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阙达度率领二千余骑兵,也归顺了李轨。
这真是一锅大杂烩,让局势变得更复杂。
李轨虽然自称皇帝,但他其实也是坐在一个火炕上,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的部下必然各怀鬼胎。
他最优的选择是傍上一个更大的势力,背倚大树好乘凉,才可以得享高官厚禄,才可能得到善终。
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没有珍惜,等到他醒悟时,后悔已晚。
当西秦薛举发动对李渊的进攻后,因为薛举夹在李渊和李轨之间,二李作为天然的同盟,联合是理性的。
李渊想笼络李轨共同抗击薛举。
他很早就命人和李轨联结,并且在正式建立唐朝之后,李渊册封李轨为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
这实际上是高度的政治自治,李轨成了裂土封疆的法外之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脱身机会。
李轨有心投诚,但他的政权,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于是,李轨召集同僚们开会讨论,以期达到统一的意见。
李轨抛砖引玉地说;“今吾从兄(李渊)膺受图录,据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竞立,今去帝号受册可乎?”
元老派曹珍直接表示反对。
他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道:“隋失天下,英雄竟逐,称王号帝,鼎恃瓜分。唐国自据关中,大凉自处河西陇右,已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
曹珍接着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萧詧故事,自称梁帝而从于周。”
李轨同意。
于是,他给李渊回了一封信,署名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示弱,但却没有投诚,也没有接受李渊赐与他的官职。
当此必然征伐之地,李轨错失了最后一次脱身的机会,
当然,李轨身居皇帝之位,如果策略得当,也能保持优胜的形态,即使投诚,也可争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李轨自己犯错了。
他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政权未稳之际,他先在自己内部的小圈子挑起了内斗。
李轨的支持者中,有一个铁杆叫梁硕。
他也是起义时的六个元老之一,一直是李轨的军师,既具备资历,又对李轨忠心耿耿,本来和李轨绑在一条船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生共长的关系。
但李轨似乎看不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来自于起事的核心团体。
他竟然先拿自己人开刀。
梁硕是个有远见,也非常敏锐的军师,他意识到李轨政权的最大隐患,在于胡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力量已经过于强大,以至于李轨都需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安兴贵在长安曾经对李渊说过,他们胡人安氏一族,在李轨政权之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实权人物,就有数十个人,这等于安氏一门半个朝廷,西凉也可以说是安家的天下。
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做皇帝,是一件极高风险的事情。
于是,梁硕直接向李轨提出自己的担忧,他暗中劝李轨对于胡人的势力,多加防备抑制,否则必遭其祸。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梁硕的话很快传到了安修仁的耳朵中。
这是人命关天,亡家灭族的大事,毫无疑问,梁硕的存在,对安氏胡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梁硕必须被除掉。
但安修仁毕竟是李轨最核心权力层的圈外人,自古以来,疏不间亲,安修仁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同盟者。
他非常幸运,恰好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出现了,他就是李轨的儿子李仲琰。
李仲琰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和梁硕结下私仇,并且经常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地表达对梁硕的怨恨,这很容易被安修仁利用。
于是,二者结成同盟,安修仁诬告梁硕谋反,李仲琰在旁边推波助澜。
李轨信以为真,鸩杀梁硕于家中。
梁硕含冤而死,李轨自断臂膀,自此之后,李轨在上层元老和朝臣之中,威望尽失。
这引发了一联串的恶果。
和李轨一起起事的元老们,觉得李轨无知人之明,也无用人之能,不是能共始终的主子,从内心里面和他疏远开来。
更严重的是,李轨发现自梁硕死后,他必须越来越依靠安修仁的力量,才可以在朝廷之中维持权威。
这让胡商集团名正言顺坐大了。
于是,满朝文武,俱是安氏一族。
更为致命的是,李轨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心走至黑,他失去了最后的基础,那就是民心。
民心民意也将立即离他而去,他将很快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为,李轨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倚仗胡人势力的后遗症。
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有一个粟特胡族的巫师欺骗李轨说;“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
这是祥瑞,是表示李轨的治国,感天动地,是政权长治久安的象征。
于是,李轨修筑玉女台。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以西凉政权的寒酸程度,修筑这样一个大的建筑,花费巨万,并且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民力不足,李轨只能征兵,于是,兵民离心,怨声载道。
连老天似乎也不帮李轨,西凉境内发生了大饥荒,本来就地瘠人贫,加上天灾人祸。
西凉的经济立即崩溃了,甚至发生了人吃吃的惨剧。
李轨毕竟是乡绅进阶而来,他展示了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作风,倾尽家财,救济灾民,但他私家的积蓄,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解决实质的问题。
于是,李轨想动用公家的资源,开仓济民。
李轨虽然是个好人,但他可能并不是个好皇帝。
曹珍等人毕竟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怀有非常朴素的感情。
他们赞同李轨的提议,诚心附和说道;“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威,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损己利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至少隋朝旧有的官僚,就表示反对。
隋朝的义仓制,其实在隋朝设立之初,就是为了防备灾害的发生,可以临时救急用。
但这个制度,由刚开始时的自愿缴纳,到后来固定成了一种必须缴纳的税收,而它的作用,也从刚开始时备灾救灾,变成了政府的私产。
以至于即使到了大灾之年,皇帝依然惜财,即使看着谷子在仓库发霉,也会坐视百姓活活饿死,不愿意开仓放粮。
隋朝的官员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不放仓济民,早已在隋朝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应对的方法。
因而,旧隋的官僚将那一套照搬过来,其实他们深心之中,或者也希望李轨的政权尽快失去民心,而步隋朝的后尘。
从心底里来说,他们不服李轨,也愿意看他的笑话。
从行动上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节操,早就在暗中投降了以安修仁为首的胡族势力,二股势力互相勾结,希望掌握李轨一朝的大权。
家贼难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