庶同流，官民齐进，汉夷共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已。

    李世民本人就善于发现人才。

    马周就是他拔擢于寒微之时，最后成为一代贤相。

    马周号称深识事端，动无不中。

    李世民曾以亲口赞誉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的同事，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于马周心服口服，曾经私下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吾见论事多矣，……（马周）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男性在公开场合的赞扬，或者是圆滑应酬所需，但一个男人私下对另一个男人的赞美，那就是真正的赞美。

    尤其是已经位居帝国宰相之职的成功男人，私下对马周的赞扬才是真正的价值千金。

    可见马周实在是一个能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马周自小孤贫而落拓，虽然饱读《诗》《传》，但因为出身寒门，不为乡里所重。

    他凭借才学，在州里弄了个助教谋生，但他不务正业，天天饮酒为乐。

    为人师表者，无表率之则，他这工作干得憋屈，屡屡遭到刺史的责骂。

    马周受不了这种鸟气，当场发飙，拂衣而起，助教也干不下去了。

    但人要吃饭睡觉，需要生存。

    他开始了飘泊之路。

    南游中原曹汴之地，但人逢背运，喝水都会塞牙，他再一次被浚仪县令给羞辱。

    好男儿志在四方，马周根本就相信自己一身所学，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识货。

    他发下誓愿，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之上，秀出自己的风采。

    他要选择一个更大的舞台，那就是李唐帝国的都城长安。

    货卖与识家，他的目标，他想辅佐的对象，是这个帝国最高领导人李世民。

    他需要借助一个跳板。

    马周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投靠在中书舍人常何之家，这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和篇章。

    他蜇伏起来，等待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马周没有等太久，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让百官们上书言事。

    常何是个武人，不通文墨，况且，即使粗识文字，也不敢班门弄斧，当时的惯例，都是由门客们写作润色，然后署主家名字，再上交。

    这就是马周能寓居于常何之家的价值，养士千日，用兵一时。

    马周不负所望，他援笔起草，洋洋洒洒二十余条，都是当时切中时弊，深合李世民心意的奏文。

    这引发一个奇迹。

    李世民见到常何的表文，大感惊奇。

    他非常了解常何。

    常何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原属于太子李建成一系，但被李世民策反，临阵倒戈，是他最隐秘的和转危为安的棋子。

    常何的斤两，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并且向他询问表文的真相。

    常何并没有任何隐瞒，他如实回答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

    常何非常上路，他显然看出了李世民对马周的看重，他顺便做了个担保人，向李世民强力推荐马周。

    “（马周）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

    这也是古代主家和门客之间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手上能抓到几个有真才实学，就可以横着走了。

    李世民准备先让自己横着走。

    他立即决定，召见马周。

    这开创了一个记录，也是传奇。

    在马周来皇宫的路上，为表示尊重和重视，李世民竟然派出了四批使者，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迎接马周的到来。

    李世民和马周一见之后，大感倾心，他判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李世民破格提拔了马周。

    让他从一介布衣，坐上火箭，成为了皇帝身边当值当红的大臣。

    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的厚望，他确实是个经世致用之才，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是切中时弊，讲究实际时效实用，这其实也是李世民的治国理念。

    君臣两相知，世间再无为难事。

    但李世民用人，并不求全责备，他深知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人，用人用其长，而包容其短。

    贞观名臣戴胄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富于大局观，达于从政，处断明速，号称武德（李渊年号）以来，一人而已。

    但戴胄一样有弱点。

    他的本业是法律，晓习法律，明于吏道，但并没有多少文学和文字素养，是一个有术而无学的名臣。

    但这并不影响李世民对他的推心置腹，而戴胄也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知不不言，言无不尽，奉公守法，留一世清名。

    贞观一朝，能人辈出，名臣足以光耀千古。

    在一次宰相们的集会上，君臣尽欢之际，李世民兴致颇高地对王珪说：“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

    王珪当仁不让地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居中，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

    王珪并不只是微长，这是他谦虚之词。

    王珪的私德非常好，颇有古人之风。

    他年少之时，家境贫寒，乡里之人，感慨他奋发有为，资助他读书求进。

    王珪坦然受之，并不表示特别的感谢。

    但当他功成名就之后，王珪开始报恩。

    当年资助帮助过他的人，得到了无数倍的报酬，即使当年之人已经故去，王珪也一定会找到他的妻子或儿女，还清这一笔人情债。

    王珪对自己家族之人，也尽心尽力。

    他有一个嫂子，丈夫早死，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世道艰难，王珪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他侄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

    王珪对于家族之中的贫乏之士，也倾尽所能，帮他们改善境遇。

    也许这来自于王珪少年时吃百家饭的经历，他在周围乡亲的点滴恩情之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感情的真挚难得，也许，在当年，在他还非常弱小的时候，王珪就已经立下誓言。

    他要回报这个家人，回报乡亲们，也要回报这个社会。

    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

    王珪不仅只是小我的孝，他也将这种朴素的感情，转化成为对李世民，对于国家的大忠大孝。

    忠孝二全，王珪一人而已。

    少年时代的温暖，带给王珪一世的光亮。

    可见李世民一朝，真乃人才济济，君明臣贤，励精奋发之际，贞观之初的各项国家大计，都无不高瞻远瞩，又落于实地。

    抚民以静，让其休养生息，大乱之后，才有大治。

    不夺农时，风调雨顺，岁丰物阜，百废俱兴。

    居上位者，不事雕琢，不营宫室，抑己爱民。

    此而不治，不知其可也。

    诚如魏征所言，若待大治，三年已是足够长的时间。

    李世民一天天地看到国家的力量在增长，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那是中原王朝，所有英雄之主的梦想。

    他将要完成前辈们无法想象的伟业，这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太久，也等待太久。

    那就是他要彻底解决突厥之患，他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底气。

    甚至于当朝臣们建议修复古长城，以抵御突厥人的南下时，他也充满霸气地回应：“突厥灾异相仍，……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现在，是时候了，大草原上，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