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薛举虽平，河西李轨复盛。

    李渊和李轨是老相识了。

    当年薛举侵犯关中，李渊曾经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拉笼河西李轨，想和他腹背夹击薛举，以分散自己的压力。

    但李轨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僻处薛举的西边，天高路远，无意东进，并且他也乐得坐山观虎斗。

    但薛举崩溃得过于迅速。

    现在薛举被扫平，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要想保证关中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解决李轨的威胁，李渊感到大伤脑筋。

    但李轨的西凉政权，过于偏远，武力征伐，颇有鞭长莫及之感。

    时势造英雄。

    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安兴贵。

    他的目的非常简单，他准备单枪匹马招降李轨。

    李渊大感吃惊，河西李轨并不好对付，自以为天高皇帝远，一直都怀不臣之心，自己曾经费尽心机笼络他，也被他不冷不热，拒之门外。

    现在安兴贵想凭一个人的力量，难道可以完成国家力量，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于是，李渊疑惑地说；“李轨据河西之地，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兴兵讨击，尚以为难，岂单使所能致也？”

    但安兴贵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自然早就深思熟虑。

    他不慌不忙地说：“李轨虽强，诚如圣旨。今若谕之以义顺，晓之以祸福，彼则凭固负远，必不见从。”

    显然，这是一个摆在台面上明显的事实，但安兴贵有他自己的的核心竞争力。

    他深入分析道：“臣则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

    显然，安氏一族，在李轨政权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李渊本身深谙政治人事，心中大喜。

    他立即授权安兴贵全权招降李轨。

    安兴贵并没有吹牛皮，他之所以敢于单人独骑西入凉州，是因为深知李轨政权的特殊性，也深知其弱点。

    他有把握，一人下一国，以建立不世之功业。

    李轨浑然不知危险来临，其实，即使知道，他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的起家立国，先天就有不足。

    李轨是隋末姑臧（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马，也是当地的土著豪强，他本人乐善好施，颇读诗书，因而在当地颇著声名。

    当年，薛举起兵，引起了姑臧一片骚乱，外敌当前，本地的六大豪强一齐聚首，探讨如何保境安民。

    他们一致认为：‘薛举残暴，必来侵扰，郡官庸怯，无以御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据河右，以观天下之事，岂可束手于人，妻子分散。”

    他们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共同举兵，武力对抗薛举。

    显然，这个任务，无法依靠隋朝的州郡官吏去完成，如果要依靠自己，就只能造反。

    造反，肯定要有一个为首的人。

    六大家族，大体势均力敌，在没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谁来做老大，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无数事例已证明，造反派老大的位置具备非常大的风险，一般都很难笑到最后。

    因此，六大家族互相推让，都认为自己威德，不足以服人，推来让去，总需有个结果。

    曹珍最后总结发言说：“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李）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

    于是，李轨被共同推举成为话事人。

    这是一种松散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的目标也并不是争天下，而是保境安民，自保而已。

    这个政权成立之始，就面临权力分散，派系林立，并且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

    在某种程度之下，私人利益毫无疑问，会高于整个团体的利益。

    这个田团队，还有最致命的一点，在李轨政权之中，他虽然被推为主事者，声望最高，但真正的实力派的地头蛇，却是以安修仁为首的胡人群体。

    这是历史造成的。

    河西地处河西走廊，紧扼丝绸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

    而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商道，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胡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胡商。

    胡人是天然的商人，他们一出生，就受到商品利益的熏陶，锱铢必较，整个族群，不事生产，以商立足，老少贵贱，人人经营商业，个个从事贸易。

    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土和西域，以及西方世界，尤其在西域，他们自发聚集成多个聚居地，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或者亲自建立商人政权，或者依托本土强权，以求财得利。

    而安氏一族，本是粟特胡商，他们在北魏时期就在姑臧落地生根，到安兴贵这一代，财力已是富可敌国，加上胡人尚武，数代经营之下，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甚至在李轨起事中，也隐约可见其位居中坚位置。

    当时，李轨等六人准备起事之际，就是由安修仁率领粟特族人，乘着夜色在城内大声呼噪，加上李轨等人于城外，里应外合，二相呼应之下，才顺利拿下隋朝的官吏，建立新的政权。

    这个政权立即迎来了第一次分裂。

    如何处置隋朝旧有官僚，李轨集团内部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要和旧世界彻底划分界限，欲杀尽隋官，瓜分他们的财产。

    但李轨展示了他作为河西政权首领的权威，他天诚布公地说道；“诸人见逼（自己）为主，便须禀吾处分。义兵起，意在救焚，今杀人取物，是为狂贼。立计如此，何以求济乎！”

    于是，李轨力排众议，并没有清算原来隋朝的官吏，李轨的原意是想利用隋朝官僚，以加强自己的力量。

    因为隋朝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毕竟是多年天下的正朔。

    他们经营和管理姑臧多年，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非常自然，他们也是当地一支有影响力的势力，如果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李轨的执政基础会牢靠很多。

    但李轨此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隋朝官僚们从一地之主，沦为李轨的俘虏，虽然重获任用，但居人之下，难免心有不甘。

    再加上他们根正苗红，从心底里也看不上草莽出身的李轨西凉政权的领导班子。

    他们心有不平，也早怀二意，在李轨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李轨效命，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打起了小算盘。

    这不是一股忠诚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这只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

    这种不牢固的统治基础，给李轨埋下了一个深坑。

    更为复杂的是，李轨的西凉政权，底子太薄了。

    他们需要不断地吸纳各种力量，才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权力只能呈分散的形状。

    其中，有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加入，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