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本身非常简单。

    谋反之说，肯定是子虚乌有，但出言不逊，也是板上钉钉。

    但是，杨坚并没有追究，他只是赐给他们一杯酒，压压惊，再叙叙旧情，君臣相对，一饮而尽。

    似乎一切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杨坚并不准备就此了事。

    不久之后，有一个胡僧，再一次将王谊和元谐私下的话，检举告发，直达杨坚。

    对于朝廷重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密，背后显然得到了杨坚一朝权力核心层，或明或暗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为了维持统治，采用密探和告密方式，是一种通行的驭下之术。

    他们对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让臣子们人人自危，互相监视，互相防备，失去结成一块，共进共退的氛围。

    各自为战之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都需要巴结和依仗最顶层那个唯一的皇帝，皇帝再进行平衡，从而维持王朝的稳定。

    胡僧的告密是致命的。

    因为，他爆的料，直击杨坚最虚弱的内心深处，是关于他篡位，关于他的薄情，关于其私德等大逆不道的言论。

    这虽然不是谋反，但却是杨坚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黑历史。

    他们和胡僧交结时，妄称自己是明王，有天下之望，这一点，也戳中了杨坚最软弱的缺陷。

    杨坚一生坚信符瑞之说，于天道感应等近于盲目迷信。

    天命是否真的归于自身，是他最大的逆鳞。

    他登上皇位，是人为。

    他是被一群佞臣强推上位的，虽然他有天下之名，或许在私心之中，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命所选中的那一个。

    但是，杨坚又非常信奉天命，那就存在一个悖论，也许那个真正的天命所选之人，就在自己朝廷之中。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这个逆鳞。

    于是，王谊被定了一个罪，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这是不赦之罪。

    杨坚展现出冷酷的一面，也展现出他性格之中，古板刻薄，严于律己，同时也严于律人的一面。

    以律己之心律人。

    杨坚对于法律和秩序，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和彻底的执行力。

    他认为规则就是规则，需要绝对信奉和遵守。

    除非影响到自己和帝国的权威，他才用皇权去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另外去解释法律的严正。

    当年，他的第三子秦王杨俊任职并州总管时，盛治宫室，穷奢极欲，无法无天。

    他被杨坚认定为“奢纵”而免官。

    武卫将军刘昇认为他们父子连心，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便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顺势拍了个马屁。

    他对杨坚进谏道：“秦王（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意思是天下之物，还不都是你杨家之物，用天下之物，营造几间杨家的宫阙，这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

    按常理而言，杨坚完全可以就坡下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杨坚冷漠地回答：“法不可违。”

    刘昇以世俗的父子之情考量杨坚内心的信仰，认为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杨坚越是推辞，他更加坚定，多次重复进谏，想让杨坚赦免杨俊的罪过。

    杨坚大怒，他要翻脸了。

    刘昇不得已，才停止为杨俊开脱。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

    因为杨俊此案，确实处于一种可处理，可不处理的状态。

    当朝大臣，权倾朝野的杨素，也站出来求情道：“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杨坚这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说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

    杨坚到最后，也没有赦免杨俊。

    杨俊免官事件，体现了杨坚冷酷而坚定的以法治国之心，即使亲如父子之爱，都可让位于国家的规章制度。

    杨坚并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他是一个既薄情，又讲规矩的天生的政治家。

    杨俊受罚也透露出他对几个亲生儿子的严苛。

    这种一意孤行，完全以己为中心的风格，十几年后，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从而改变帝国的走向。

    杨坚对于法律和规则的严苛遵守，于此可见一斑。

    王谊一直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他本来就是需要被清除的对象，遵纪守法尚且担忧不能善终，更何况现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在众多公卿上奏王谊当死的呼声中，杨坚装模作样，对着王谊满怀怆然地说：“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

    杨坚的心中松了一口气，王谊自己找死，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一个最大的潜在对手。

    杨坚光明正大地下了一道诏书，数落王谊的罪恶，“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

    但在最后，杨坚给予他的同学王谊一个体面的告别方式，他派大理正赵绰，传话给王谊说：“时命如此，将若之何！”

    这说明在最后一刻，杨坚依然想告诉王谊，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是上天选定的唯一，不是经营所得。

    而你，就认命吧。

    王谊，四十六岁，被杨坚赐死于家。

    在这次“牢骚谋反事件”中，杨坚的另一个同学元谐，也犯有和王谊同等罪过，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被治罪，而是被认定为无罪。

    但从此之后，元谐也远离朝庭中枢，恩礼虽有，却不掌实权，成为被边缘化的人。

    同一事件，二种不同的结果，这可以解释为杨坚当时还不想对元谐动手。

    可能杨坚认为，如果自己同时诛杀二个同学和重臣，会在历史之上留下薄情的骂名，而这并不是杨坚心之所往。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突厥未清，江南未平，杨坚还需要保留一些元老级的军界人物，去稳定军心民意。

    但免死狐悲，鸟尽弓藏是自然之理，当突厥臣服，一统天下之后，河宴海清，隋朝的国力，已达巅峰。

    杨坚大宴群臣，元谐在宴会之上，乘着酒兴再一次拍了拍杨坚的马屁。

    他向杨坚说道：“陛下威德远被，臣请突厥可汗为候正（探子），陈叔宝为令史。”

    杨坚并不领情，他直接驳斥了元谐的进奏，“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以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

    元谐所奏，本来就不是实意求允，不过是适逢其会，以酒助兴而已，但杨坚当众驳回，完全没有一点故旧之情。

    可见自己在杨坚心中，已是边缘之外的最边缘群体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元谐长于政道，熟谙人心，他心下默然，知趣退下。

    果然，元谐很快迎来他的宿命。

    他被卷入一宗谋反案，非常吊诡的是，可以说是复制了王谊一样的罪名，因为他也犯了大逆之罪。

    他曾私下对人说：“我是主人，殿上者(杨坚）贼也。”

    他还令术士望气，想看看天命所归，吉凶祸福。

    术士不过是半吊子水平，不过，察言观色的本事当然是有的，他心知肚明，元谐想要听什么内容的话。

    拿人钱财，为人办事。

    也可能纯粹是，为了过过口瘾，以发泄对杨坚的不满，术士口无遮拦地说道：“彼云（杨坚）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

    这种颇似泼妇骂街，纯粹图一时之快的话语，明白无误地记载在二十四史之《隋书》上，也成为元谐被定罪的根据。

    杨坚大怒。

    元谐曾经对杨坚说过，“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

    当时，杨坚内心也曾经设想过和元谐的未来，他简单明确地肯定了元谐的表态，“宜终此言。”

    但元谐终于没有撑到善始善终的那一天。

    元谐其人被杀，其家被诛，其财被抄。

    元谐之死，标志着杨坚已经彻底完成了，对于原北周军政二界遗老的清洗。

    他现在拥有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以他为中心，集权的政府，他可以毫无顾忌和阻力，大力地推广他重开天地的各项政策和制度。

    他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杨隋一朝，很多的典章制度，都足为万世之法。

    隋朝虽然二代而亡，但杨坚却足以称为历代帝王之中的伟人。

    以至于在盛世唐朝之际，唐太宗李世民依然亲自，找出杨坚一朝高颎的传记，还有杨坚本人的事迹来阅读，以寄托自己思古之幽情。

    当然，杨隋一朝，青史留名的远不止高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