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威正式登上他的舞台前，杨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要做。

    新帝登基，旧王何去何从？

    这是杨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按照惯例，禅让后，对于前朝的皇帝和王爷，例降一级，爵位为公，北周末代皇帝周静帝被封作介公。

    王或爵，只是一个名称而已，这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他们。

    这是杨坚的烦恼，也是他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他有很多种选择，事态也具备无限种发展的可能性。

    虞庆则站了出来，他献上了一个杨坚想做，但不好明说的建议：尽诛宇文氏。

    这是看似必要而正确的决定，也是一种不得人心的选择。

    杨坚和宇文氏都属于关陇集团的核心圈子，杨坚篡周立隋之所以如此顺利，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权力的内部流转，只是庄家由宇文氏换成了姓杨的。

    这并不涉及到游戏规则的改变，大家手上的筹码并没有变少，游戏还可以接着玩，甚至不少人还有额外的奖励。

    这虽然损害了宇文氏一家的利益，但保证了大家都能继续玩这个游戏，都能乐在其中。

    况且江山代有才人出，王位的适当流转，换另一家做庄家，也能带来一些新气息。

    这是整个关陇集团支持杨坚的前提。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核心分子，满朝文武，和他非亲即故，甚至大半都可以攀上二代三代的亲戚。

    如果杨坚举起屠刀，即使只限于诛灭宇文皇族，也必然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败俱伤打法。

    但如果不彻底清除宇文皇族，就会成为一颗钉子，始终插在杨坚的心头。

    他本来就根基浅薄，得位又不正，经不得政局上任何的风吹草动。

    最大的危险，就是内外勾结，利用宇文皇族的力量和影响力，去造反。

    宇文氏一家，虽然经天元皇帝胡搞乱玩而崩盘，但却是名正言顺，根深叶茂的大树，难保不出几个忠臣孝子，或是类似杨坚的阴谋家，用杨坚的方式来对付自己。

    让宇文氏存留于世，还是将他们彻底诛杀，以绝人望，这确实是个问题。

    杨坚心中早已做了选择。

    宁可他对不起这个世界，也不要让这个世界辜负他。

    因而，虞庆则一提出这个提议，杨坚立即表态赞成。

    而第二代领导核心层的高熲和杨惠（雄），明知不可，却也不好阻止。

    但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就是杨坚找到的三个帮手之一的李德林，他好几次坚决反对虞庆则的提议，并且和他展开辩论。

    这惹恼了杨坚，因为虞庆则的建议其实就是杨坚自己的想法。

    他感受到李德林的意志力，知道无法说服他，不由恼羞成怒地说：“君书生，不足与议此。”

    于是，所有宇文皇族，全部立即伏诛，以绝天下之望。

    但宇文一族，还有一棵独苗。

    他就是现在叫做介公的原周静帝，他依然在杨坚的严密监视下，苟延残喘生存了几个月。

    直到江南陈国的使者出现。

    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北周静帝递上国书，但走到长安时才发现，世界变了。

    北周不在了，现在帝国叫隋朝，它的主人叫杨坚，使者傻眼了。

    杨坚故作大方，他派人将陈国的使者送往介国的介公（周静帝）之处。

    这个意外的事件，提醒了杨坚，让他下定决心，留着周静帝，始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隐患。

    于是，在陈国的使者拜访完周静帝的第二个月，周静帝非常配合地死于介国。

    宇文皇族终于被灭族。

    反对杨坚进行清洗的李德林也独自承担了后果，他虽然没有被赶出朝廷，却从此与权力中枢无缘。

    但他毕竟是山东士人的代表，是帝国的图腾之一，他依然屹立于杨坚的朝中，但逐渐成为一个边缘化的大臣和重臣。

    充其量，他就是半个宰相。

    杨坚的第二代核心团队杨雄、高颎、苏威、虞庆则，加上半个宰相李德林，四个半宰相集团正式形成。

    他们就是号称“四贵”的宰相集团，虞庆则踏着宇文皇族的尸体，赶上了末班车。

    四贵之中，最后一块拼图，就是苏威。

    他姗姗来迟，但最后出现的，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苏威一直追求理想中三个“正确”，正确的时代，正确的环境和正确的人，只有这三个条件全部满足时，他才会出山施展自己的才华。

    当北周权臣宇文护依靠强力，将苏威招为女婿时，他为了避祸，逃入深山，以诗酒自娱。

    他认为宇文护不是一个正确的人。

    宇文护败亡后，杨坚又有篡立之心，苏威赶紧辞官，再一次逃归乡野。

    北周将亡，新朝未定，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时代。

    尘埃落定之后，隋朝气象万千，勃然成长，这是一个正确的时代，也是一个正确的环境。

    于是，杨坚一纸召书，苏威就再不犹豫，轻骑出山。

    他知道，他遇上了一个正确的人。

    他也确信，他自己的时代即将来临。

    事实证明他值得拥有这种自信。

    苏威深得其父和其家世代为官的精髓，杨坚和他一席相谈后，对其大为倾倒。

    因为杨坚本来就是其父苏绰治下的官僚，因而，苏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框架，深得杨坚之心，君臣二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最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家，为政治而生，也可为政治而上下求索。

    杨坚化家为国，是一个将自身所有思想和行为，物化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并且想让它渗透于国家日常的生活之中。

    苏威更是深得其中三昧。

    他非常精辟地提出一个理论，他假托他父亲苏绰之名，说是苏绰的经典传世理论，“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

    这是一种以小家庭的孝道，化为国家层面的忠孝，是一种高明的洗脑思想。

    治国先立本，本就是思想，苏威提出，导孝为忠，化悌为顺，形成绝对的父权和君权崇拜。

    这就是杨坚求之不得的效果。

    但是，这种军政一体化的教条式管理理念，蕴含了对知识文化无比的轻视，理所当然地遭到当时名士的指责和反驳。

    国子博士何妥当场就发现并指出，苏威理论上的欺骗性和绝对性，他用了三个有名的思辨反问，去证明苏威的荒谬。

    第一苏威所学，肯定不止孝经。

    这本身就是欺君。

    第二苏威说，这是他父亲苏绰的教诲，如果是真实的，那苏威就是不遵从他父亲的教诲，因为他读了别的书籍。

    这就是不孝。

    第三，如果苏威之父苏绰没有此语，那苏威编造此话，等同于欺君。

    从逻辑上说，何妥的说法成立。

    但他却并没有掌握杨坚认同苏威谈“孝”的实际的政治意义。

    何妥的孝，更多的是孝本身的本质内涵。

    而苏威和杨坚一样，是个纯粹的政治家，他们所谓孝，是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孝，目的在于培养一种绝对服从的社会道德，以利于中央的集权，特别是皇帝的集权。

    苏威和何妥都没有错，但显然，杨坚更需要苏威的理念。

    杨坚，是北周出身的隋朝开国帝王；苏威，是北周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奠基者苏绰之子。

    他们本就是同一路人，相同的政治理念，让他们的相遇，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苏威终于在一个正确的时代，正确的环境和正确的人的领导下，大放异彩。

    杨坚立即给苏威委任了五大核心职务，以表示对苏威的敬重和重视。

    这五个职位都是实职要职，政务当然极为繁重，但苏威安之若素，也没有举贤自代之意。

    这立即招致了传统力量的反对。

    梁毗站了出来，他上书正面弹劾苏威。

    梁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背后传统的关陇贵族的声音，杨坚立即感觉到了压力。

    杨坚压力的渲泄管道，流向了高熲。

    这是杨坚上任以来，第一次和关陇集团的交手，杨坚并没多少直接的对抗经验，也没多少把握可以战胜他们。

    显而易见的压力，高熲心知肚明，为了让杨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也为了给杨坚赢得多一些时间，高熲迫于压力，上表请求逊位。

    关陇集团来势汹汹，来意不善，朝野之中暗流汹涌。

    杨坚，及其钦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能不能坐稳江山，也成了一个问题。

    他们，即将迎来几场生死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