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是历史上得国最快的开国君王。

    他虽然火箭般地登上了帝位，但这个国家，从表到里，百废待兴。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他将在余下的二十多年里，真正开创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也将开创这个帝国辉煌灿烂，让后世高山仰止的历史。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名君。

    他的年号叫“开皇”。

    这是一个充满野心和追求的年号。

    一统六国的秦王名叫始皇，杨坚想重开天地，敢和秦始皇叫板，就叫开皇，是开创盛世，开天辟地的皇帝。

    这个年号有佛教渊源，“号曰开皇，可谓法炬灭而更明，否时还泰者也。”

    同时，开皇又是源自于道教灵宝经的年号。

    这个儒释道三教合流，呼应历史，展露野心的年号，象征杨坚将会带领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登上一个又一个的巅峰。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衣冠。

    人而为人，衣服是第二脸面，但北周是鲜卑族政权，虽然名义上的政治体制是仿效周朝，但却只是包裹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内里基本上都遵循鲜卑旧俗。

    这可以从汉族的高官都被赐与鲜卑姓氏就可以得见一斑。

    杨坚的家族被赐姓普六茹，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家族，则被赐姓大野，汉人身上鲜卑族清晰的铬印，也反映在着装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服装。

    整个社会，被鲜卑族的北周政权改造成不伦不类的混合风格，虽然叫相融，但也有数典忘祖之讥。

    强权即公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已。

    现在汉族迎来了自己的王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一个汉人。

    改姓名，君臣百姓的乘舆服制服色，全部改回汉魏旧制，这种焕然一新，重新为人的感情，发自所有人的内心。

    他们惊喜地发现，崭新鲜艳的色彩和服饰下，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新生的人，是一件多么值得喜庆和欢乐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表面的，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杨坚接下来就做了很多足以让他名垂青史的伟业。

    他开创性、前瞻性地做了很多堪为后世典范的工作，中国历史以后一千多年发展，无非是其大江东去的余波。

    杨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这和北周的政治传统相吻合。

    因为北周从一开始，整个国家就处于求生存的阶段，因而北周的历任统治者和掌权者，都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政治结构和运作。

    军政一体，一切以军事为中心，回归鲜卑旧俗，这是北周政治的精义。

    北周虽然在政体上效仿周朝，但却只能断章取义而进行似驴非马的穿凿拼凑。

    所有施政的核心都基于解决现实的政治困境。

    杨坚更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杨坚开创性的工作，他承受得起后世最崇高的评价。

    总结一句话，他为这个国家，这个现实的社会，也为以后的世界，重新树立了规矩。

    他开创性地创建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小到大的无数规范，让后世不过只是仰望其项背，加以细分精化深耕而已。

    他改变了中国政体传统上的分封土地，分享权力，分治领地的“三分治理”模式，而向集中权力，集束管理，集约发展型的“三集政体”发展。

    他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体。

    从历史角度而言，功高震主，权臣窃国之类事例数不胜数，杨坚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

    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皇帝之下，还有一个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熏天的宰相。

    他是百官之首，代表百官的利益，号称百僚之长，拥有足以和皇权相抗衡的力量。

    但不管是单一宰相制还是北周的大冢宰制度，时日一长，就会出现权臣，当他拥有连皇帝也羡慕的权力的时侯，窃国覆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杨坚的构想，就是去掉这个“一”，并让自己成为这个“一”。

    与其将所有的好牌集中于一人手上，让他长期坐庄，自己反倒成为旁观者，还不如重新组织一个牌局，自己当庄家，让大家轮流玩。

    这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宰相。

    于是，杨坚实行了宰相集体领导制度。

    他不只是任命一个宰相，而是组建了一个宰相集团，让他们互相牵制，然后君主驾凌于宰相之上，平衡权力，就可以达到控制朝政和宰相的目的。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让宰相由百僚之长，变成了皇帝的幕僚，让他们成为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智囊团和超级智库。

    然后皇帝躲在幕后，成为操纵者。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三省六部制的萌芽，这不是杨坚的发明，他只不过是将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制做了发扬和光大。

    尚书，内史（中书)，门下三高官官和杨坚指派的官员组成一个宰相集团，但不设唯一宰相。

    杨坚，实际上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唯一的大宰相，也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有了这个做事的框架，就需要定下做事的规矩。

    这就是杨坚要做的第二件事，他制定了全套的律令格式，即建立了整个国家崭新的制度和法典。

    这也是他做成的一件光耀千古，足为后世模范的大功德，他奠定了此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制度和法典，依然有一个核心点，即强调那个“一”。

    这个“一”，就是皇权。

    制度和法典，强调君权和皇权至上，但在杨坚的法典中，规范里，也充满了人文关怀。

    这体现了新时代所突显的那种朝气蓬勃，生机万象的精气神。

    看看实际的成果就足以说明一切。

    杨坚制度的《开皇律》，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刑法，是国家的重典。

    581年初稿完成，583年修定，然后成为定稿。

    这部国家的大典，成为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的通典，影响力达到上千年之久。

    而第二层次的《开皇令》三十卷，则规定了社会的各种制度和现实生活的准则。

    其下层的格和式，详细解说、解释了开皇令中的种种规定。

    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处在一种有法可依，有则可循的规范的世界之中。

    这种详细的规定，除了杨坚有重开天地的觉悟外，最根本的还是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

    其中的理念，贯彻了杨坚和他最重要的官僚之一苏威的治国理念——将一切设计好，然后整个社会按照设定好的规则，一丝不苟地运行。

    各级政府按照程式就可以有计划、有规范地完全复制，从而进行有效管理。

    苏威和杨坚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彻底的政治家，他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为政治而生。

    所以，这二个人金风玉露一相逢，成就了一段传奇。

    苏威作为官十代，家中连续十代都是二千担以上的高官，他的父亲是北周王朝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格的奠基者——苏绰。

    苏威含着金锁匙出生，也以帝师自诩。

    苏威一直在等待一个绝对安全和完美的时机，能让自己毫无后顾之忧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他需要等待一个正确的时代，一个正确的环境，和一个正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