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谊摊上事了。

    他的儿子突然离世，公主不但死了老公，成了小寡妇，还要天天为他披麻戴孝，不娱不乐，不笑不语。

    这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隋唐的公主们，嚣张跋扈，不遵礼法，那是家常便饭，她们名声在外，很多大臣，清白儿郎都不愿意与皇帝结亲。

    即使在唐朝成立一百多年后，唐文宗依然心有不平地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娶皇帝的女儿，要面临很大的现实和政治压力。

    隋朝的情况，显然也并不会比唐朝更好。

    王谊一样面临这个压力，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

    王谊为了讨好杨坚，他的儿子死后才一年，便以公主年少为名，请求除掉为夫守丧之礼与丧服。

    这是一个容易被竞争对手抓住的错误。

    在古代中国，以礼治天下，礼法有时甚至比法律更加具有强制性。

    丈夫死了以后，妻子守孝三年，是古之大礼。

    现在才过去一年，王谊公然想要去麻，这显然是漠视礼法的行为。

    杨坚一朝，所赖以存在的统治理念，实际上只有二字“孝”与“礼”。

    只有遵从这二个字，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才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可能成为忠臣孝子，一举一动，合乎规矩，一心忠君，全身为国。

    以礼治国，思想和观念远比刀剑更加管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手段。

    现在王谊为了讨好公主和杨坚，不惜公然违抗礼法。

    这自然授人以柄，容易引起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如果说王谊是关陇集团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那杨素就是这个集团之内，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新星。

    新人要想上位，必须踏着旧人的尸体才能过去。

    杨素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赌赢了这一把。

    他向杨坚上书，先指出王谊的错误，“夫妇则人伦之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然后，他提出必须按照律法，进行公开的审理，“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法推科。”

    理由光明正大，也立得住脚。

    但王谊此事，本意是想为公主争取利益，杨坚虽然早就想对王谊下手，这次却并非最佳的时机。

    杨坚并没有对王谊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只是从此之后，他对王谊恩礼稍薄。

    当不信任的裂缝产生，就会越长越大，最终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谊不知死活，不肯收手。

    他正是年富力强，孜孜求进的中年，他不愿意放弃一马平川的仕途。

    其实那也可能是绝命之途。

    王谊才四十六岁，在政治上，这是黄金的年龄。

    但在杨坚看来，这恰好是王谊的一个致命之伤，因为杨坚以外戚矫诏辅政时，正好是四十岁。

    而能得善终的韦孝宽，李穆，于翼为杨坚效命时，都已是七十来岁。

    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他们都已是风烛残年，并不会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为，不管他们本身多么厉害，他们也耗不过冰冷无情的时间。

    他们一定会死在杨坚的前面，到时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但王谊的人望和年龄，还有他永不知止的进取精神，在他家的政治婚姻，因为儿子之死而趋于淡薄之时，王谊的威望，就成了和杨坚一朝格格不入的风景。

    王谊很快就触犯了杨坚的逆鳞.

    因为他心有怨气，便会口出怨言。

    这是理所当然，他是关陇集团的中坚人物，是屹立于北周和杨隋二朝的政坛长青树

    忽然之间，他就失去杨坚的信任和恩宠，发几句牢骚太过正常。

    但牢骚太盛防肠断，这次发的牢骚是他一生之中，无法承受之重。

    他发发牢骚，就把命都弄没了。

    王谊被人抓尾巴，向杨坚举报，并且安下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非常吊诡的是，谋反罪名虽然并不成立，但参与发牢骚的二个人，却先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著名的“牢骚谋反案”。

    另一个和他一起发牢骚的人是元谐。

    他也是杨坚的少时同学，同样也是北周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同时，他也是杨坚最早的一批支持者。

    他曾经在杨坚最幽暗的日子中，对杨坚早托心意，“公无党援，譬如水间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当杨坚一跃而成隋朝开国之君后，还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元谐说：“水间墙竟何如也。”

    元谐是军界的实力派人物。

    他最得意之作是降伏吐谷浑。

    吐谷浑是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就是其始祖的名字，以人名命名为族群的名字。

    他们占据了青海大部和甘肃一部，是一个游牧政权。

    这是一条财富之路，他们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要道。

    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以弱小之国，窃据经济和交通要地，终有一天，会被大国亡族灭种。

    当隋炀帝杨广经营西域时，他们就成了拦路虎，是中原王朝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

    裴矩是杨广一朝经营四夷，西域问题的专家，他天才地总结了四个字“浑厥可灭”。

    但在杨坚一朝，国家主要的精力用在三处。

    一是在于稳定内政，坐稳皇位，巩固执政的根基。

    二是平定南方，统一天下，这是三百年来的伟业。

    三是降服突厥，这更是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武功巅峰。

    因而，杨坚当时对西北吐谷浑的国策，并非以拓土开疆为主。

    杨坚在讨伐吐谷浑的诏书中写清楚隋朝出师的目的，“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

    接着，杨坚明确指示了对待吐谷浑的措施，“（吐谷）浑贼若至界首，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

    可见杨坚一朝，认为吐谷浑不过是次一等的威胁，但也是属于必须敲打震摄的对手。

    以武力震摄的同时，再以德服人，从而达到双方和平相处的目的。

    元谐就是此次西征吐谷浑，敲打他们的统帅。

    他在丰利山一战，大败吐谷浑主力，追奔三十里，俘斩万计，隋军的战力让吐谷浑举国惊骇。

    在元谐的统战政策之下，他们服软，愿意臣服于隋朝。

    元谐的个人威望达到顶点。

    但他和王谊一样，也来自于原北周的军界，而且根基深厚，他同样是少壮派，年富力强，这正是杨坚最忌讳的二点。

    因为杨坚本身根基浅薄，既无政治基础，又缺乏在军队中的威望。

    杨坚篡周立隋，纯粹是偶然的内廷政治阴谋，甚至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斗争，就迅速成事。

    杨坚本人也被认为是历史上得国最容易的帝王。

    这决定了杨坚在心理上非常不自信。

    他会全力防范猜忌那些大臣，生怕他们会步他的后尘，谋他的位，篡他的国。

    他认为必须清除掉比他资格更老，资历更长，尤其是在北周和隋朝军队中德高望重，影响力深远的那一批元老。

    这是既定的战略，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

    杨坚非常高效而卓越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最有威胁的军政界的大佬有的自然老死，有的被杨坚赋闲，废死于家。

    一切看起来很顺利，但世上总有几个难啃的硬骨头，他们不愿失去手中的权力，或者他们依靠和杨坚的特殊关系，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会和别人有所不同。

    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哪里会有侥幸。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有的障碍，都必须予以清除，这就是杨坚为人处世的哲学。

    王谊和元谐依仗自己是杨坚的少时同学，又是创业之初最坚定的支持者，既有才华，又忠于新朝和杨坚。

    他们以为自己能在杨坚的隋朝一展鸿图。

    但他们忽视了杨坚的猜忌和其一心要完成皇帝专权的强烈心理。

    他们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

    王谊和元谐二人，当时一个被疏忌，一个因公事被免职，赋闲在家。

    二个失意之人，自然相见恨晚，他们对杨坚的薄情，大加鞭挞，酒后私下之言，自然无所顾忌，难免有非常出格的话语。

    但世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被举报到杨坚那里，罪名是谋反。

    这是必然要推究勘核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