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天地，就要建立秩序，定立规矩。

    在暗无天日的五胡乱华时期，在政权走马灯似的南北朝时代，那是三百年漫长混乱的分裂年代。

    所有的传统秩序和规则，全部遭到破坏，杨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无规矩不成方圆。

    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确立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才可能让新朝生气勃勃，昂然奋发。

    杨坚足以比肩秦始皇，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最基础的工作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为帝国树立起统一的标准。

    在政权林立的分裂时期，地方货币和各种临时性，应急型的土办法，层出不穷，以致于全国各地，都割裂成一个个相对封闭和保守、自己自足的区域。

    从长期来说，会留下再次分裂的隐患。

    杨坚要破旧立新，巩固大一统。

    正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并非是纯粹的好大喜功，而是非常高明的治国之术。

    统一的国家，需要从思想根源上确立统一。

    首先要在文化上和秩序上确立大一统的理念。

    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可能发展成为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

    这也是中国大地上，虽然历经无数次分裂而依然能够重新归一，并且统一的基因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中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必须建立文化和文明的认同。

    汉族和汉族政权，历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文化认同。

    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断层断裂了，或者被外来文化侵占渐染，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杨坚统一货币时，以城市为中心，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

    当时所铸之钱，分为四等，而民间的私铸，更是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用来流通时，根本就无所适从。

    在军国一体化，一切以战争为中心之时，还可以用粮食，绢帛等实物计量财富。

    但统一的帝国如果要发展，货币本身就成了一个基础的问题，这在隋唐二朝，也成为一种重要创新的源头。

    杨坚的方法很简单，他采取了新铸五铢钱，来重新规范和统一币制。

    他先铸造了样钱，先立个标准。

    钱的背面，正面，钱的厚薄，都有固定的范式，每一斤重四斤二两，在样式和重量上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杨坚选择城市为突破口开始推广新钱。

    他在每个城市的城防入口之处，放置样钱，同时，开始没收和销毁旧币。

    长期坚持下来，市场之上，新币逐渐流通，成为主流，旧币只能偶尔流通在有限的区域内，从而慢慢被淘汰。

    旧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在这场统一货币，禁止恶钱流通的战役中，杨坚为了取得杀鸡骇猴的效果，有意治乱世用重典。

    他抓住了一个树典型的机会。

    官府捉到了二名以恶钱充好钱的市井之徒，杨坚立即下令将他们斩首。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权，尤其是皇帝集权，当法律和皇权相抵触时，他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大理丞赵绰站了出来，他不同意皇帝的决定，他要维护法律的严肃。

    他进谏道：“此人当坐杖，杀之非法。”

    杨坚非常不高兴地说道：“不关卿事。”

    赵绰不依不饶，坚持自己的意见，“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

    杨坚见赵绰如此不识趣，便语带威胁，严厉地说：“撼大木不动者，当退！”

    赵绰毫不退让，更进一步，直逼杨坚，说道：“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

    杨坚加重语气，赤裸裸地威胁说：“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焉？”

    这句话，语气已经非常不善，言下之意已经暗指天子一怒，就有亡身灭家之祸。

    赵绰豁出去了，他跪拜谢罪，但却坚决不退。

    即使杨坚不断呵斥，赵绰依然坚持己见。

    碰上这种不要命的谏臣，除非杨坚打定主意要做商纣王式的昏君，否则，千秋万代之后，也还会有后人评说。

    杨坚出离愤怒，拂袖进入内阁。

    这时，需要一个打圆场的人。

    柳彧出现了，他也上书切谏，详细直陈得失。

    杨坚很快从个人的愤怒中清醒过来。

    毕竟，这种分歧，并不是本质上的对立。

    作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家，杨坚的情绪，显然能够服从于大局。

    要找到推进货币统一的方式，完全可以另想办法。

    乱世用重典，于杨坚而言，这是帝国政治实务的需要。

    但建立规范，为万世之法，却更是重中之重。

    杨坚赦免了这二个人的死罪。

    人虽未死，但如果不是赵绰，这二人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已身首异处了。

    但这世上，并非每个人都是赵绰，可见杨坚的国家意志，对于政令的推进力度和决心。

    于此经年累月，货币逐渐统一，度量衡的统一也在有序进行。

    统一的帝国终于有了统一规则。

    最重要的统一，是思想领域的统一。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火速平定了尉迟迥等三方叛乱，接着又全力应付突厥的进攻，整个国家，成为一驾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战争之时，最适合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当然是军事化管理，这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和证明。

    被杨坚称为朝中重器，“正直士，国之宝也”的柳彧，就曾上过一道关于正月十五元宵节，臣民共聚为乐的奏疏。

    “竭财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柳彧建议禁止元宵节的聚会娱乐，以利于管理。

    因噎废食，这显然是军国一体化的简单机械的管理理念，将人作为生产的工具和要素，强调其生物性，而忽视其社会属性，于精神和文化上的建设，漠不关心。

    对于执政的杨坚来说，这种管理理念是恰当的。

    杨坚同意柳彧的建议，并下诏正式颁行。

    杨坚本人从小长于尼姑庵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是其本来的生活面貌。

    即使他成为了一个帝王，他仍然将节俭和节制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保持。

    这是一种严格的自律，也是非常高尚的私德。

    但人有百种，活法不同，并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同一个步伐。

    杨坚在隋朝建立初期，奉行军国一体化的治国理念，是符合当时一切为生存，为了战争的现实。

    保因为杨坚骨子里非常固执到几近变态的秩序，等级，控制欲，杨坚走向了反智。

    绝对的****是讲求绝对的秩序和服从，并不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杨坚最终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甚至进化到，全面取消和取缔全国的绝大部分学校的地步。

    这一点，将由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很快更正和扭转。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败家子。

    但他本身文采风流，自认天下文宗，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传统下，依然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下第一。

    他在文化建设上，也远比他父亲杨坚要有远见和宽容得多，在杨广一朝，文化有一种勃然向上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喜气洋溢的春天气息。

    杨坚在完成了思想和行政制度的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后，一个当世大儒牛弘的进言，让他不得不对儒家和文化做出让步。

    杨坚虽然做了让步，但很有限，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统治的稳定性添砖加瓦。

    杨坚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生的优秀政治家。

    牛弘身历杨坚，杨广二朝，是唯一能重用于二朝，并得善终的朝廷核心要员。

    自以为天下第一名将的杨素，眼高于顶。

    但他一生敬重牛弘，他曾经在讨论杨坚皇后的葬礼礼仪时，心悦诚服地对牛弘说：“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杨广是个皇帝，但他也是个诗人，经常会写上几句，还有好事者集结成册，以青史留名。

    他曾经专门给牛弘写了一首诗，“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

    牛弘本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识度深远，心底无私。

    在隋朝时，他主管吏部的职选，先德行而后才干，非常谨慎地选人用人。

    他选中的人士，皆一时之才俊，隋之选举，于斯为盛。

    但他对于后世最大的贡献，却来自于他的一份奏疏和一条建议。

    当时，杨坚刚刚篡周立隋，北周本来也是一个彻底的军国一体化，僻处西陲的政权，自建立伊始，整个国家随时面临亡国的危险。

    因而，整个社会所有的生产和行动，一切以战争为中心。

    生存高于一切。

    于文化建设一项，却是一片荒凉，了无生机。

    北周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层力量，非常轻视。

    北周武帝曾经亲口说过，如果文化的高低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衣冠正统的南朝和继承北魏衣钵的北齐，将可以不战而胜。

    现实是残酷的。

    一心发展即战武力的北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终攻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

    杨坚是北周旧臣，感同身受，完全认可和延续这种重武轻文的国策。

    牛弘用一道奏疏，改变了杨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