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在李世民一朝，一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如果非要找一个参照，那就类似于李渊和裴寂的关系，但长孙无忌更有一层天然的亲密感，他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的亲哥哥。

    贞观一朝，能人名人辈出。

    李世民重视魏征，那是因为魏征能让人明得失，正衣冠，知古今，是成为一代明君的必须，是贞观朝的标杆，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李世民拔擢马周于寒微之时，那是因为马周有治国之才，是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象征。

    而对于号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虽然君臣能得始终，相得益彰，但中间一样几起几落，房玄龄也多有如履薄冰之感，和李世民只不过是互相成就一番事业而已。

    但于长孙无忌，李世民就是完全彻底的相信和绝对的信任。

    无条件的信任和相信，是所有关系之中最重要、最彻底、最难得的关系。

    那代表了即使你向我开枪了，我也依然相信，那只是枪走了火而已。

    这是生死相依，以命相交，视为另一个自己的最高级的关系。

    李世民就彻底和绝对信任和相信长孙无忌。

    甚至于在李世民一朝的后期，为了一个长孙无忌，当然，也是为了新立的太子晋王李治的顺利执政，李世民随机应变，因势得导，变更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构成。

    当时李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宰相制早不是汉朝的独相制，宰相也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

    李世民一朝实行的群相制，宰相是一个群体，变成了皇帝的智囊团或幕僚群，皇帝成为了高居于上的那个唯一的“一”，升格成帝国的行政首长。

    这种制度，讲究的是对大臣的分权和制衡，避免一家独大，而削弱皇帝之权。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互相制约，各司其职，在李世民一朝已经成为既定的制度，有效运转。

    但当晋王李治成为皇太子之时，事情起了变化。

    因为李治懦弱中庸，为了子孙江山的长治久安，国祚永固，在李世民一朝的后期政坛，他竟然自我否定，改变成法，再次让长孙无忌成为一人身兼多职，成为三省共主的事实上的独相制。

    这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者说已经隐有摄政王的趋势。

    以一国奉一人，信任不可谓大矣。

    这就是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心中的位置，家国皆可托付，。

    无可替代，不容置疑。

    长孙无忌当得起这份崇高而尊贵的信任。

    长孙家族累世贵戚，是代北豪族大姓的代表，长孙氏初为拓拔氏，自先祖以下，代代忠诚奉献于后魏，终于开枝散叶，成为擎天巨孽。

    因为他们一枝是宗族之中的长房，因而更名为“长孙”氏。

    长孙氏的七世祖就是后魏司空，上党靖王，然后，每代都非王即公，或者既富且贵，大都居于人臣的巅峰。

    到长孙无忌父亲这一代，更是出了一个不世出的英雄，他就是“长孙八策”的提出者长孙晟。

    隋朝凭此“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八字真言，在短短十多年内，就让突厥内乱，分崩离析，最终向隋朝俯首称臣。

    长孙晟实在是天下第一等的英雄。

    虎父无犬子。

    长孙无忌并没有弱了他父亲的名头，何况，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也一样辉映千古。

    长孙氏十三岁就嫁给了李世民，综观其一生，足以称得上是李世民的贤内助。

    她有着清晰的边界感。

    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并且她对于李世民多次让她参与朝政点评，坚持底线，绝不参与，比之杨隋一朝的独孤伽罗皇后，足称恪守本分了。

    长孙皇后虽然不参与政治，但却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

    她有鉴于历代贵盛外戚，虽然当世之时，或是炙手可热，但大都不得善终，很早就开始布局和谋划，一心想让长孙氏能长治久安。

    核心关键点，就是需要让长孙无忌不要过于膨胀。

    她好几次向李世民进谏忠言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长孙无忌）为宰执。”

    但这也只是她的一个美好的希望，长孙无忌已居于不可不为宰相的境地了。

    他世有重名，博通文史，从小就和李世民交好，李世民渡河入关，在长春宫时开始，就一心一意，全心全意辅佐李世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一生之中再没有任何改易。

    历次征伐，长孙无忌都坚定地陪在李世民身边。

    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也是由长孙无忌出面和李世民正式挑明。

    最艰难的六月初四，长孙无忌也是亲身参与的九个元老之一。

    其中惊心动魄，千辛万苦，从头至尾，艰难困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他功居第一，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这已经是除了裴寂，那是李渊一朝的吉祥物外，最高级别的赏赐了。

    长孙无忌并不属于功高震主，需要鸟尽弓藏的类型。

    李世民真心想和他此生长共富贵。

    他也是李世民一朝最早的一批宰相之一，新相之中，长孙无忌的恩遇，首推第一。

    甚至在李渊一朝权倾天下的裴寂，也心虚三分。

    这可以从贞观二年，李世民祭祀完南郊之后，与李世民同坐金辂车事件可得明证。

    当时，李世民邀请长孙无忌和裴寂和自己一同坐车回去，但裴寂推辞不敢坐。

    李世民泱泱大度地说：“以公（裴寂）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

    但树大招风，人盛必遭忌。

    长孙无忌也不能免俗，当他因权宠过盛，被人弹劾时，李世民展示出他对长孙无忌特别的和无与伦比的信任。

    李世民将弹劾他的奏章递给长孙无忌，情真意切地说：“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

    这既是对长孙无忌，也是对他自己的期许和愿望，长孙无忌作为朝臣，在李世民心目中，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并且，李世民借此机会，在朝廷之上，光明正大地表示了对长孙无忌不可离间的信任。

    他以充满威严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对群臣说：“朕今有子皆幼，（长孙）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

    然后，李世民加重了语气：“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

    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大臣之间，明确表明了心迹。

    终其一朝，他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李世民，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明君，长孙无忌，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大臣。

    但这一次，长孙无忌要和李世民唱反调了。

    他不同意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坚持要立长孙皇后的另一个儿子，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最高层意见出现对立，立李泰或是立李治，似乎都有道理，李世民一时之间，犹豫不决。

    但废太子李承乾的一番话，让李世民做出了诀择。

    在李承乾被贬黜到黔州以前，李世民给了李承乾一个辩解和告别的机会。

    李承乾抓住了这个机会，让这次告别，不仅成为自己的告别，同时，也变成了李泰的告别。

    太极殿上，李承乾知道事已至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但自己本来是这个国家天经地义的皇太子，未来堂而皇之的皇帝，现在被魏王李泰阴谋诡计拉下马来，实在心有不甘。

    李承乾利用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反击了李泰。

    这让李泰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李承乾只讲了一番合情合理的话。

    他对着李世民，既不甘心，又心怀怒意地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李）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

    最后，李承乾掷地有声地说：“今若以（李）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也许，李承乾此话是真实的心境表述，又或者，背后也有李泰的竞争对手，李治一系人马，尤其是长孙无忌的影影绰绰。

    李世民从基层一步步成长，凄风苦雨，多所见闻，对于世道人心，有着超乎寻常的判断和感悟。

    他一下子掌握到其中的决窍，也豁然开朗。

    不能以一太子之位，而让李唐的朝廷分裂，否则，必遗后世之忧。

    他立即做了一个选择。

    李世民回首对侍臣们说：“（李）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李）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

    他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李）泰立，承乾，晋王（李治）皆不存；晋王（李治）立，泰共承乾可无恙耳。”

    李世民心中终是不忍心在自己儿子身上，再来一次兄弟想残，自己已经背负了几十年的重担，孩子们，就不要再挑上肩了。

    于是，李世民下诏，将魏王李泰幽禁于将作监。

    在诏书中，李世民明确表示：“遂使文武百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

    并且，为了永绝后患，李世民给子孙后代，立了一条规矩。

    他高瞻远瞩地道：“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

    李世民大手一挥：“传之子孙，以为永制。”

    李世民想以立李治而让李承乾和李泰两全的处理方法，达到了部分目的。

    李承乾死于贞观十八年，那时李世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征高丽。

    李承乾卒于徙所，时年二十六岁。

    而李泰则在晋王李治登基成为唐高宗后三年，薨于郧乡，时年三十二岁。

    现在，李治似乎成了皇太子的唯一人选。

    但李治的皇太子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