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起，一王没。

    颉利可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将这股怨气和恐惧，全部发泄到突利身上，他埋怨和责备突利的失败，再加上他治下的契丹等族，已经在陆续向李唐投降，请求归附。

    新账老账一起算，颉利可汗在压力之下，出了一个昏招。

    他将突利关押起来，竟然在长达十多天的时间内，都将他作为一个有罪的囚徒对待。

    这次事件彻底伤害了突利和颉利可汗之间的感情，他们正式分道扬镳，迎接自己不同的宿命。

    裂缝一旦产生，就无法破镜重圆。

    自此之后，颉利作为突厥的大可汗，按照惯例，依然向突利征过兵，但突利再不肯为颉利可汗效力。

    这种公然的挑衅和背叛，甚至引发了颉利可汗的讨伐，但这时的颉利，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而已。

    局势已经失控了。

    整个突厥国内，颉利可汗已经众叛亲离，除了他自己的本部之外，再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听他的调遣。

    颉利的周围，只剩下那些反反复复，只信奉金钱的胡商，当然，还有一种人，那就是以汉人赵德言为首的汉奸群体。

    颉利可汗政治上的混乱和军事上的失败，这个汉人也贡献了他的一分力量。

    他视颉利为明主，将中原官场之上的那一套，照搬到大草原上，一心辅佐颉利，想让颉利的突厥成为一个正规、有序和强大的王朝。

    因而，在赵德言的怂恿下，颉利可汗颁布了很多政令，既想集中权力，成为唯一的至尊，但却又想捞取短期最大的利益。

    但突厥地广人稀，对人口和部落的控制力薄弱，这些政令，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扰民的行为，反倒加速了颉利可汗的崩溃。

    有强必有弱，强弱易形之间，大草原上呼唤新的主人。

    但新主人要想主宰大草原，新旧二个王，必然要亲自碰头，新王必须踏着旧王的尸体，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权力和权威的交接。

    但似乎成了一种随风潜入夜，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下，颉利可汗已成了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似乎没做多少抵抗，就被薛延陀打败了。

    颉利可汗连他自己的老巢，也无法守住。

    漠北，他待不下去了。

    为了苟延残喘，他只能率领部落南迁，碛南之地，李唐王朝之北，就是颉利可汗的新家。

    薛延陀占据了辽阔的大草原，足以驰骋游猎，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立即要应对大草原上各种挑战。

    颉利已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薛延陀却需挺立大草原。

    薛延陀将颉利可汗留给了李世民。

    新仇旧恨，失去战略纵深和生存资本的颉利可汗，在南北二个虎视眈眈的强大邻居的夹缝之中生存，已是倒计时的开始。

    颉利可汗每天忧心忡忡，随时担心末日降临的一天。

    这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煎熬。

    李唐王朝早就注意到漠北发生的变化，但李世民一直在等，他在等一个万无一失，一击必中的时机。

    那个时间，终于来到了。

    为了等待这个时间，李唐已经等待了很久，也委屈求全了很久。

    在突厥的绝对力量面前，李渊顶不住压力。

    他曾经计划一把火烧掉长安，然后迁都到远离突厥的江汉平原，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过几年安稳日子。

    但李世民坚决反对，他当着满朝文武，许下豪言，“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

    这当然是豪气干云的英雄行径。

    李渊醒悟过来之后，发自衷心地赞扬李世民说：“吾家千里，信不虚也。”

    当时，赞成迁都的太子李建成还酸溜溜地在旁边讥讽，认为李世民不过是打打嘴炮罢了。

    现在几年过去，李世民当年吹过的牛，必须要竞现了。

    李世民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渭水之盟后，他每天组织几百个将士，在内庭的显德殿，舞刀弄枪，弯弓射箭。

    即使出于安全和身份的考虑，谏臣们想尽办法想阻止，也动摇不了李世民想决战的决心。

    但他却永远都不会想到，李唐和突厥的决战，会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结束。

    这缘于突厥的忽然衰败。

    他们流年不利，历经天灾人祸，军事力量也在和薛延陀的攻战中消耗殆尽，连漠北的老巢都被薛延陀占领，只能僻处大漠之南的狭窄地区，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不进则退，是自然之理。

    他们现在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实际上，现在的突厥，已经不够资格成为李世民的对手了。

    在过去的几年，李世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和突厥在战场之上，正面对决。

    贞观元年（618年），李世民就捕捉到一个战机，但他同样也有所顾虑。

    他征求元老派萧瑀和长孙无忌的意见，他先开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

    显然，如果只是作为军事统帅，从战术上看，这是征伐突厥的大好时机，但如果做为中国的皇帝，却需背负毁约的骂名。

    李世民难以取舍。

    毫无疑问，李世民在当时蠢蠢欲动，如果能得到大臣的支持，他将挥师北进。

    萧瑀知道李唐已经被突厥压制这么多年，胸中郁闷，早就无处发泄，现在机会难逢，他是实利派，他支持李世民出兵。

    但长孙无忌却是一个老成之人，他觉得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想再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他沉着冷静地说道：“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

    李世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逐一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大草原上的混乱局势后，李世民终于熄灭了出兵的冲动。

    他还要等待。

    颉利可汗的情势似乎越来越坏。、

    年底时，迎来了第二次机会。

    郑元寿出使突厥，回归长安后，他向李世民报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关于颉利可汗，也是关于突厥的未来。

    他在朝廷之上，自信满满地对着满朝文武说道：“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

    大臣们的心思，瞬间活动起来，他们都请求乘势讨伐突厥。

    李世民同意郑元寿三年之期的判断，但是他阻止了朝臣们的想法。

    这一次，李世民显然思虑再三，有备而来，对着朝臣们，讲了一番面子上非常经典，文雅的话。

    显然，出不出兵，在私下里，他已经考虑过无数次了。

    这就是李世民著名的“三无说”。

    他详细阐述说：“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

    然后，李世民掷地有声地发出最强音：“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当此之时，薛延陀已经强势崛起，突厥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突厥即将成为明日黄花了。

    大草原上谁将成为真正的主人？

    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李世民就已经正式在考虑突厥灭亡后，整个东亚局势的布局了。

    唐朝将以一种什么态度立于世界？

    他李世民将以一种什么身份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界之中？

    以前，这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现在，这似乎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必须考虑的命题。

    李世民要下一盘很大的棋。

    但颉利可汗并不傻，他知道自己在大草原上即将失势，他也在谋划自己的退路。

    颉利可汗更不愿意在这个时间，南下侵唐，一是力所不能及，二来并不是明智的行为，这可能给李世民北伐的借口。

    所以，李世民想等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去出兵讨伐颉利可汗，算是等到花儿都谢了。

    李世民甚至想过用一个很勉强的理由，霸王硬上弓，出兵北伐。

    这是第三次机会。

    那是一个来自于突厥内部的求救。

    突利和颉利可汗的关系，已经无法调和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颉利可汗没有别的选择，既然名义上谈不扰，就只能在武力上让突利承认。

    颉利可汗派兵讨伐突利，想要重新取得突利对他大可汗地位的认可。

    突利和颉利可汗二个人，虽然是叔侄，但现在真的是难兄难弟，突利在讨伐之前，就遭遇了一连串的败战，他根本没有本钱和颉利可汗叫板。

    这时，突利想到了他在南方还有一个结拜的兄弟李世民，走投无路之下，他派出特使，请求李世民直接出兵，帮助他对抗颉利可汗。

    千里之堤，总是从地基开始腐败，有了内应，就可里外夹击，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世民召集大臣们商议，他先定了个调子，开口说道：“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

    杜如晦当时任兵部尚书，完全听得懂李世民的弦外之音，他赶忙接口说道：“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杜如晦显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一切以利益为计算的中心，但这番话反过来看，如果这个时候发兵讨伐颉利可汗，始终还是李世民背盟负约在先。

    君臣之间，共识虽已达到，但李世民还是没有出兵。

    堂堂上国天朝，加上征伐颉利已是十拿九稳，他一定要等待一个真正言顺的出兵理由，他需要颉利可汗犯一个真正的错误。

    李世民没有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