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师停步不前，亲手给杨广写下了46个字。

    “莲花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闻香远，长保如意。”

    在这46个字中，看不到他对杨广任何一丝的怨恨，反倒对杨广有一种隐隐，大道可期的期许。

    也许，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在千僧宴上，给杨广的授戒，还有杨广隆重的行师大礼。

    这一刻，智者大师心中，已经预见，自己手创的天台宗，或者会在自己这个徒弟手中，获得一种未可限量的发展。

    而这一切，都和多年以前，千僧宴上的拜师礼，玄而又玄地互相呼应。

    一切，都是天意。

    智者大师封书完毕，求得三衣钵，让人洒扫干净，然后安详入灭。

    杨广看到智者大师的手书46字，他知道智者大师做了选择，为了证道，已经圆寂。

    杨广悲从中来，在延揽智者大师入主慧日道场一事上，他遭受了失败。

    但他的悲痛，更多地来自于智者大师的死，也许在平日，智者大师可以不死，但他处于今时今日之地，却又不得不死。

    权力的意志，从来都是冷酷无情。

    智者大师不是杨广亲手所杀，但杨广却深切地知道，他不杀仁伯，仁伯却终是因他而亡的道理。

    杨广五体投地，悲泪交集，跪受了这46字的手书。

    智者大师的死，虽然是杨广的失败，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机遇。

    这对于杨广延揽江南佛教人士，实际上扫清了道路。

    因为智者大师走后留下了一个空缺，他的弟子辈，远远没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怀中玉璧已去，后来者可以轻松上路。

    天台宗自此可以远离事非的漩涡中心，赢得独立发展的良机。

    事实上，智者大师死后，天台宗在杨广的支持下，蓬勃而生，正式在全国成为第一个开宗立派的本土佛教派别。

    这应了一句话，身死而道兴，其间玄而又玄的因果关系，实在是半是天意，半人事。

    杨广延揽江南佛教高僧的事业，必须进行下去。

    智者大师一死，江南佛教首领就是三论宗的宗师吉藏，他被称为嘉祥大师。

    他是杨广必须拉拢的目标。

    嘉祥和智者大师不同，当年建康城破，陈国灭亡，智者大师溯江西上，但嘉祥却顺流东下，他东走会稽嘉祥寺，一住15年，精研佛义，静待再起的时日。

    嘉祥深切地知道要想取得宗教的领袖地位，就必须和世俗的政权相结合，二者互相滋养，才更容易引发爆炸式的发展。

    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杨广的邀请信一到，嘉祥就知道，自己等待已久的时间终于来了。

    他立即同意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和杨广的合作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嘉祥在慧日道场，成为政府法定的江南佛教领袖。

    后来，他又跟随杨广北上长安，在日严寺中弘法，名振中原大地，在杨广登基成为皇帝后，嘉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领袖。

    南北佛教开始融合，南宗在杨广的支持下，独领风骚。

    而嘉祥开创的三论宗，即使在入唐之后，因为和皇族皇权深相结合，依然是当时最赫赫有名的显学。

    但嘉祥驾鹤西去之际，也是三论宗由盛而衰之时。

    这相当大程度是因为三论宗后继无人，宗主一逝，影响就日渐式微，但最主要的却是三论宗的要义，被其余宗派吸收融汇之后，再也无法一家独大。

    时代需要更精深和更系统性的佛教宗派。

    当年嘉祥想研习《法华经》时，曾邀请智者大师去嘉祥寺传道，但当时，智者大师正在天台山国清寺，心无旁骛地从事天台宗教义经典的创作。

    智者大师不想一心二用，他拒绝了出山的请求，嘉祥也错失了当面向智者大师取经的机会。

    当智者大师仙去，嘉祥只好师从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处求取《法华经》要义。

    并且在主持江都慧日道场时，嘉祥才堪堪完成三论宗的宗典《三论玄义》的写作。

    这就注定了天台和三论宗，二者的相互共融且又相互竞争。

    嘉祥在，三论宗就是天下第一显学。

    但嘉祥一逝，天台宗等宗门，就立刻后来居上。

    随着嘉祥的入驻慧日道场，杨广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成了。

    江都四道场可谓高僧名道荟萃，杨广着意征集，宗教界各种人才和书籍，尤其对于佛经的整理，功莫大焉。

    杨广在四道场内特别设立《宝台经藏》，差不多收集了十余万轴。

    这与当年杨坚平陈之时，对待江南宗教界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杨坚为加强对江南的思想控制，毁寺驱僧，武力征服再辅以文化高压，那是一段至暗的日子。

    但在杨广的治理下，江南文化的春天，终于到了。

    杨广本人也对自己的功绩沾沾自喜，他写诗描述了这种文化的盛世。

    “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江南儒释道三教合流，开创了南北文化，混融混生共长的良性发展道路。

    但江北隋朝故地，其文化的发展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这与杨坚本人的才情才学，以及其军政一体化的治国理念相一致。

    在杨坚矫诏辅政，篡周立隋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新政权的生机和活力，杨坚对于教育和更高一级的儒家文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但杨坚本人极为俭朴，天然就不乐意学术，更无意于雕章摘句。

    他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完全功利化的军国管理体制，简单粗暴直接有效。

    在度过和儒学的蜜月期之后，杨坚第一次意识到儒学，某种程度上也会对自己形成掣肘，那是和李德林的一次理念交锋有关。

    当年，杨坚篡周的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处理北周皇族宇文氏，朝野有二种声音。

    一方是杨雄和高颎，虽然知道不行，但依然支持虞庆则提出的斩草除根之计。

    但另一方的代表是李德林，他作为天下文宗，又是当世大儒，却坚持己见，认为应该从宽处理。

    李德林认为新朝应该摒弃五胡乱华以来，改朝换代之际的血腥传统，应该恢复古时的仁义之风。

    但是，当时杨坚的天下并未完全坐稳，宇文氏一族还在蠢蠢欲动，杨坚需要铁血的手段去震慑人心。

    但李德林引经据典，坚持不宜用重刑。

    杨坚第一次接触和见识了儒家的文化内核和力量。

    虽然宇文氏一族最后被尽数诛灭，但自此之后，杨坚对于李德林的看法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他认为李德林不过是“君书生，不足与议此”，同时，他也将天下的读书人，都视为死读书的不知变通的书呆子。

    杨坚从内心远离了李德林，也远离了李德林代表的山东衣冠。

    因为当时山东的原北齐政权，自诩为中原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天然继承者，对于关中的北周军国政权一直处于居高临下的心态。

    李德林的坚持，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和儒家力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隐约地让杨坚感受到北齐亡魂的影影绰绰。

    这种感觉和判断让杨坚非常不舒服。

    并且，经过多年的儒学教育，杨坚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时他兴修学校，崇重教育，本意是为国培养实用精干的人才。

    他曾在一个诏书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道，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性且合理的要求，但杨坚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却发现其取得的效果和他当时的期望相距甚远。

    他认为学校远远没有起到育人和培养人才的作用。

    “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杨坚认为，学校和学生，都太多了。

    杨坚要大刀阔斧砍向教育，这是要变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