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气炸了，导火索是《氏族志》。

    即使事先得到了李世民的亲口指示，第一版的《氏族志》却成了，一个最拉垮而不可接受的半吊子工程。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现状，“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衰败），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然后，他提出了修氏族志的目的和准则，“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贞观八年，高士廉修好《氏族志》初稿，却修出了一本让李世民大为光火《氏族志》。

    高士廉按照传统和惯例，将山东的崔民干，后避李世民讳，叫崔干，定为当世第一等。

    崔民干当时的官职是黄门侍郎，是李唐王朝的正四品官职，排名在他前面的皇帝，外戚和宰相们，反倒居于崔氏之后。

    高士廉这种排名，也不能说是错误。

    这是修姓氏录，本质上是魏晋以来的士族和九品中正制的文本体现，按照几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排座次，讲尊卑，似乎也说的过去。

    任何年代，修谱都是一件大事，何况是这种全国性的修谱，其重要性，足以比肩修史。

    这次修撰《氏族志》的成员，是一个天团，主要由四个人牵头。

    高士廉本人是山东的著姓，累世公卿。

    韦挺出自关中，是首姓甲门，门第奢华。

    岑文本出自江南士族，世有文名。

    令狐德棻是代北右姓（北魏胡族系统）。

    李世民确实是雄才明主，当世四大势力，关陇集团，代北右姓，山东人士，江左人才，方方面面，全部兼顾，再加上吸收当世谙练门阀的知名士大夫，足以称为当世一等一的修谱天团。

    他们耗时两年，呕心沥血，才完成初稿，但李世民非常不满意，他给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

    如果第一次修谱时，李世民只是给出了指导思想和原则，那这一次，李世民就是具体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

    中间的差别，只在于一点，修谱的标准，是“尚官”还是“尚姓”？

    毫无疑问，高士廉的初稿，依然延续了门望郡姓的传统，是一种中规中矩又应合时俗的谱牒，

    它的本质，是传统。

    但李世民的要求不同，他有现实的政治需要，他将《氏族志》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产物，他要尊崇李唐的皇权。

    他的标准非常简单，“尚官”而不是“尚姓”。

    初稿之后，李世民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不满，甚至有些愤愤不平。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

    然后，他为自己和当朝大臣鸣不平，“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

    最后，李世民直接介入修谱，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是必须要贯彻的指示。

    “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做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李世民的意见非常直接而明确，谁更尊贵，谁更高人一等，不要看祖宗几代，就看他今日的官阶，官大的就是高等，官小的就低级。

    其实，李世民所说，大抵是实情，当世的大族，在历次战火残酷的清算中，早已是风中残荷，飘零殆尽了。

    以江南为例，永嘉之乱后，虽然晋室衣冠南渡，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尊，本土吴姓以顾陆朱张为上。

    但经侯景之乱被连根拔起，再加上南梁江陵之陷，被西魏强制掳掠了十几万人口，北入长安，其中大部分也是江南的士子和高门大阀，他们进入关中之后，很多都泯然于世，没为奴隶。

    平陈前夕，江陵梁萧士族再一次被征北上，以致家乡父老，拦道垂泣，“吾王不反矣。”

    平陈之后，隋朝又做了一个釜底抽薪之事，陈氏一朝，官僚士族，连绵五百里，尽数北归。

    江南王气黯然消。

    河北山东也是重灾区。

    隋末义军，只要逮到一个隋朝的官吏，或是当世大族，按照以眼还眼的原则，必定诛杀无遗。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河北，天下之大，苦隋久矣，暴乱似乎都充满血腥和毁灭性。

    窦建德是个异类。

    他礼遇旧时势力，才得以迅速崛起，并深孚人望，被认为具有竞争天下之主的资格。

    但天下只有一个窦建德，在经过起义者无数轮的收割后，当世大族，早已奄奄一息。

    唐初李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诏令中明确说，“（士族）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

    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一样是“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

    但士族的精神和传统以及骄傲不灭，事实上的艰难处境，并不会击垮他们再起的信心。

    李唐一统天下，在文化认同上，是他们重新崛起的机会。

    千载难逢，他们绝不会放弃。

    因而，李世民修定的《氏族志》，当然会招到世俗传统力量，尤其是山东人士的反对。

    《氏族志》虽然按照李世民的意见再次修定，但一直拖延，遮掩到贞观十二年，才修成定稿。

    皇帝李氏已跃居第一，外戚居第二，而山东崔民干已排第三等了。

    但《氏族志》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除了将皇帝和最高级的大臣按官位排序外，传统的门阀标准，并没有改变。

    并且，朝野之间，讽刺此次的《氏族志》不过是一本酬勋志，这意味着，氏族志上的排名，并没有完全被世俗所认同。

    挂上了这样一个称号，即使皇帝和外戚的姓氏，高居第一二位，也并不会改变世俗的看法。

    而世俗和传统的力量，虽然无形，却极为顽强。

    事实上，传统士族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削弱，反倒在加强。

    一是李唐王朝当世大臣，如房玄龄、魏征和李世绩等，依然和山东高门大姓结成亲家，这等于是给社会的上层门阀士族做了一个背书。

    传统价值观依然有效，游戏可以接着玩。

    二是社会上普通民众，对于山东冠族的女子，也趋之若鹜。

    以和他们结亲为荣为尊，甚至上演了无数骇人听闻或是匪夷所思的行为。

    天价婚姻，休妻之后，再三求亲，等等不一而足，这更强化了旧有士族的优越心理。

    这种传统的力量，甚至比李氏的王权更加稳固和不可撼动。

    即使到了一二百年后，唐文宗依然心有不甘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沿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

    李世民修氏族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一个深层的隐秘因素，来自于李唐的出身。

    虽然李唐王朝，自称出自西凉李氏，世代为王为官，但这种来源放在北周以降，流行做假的环境之中，要打上几个问号。

    他们更可能的出身于李氏的寒微之族，或是破落户。

    后来起家于武川，最后才登上皇位，可见，李唐王族虽是李姓大姓，本身却并不是出身最正统的高门，而是靠攀附篡改祖籍，才得以攀上陇西李氏的郡望。

    李唐王族，内心里也需求重新正式确定自己的门楣出身。

    这种骨子里的不自信，让李唐王朝在建国伊始之际，采取了郑玄的学说，立祖宗四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天子七庙。

    大概因为四代祖有据可考，但七代祖可能就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

    这种争论和疑义，一直存在。

    李渊死后再一次增修太庙，大臣之间的一场争论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实证。

    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但于志宁认为武昭王非李唐王业的直接成因，不可以做为始祖。

    李世民采纳了于志宁的意见，但在新旧唐书之中，李氏之始祖谱系确实是挂靠在凉武昭王的身上。

    大概李世民自己也觉得祖述凉武昭王，并不很靠谙，并且他已经贵为皇帝，就不用再去认个冒充的祖先了。

    因而，李唐的祖庙都是陈列的有据可考的近世之祖。

    但为了显示血脉的尊崇和悠远，李唐还是认为一个更远的祖先。

    那当然是历史上李氏最大的名人，他叫老子，又叫李耳，是道教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始祖之一。

    老子现在也成了李唐的源薮。

    在李唐的谱系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考，或是模糊之处，而当世家谱族谱大家，能人辈出，所在多有，很难蒙混过关。

    比如有“行谱”称谓的李守素，被誉为行走的、活动和活着的书谱。

    他是当世谱学大家，号称晋宋以降，四海士流之来龙去脉，无不详究。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定稿，距离开始之日，已过去整整六个年头。

    魏晋门阀的精义，是讲究出身，门当户对，婚姻在限定的圈子之中流转，保证血统和血脉的纯正，然后再保持和强化高血统的特权。

    历史长河，总会有例外的人或郡姓会上升，但在，《氏族志.》中明确规定，非纯血统的不允许通婚，否则，会被剔除出士族的圈子。

    贞观十二年的定稿，即使加上军功制，士族也被调整为二百九十三姓。

    这种巨大的调整，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李世民的国家意志，加进了很多的以功居高位的官僚。

    这显然是一种互相妥协的产物，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足以为是个里程碑，不过，李世民想通过修谱，来改变世俗观念的想法，却破产了。

    可见，人之思想，最为根深蒂固，即使偶尔畏于权力，作通融妥协，但过后却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也许，那也是普通民众，在权力之下，所能坚持的唯一信仰和愿望。

    但李世民没有时间感慨，他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他将目标投向了帝国的西方，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青草大草原，也有几千里黄沙莽莽，还有高耸的神山，皑皑的雪域，是多少人朝魂牵梦绕地方。

    那是曾经属于中原王朝的土地，也曾是汉族的荣光，现在，那片神奇的土地，即将成为大唐的州县。

    那片土地也将增加无数多姿多彩的传奇。

    李世民姗姗来迟，但他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