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社1951年12月5日仰光电，让中国人愤怒异常。

    两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日本人又一次在朝鲜战争中登场了，这三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着名的变态狂—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中国人民对这个恶魔非常熟知，石井四郎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中国东北、犯下无数禽兽不如罪行的“七三一防疫给水部队”创始人兼指挥官。

    与他同样臭名昭着的还有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

    这三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是令人发指的战犯，甚至连苏联人也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是苏联提议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五个大战犯中的三位。

    为了研究不同人种对细菌的反应，石井四郎等人使用各种手段，用不少苏联人作为实验对象，进行了“活体解剖”等残忍试验。随着时间推移，连许多日本人也开始打破沉默，揭露美国为了利用“731部队”的细菌战经验和成果，庇护了这些早该千刀万剐的罪人，如石井四郎等人，甚至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令其安度晚年，石井四郎等人也自然投桃报李。

    1952年1月27日晚8点，多架美军战机飞临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的阵地上空。志愿军部队迅速进入坑道，但没有听到往常的爆炸声。

    次日清晨，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一夜之间，它们突然不合时令地，出现在金谷里山坡，约200米长，100米宽的寒冷雪地上。

    时任第42军第125师，第375团的作战参谋宋春林，第二天天快亮时，起床一看，雪地上到处乱爬的苍蝇、跳蚤等昆虫，就急忙让部队用扫把扫，用火烧。

    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和龙水洞，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地带长达6公里。

    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第42军卫士技术设备，无法确认它们，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焚烧这些昆虫。并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下，将这些昆虫标本，送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朝鲜北部的冬天天寒地冻，这些昆虫的出现，明显违背常理。

    2月2日，志愿军总部，又一次接到第42军报告，彭老总对此高度重视。当即打电话，向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可疑昆虫。志司立即向各部，转发第42军的报告，要求各部严密注意，美军飞机的投掷物。并及时上报异常情况。

    此后，志愿军部队，志愿军其他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伊川、铁原、金化等地，也接连发现了，密集的苍蝇、蚊子、蜘蛛等，传播病毒和细菌的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达到，每平方米600只，十分瘆人。

    1952年2月11日下午14时，第39军向志司发来电报：第117师第351团阵地上发现美军飞机投下的纸包和纸弹筒，里面装有跳蚤、蜘蛛、苍蝇等昆虫。经检验确认，这些昆虫携带有鼠疫杆菌。

    随后，志司派出细菌专家魏曦与昆虫专家何琦，前往39军驻地进行实地调查。对标本重新进行检验后，发现报告有误。有误的原因是该军化验人员对细菌心存恐惧，在检验过程中畏首畏尾，操作失误，导致结果出现误差。

    两位专家当场否定了第39军卫生部的检验结论，并提出建议：病菌的检验，应做到严格细致，报道时务必要格外谨慎，否则可能引发军队内部的恐慌，甚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同时，他们指出，在冬季低温环境下，各类昆虫难以存活，敌方即使发动细菌战，也不大可能通过昆虫传播，反而更有可能使用鼠疫细菌战。

    而志愿军的工事和掩蔽部，正好为老鼠提供了不错的寄生条件，很容易导致鼠疫的扩散，因此建议将检验工作的重点，放在鼠疫菌的检测上。

    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发布指示，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防范敌人投放细菌昆虫等阴险手段。一旦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昆虫，或者其他的可疑物品，除收集并上报样本外，还须立即采取严密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和杀灭处理，同时提交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志司致电中央军委，请求调集国内的鼠疫、霍乱、回归热及脑膜炎疫苗，运送至朝鲜，分发给志愿军和朝鲜的军民。

    2月22日，志愿军卫生部经过多次检验，确认了魏曦和何琦两位专家的结论。

    随后，志愿军卫生部于2月22日和2月24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总后勤部及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由于部分标本未能检出细菌，对于敌方是否已经开展细菌战，应保持谨慎态度。同时，已空运至朝鲜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暂时应由志愿军卫生部控制，不要立即分发给部队。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称，在平壤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枚由美国投下的细菌炸弹。该炸弹内装满了能够在严寒条件下存活的苍蝇，这些苍蝇携带着美军植入的高传播性细菌和病毒。他指控美军在朝鲜战场上：

    “动用了大量针对平民的细菌武器，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野蛮地违反了所有关于战争的国际法规。”

    呼吁全球人民共同行动，制止美军的暴行，并追究细菌武器使用者和组织者的国际法律责任。

    2月23日，志司致电中央，内容如下：

    “敌企图以细菌杀伤我大量人员，以逼我屈服就范，甚为明显。如其阴谋失败，可能大量使用毒气，应提起我们严重注意，预为准备。朝鲜气候在三八度线以北，此刻夜晚还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乱两种病菌还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气候转暖，上述两种病菌最易蔓延。”

    2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达对朝鲜政府立场的支持，并指出：

    “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月25日，中央军委向志司发电：

    “在组织有关人员全面核实了来自各种途径的报告和检验结果后，认为：许多事实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完全同意他对敌人进行细菌战和可能使用毒气的判断。今仍不相信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纠正，将来必误大事。

    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形成决策，中央、军委以及志愿军总部经过了20多天的观察、验证与分析，才得出敌方正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判断，下了反细菌战的决心。

    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依据了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还综合了来自各方渠道的各种情报和资料。

    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反细菌战的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今丹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

    第二天，根据中央指示，聂荣臻、粟裕等人，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士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通报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

    苏联顾问认为，美军的目标，在于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战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必将导致细菌武器，被美军大量使用。

    防疫战迫在眉睫！一旦暴发疫情，将直接影响志愿军作战，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揭露、控诉美军，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行动展开了。

    但是，如果观察足够仔细就会发现，虽然确实在很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昆虫，通过化验也证明了其确实带菌，但是，始终没有任何一份报告说明其携带的是哪些病毒、细菌，而是用了“xx病毒可能性为大”这种描述。

    这时候，北朝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就通过广播在国际上公开指责美军发起了“细菌战”，这一举动未免太过草率了。

    这条广播发布后，迅速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广播纷纷报道，指责美军发动细菌战并使用生化武器。

    然而，美国在此事上展现了罕见的沉默。

    根据美国战后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当时的判断是这样的：

    1951年夏季，朝鲜大范围爆发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等疾病，但到了冬季，疫情有所缓解。然而，中朝方面预计，随着天气转暖，瘟疫有可能再次大规模爆发。为此，在1952年2月，中朝宣布美国发起了细菌战，试图将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归咎于美国。

    一个月后，平壤公布了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美国飞机共计804次在平壤以北地区投放了各种细菌和病毒，扩大到朝鲜北部的7个道44个郡。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军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

    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摄影师 赵化说“一到沈阳的时候，沈阳街头，好多女同志都戴着口罩，拿个东西就捡，敌人飞机扔下来的虫子。”

    这份报告来自于，辽宁省宽甸县第一区防疫委员会。记载了1952年3月，美军的一次空袭。“农民亲眼看到的，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下一个东西，炸开后，地面上每平方米就出现了四五个毒虫。”

    后经国内外专家调查走访，全县有12个区46个村，遭到美军细菌战飞机入侵，投放的毒虫有33种之多。这次暴行，后来被称为“宽甸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概。

    朝鲜和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防疫消毒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发布两次指示：“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将防疫工作视为当前部队和居民事务中的首要任务。”

    “无论是否有病员出现，都必须迅速果断地开展防疫工作，绝不允许任何犹豫或动摇。”

    这一特殊时期，防疫工作，成为反细菌战的中心任务。

    国内支援了很多的防疫药品、防疫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国内先后向朝鲜前线，派出3批各学科专家，和百名防疫人员。志愿军也加紧进行，防疫和防化培训。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他们在志愿军中，和驻区附近的朝鲜军民中，广泛展开防疫动员，和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130万朝鲜居民，也都注射了疫苗……

    朝鲜老百姓，和朝鲜政府联合起来，漫山遍野，清除、掩埋（被污染的物品）。另外，有一些，水井、粮食、食物，这些都经过正规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另外，每一个人都打了防疫针。

    防疫人员拿出来一些药品，专门对症、教会大家，怎么样消毒，怎么样注意。

    在前线，志愿军突击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或隔离室，收治被美军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为确保战士们的身体健康，至同年6月底，志愿军部队鼠疫疫苗接种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接种一次，注射率达到100%。

    主要交通线两侧，和防疫区内，共计450余万朝鲜人民，以及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鼠疫疫苗。

    战士们赶制了大量捕打工具，捕灭带菌昆虫，有效的控制住了，前方疫情的发展。

    李永哲，时任第40军第118师炮兵营连长，曾亲自参与了这一运动。他说“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纸袋子，拿着夹子到雪地里，捡苍蝇。”

    在全球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华盛顿终于打破沉默。

    美国坚决否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紧急电令李奇微，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决否认美军使用过细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利用这一点进行讨价还价。

    为证明自身清白，美国国会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发出邀请，欢迎国际红十字会派遣调查组，对美军是否在朝鲜使用过细菌武器展开全面调查。

    国际红十字会应邀请求入境调查细菌战情况，并向北朝鲜发出电报。然而，平壤方面以该组织倾向于西方，调查结果无法确保公正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苏联随即表示，可以由他们主导，邀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国家派遣相关人员前往朝鲜进行调查。

    朝鲜随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从内部抽调成员，组建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朝鲜，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金日成在平壤会见了代表团。

    这个协会成立于1946年10月，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间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友谊；鼓励法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支持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民主原则；推动各国人民的独立，反对种族歧视，倡导人权保障，并反对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团的成员大多来自法律和国际关系领域，只有一人曾接受过系统的生物学培训。

    代表团听取了朝鲜医务人员的各类检验报告，并且还检查了朝鲜提供的细菌弹实物样品以及带菌昆虫的标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调查团先后两次公布了《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报告》，确认美国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此外，北朝鲜还带来了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听证会上向代表团承认，曾多次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美国第三师士兵马汉·勃朗在证词中表示：“我可以证明，美军曾用细菌炮弹攻击共军……”

    志司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绝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就曾到达汉城，目的是为在朝鲜实施这一反人类的卑劣阴谋做准备。然而，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使用细菌武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

    敌人曾狂妄地宣称依靠飞机和大炮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敌人的所有卑劣行径在遭到中朝人民军的沉重打击后，便转而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妄图借此威胁朝鲜人民和中朝军队。”

    最后，志司向李奇微发出严正警告：“我要明确告诉敌人，你们企图用所谓‘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动摇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注定行不通；你们的如意算盘，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中遭到失败。”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愤怒的发表声明：“从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及其后方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等可怕的传染病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直接向全人类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协调全国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间，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在东北地区国境线、海港、交通要道，设立了66个检疫站，在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疫、消毒。

    全国各地动员群众清理垃圾、保护水源、疏通渠道、打扫卫生，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清秽，形成了载入新中国史册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科学界大师向全世界发表了《反对美国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绳之以法！

    “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后，深感焦虑和震惊……我们的第二个义务就是保卫所有人民，使之免于细菌战的浩劫。我们认为：只有美国，也就是大国中唯一的国家，才没有批准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同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这份引起世界震动的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号召人类起来自卫！”

    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肯尼斯·伊诺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

    他在这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投下。”并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普通“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

    随后，25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详细交代了他们参与细菌战的全过程，这使得美国政府处境更加被动。

    美军战俘保尔.肯尼斯说“洗澡可以洗干净我的身体，却绝对洗不净我的灵魂，在犯下这样的罪行之后。”

    美军战俘奥尼尔说“我的儿子问我，曾在朝鲜干过些什么？我怎能告诉他，说我曾到此地，向人们投过细菌弹，散布了死亡和毁灭。”

    被俘美国飞行员的供词证实，细菌战的目标是，测试细菌武器，在不同条件下的效果。由美军各型飞机，通过“哑弹”等可投掷的容器，将带菌、带毒的动物，投放到朝鲜战场。

    美军战俘伊纳克说“（不爆炸的）炸弹，实际上是细菌弹。投掷带菌的各种动物和昆虫。”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不人道的细菌战。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美洲和平大会，分别通过决议，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要求立即停止细菌战。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

    在此期间，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亲自在东北地区调查走访。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于1952年4月25日，在英国伦敦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他还说“每一个诚实，而富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不为美国政府，这种野蛮暴行所震动。”

    1952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着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和朝鲜，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实地调查。

    9月16日，调查团签署并发布，《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指出，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由于细菌战，在美军内部也属于极机密，大多数士兵和军官并不知情。在细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战俘并不相信，关于细菌战的说法。

    时任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敌工部英文翻译刘禄曾说“我告诉一个美军战俘，这是你们美帝国主义，搞下来的细菌弹。他不相信，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赶快送医院，把他救活了。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写了一个大字报，永远不相信美帝国主义。”

    到1952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志愿军和国内开展的，大规模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告一段落，历时将近一年的，反细菌战最终取得胜利。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美军的细菌战最终被完全摧毁。

    奇怪的是，中朝在谈判中并未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摆上桌面。对此，柴成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揭示了其中的缘由：“杜鲁门政府绝不会公开承认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中朝方面尽管心中愤怒，却压抑着没有在谈判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期待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将此问题提上谈判桌，除了把对方逼到绝境、导致谈判彻底破裂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1952年12月6日，在朝鲜战争激烈进行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 写下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证词。

    他说：“我说以下的话不是为任何人辩护，包括我自己。我只是描述一个绝对直接的观察：每一个军官，当第一次被告知美国在朝鲜开展细菌战时，都感到震惊和羞愧。”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密史》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称，那些承认参与了细菌战、被遣返的朝鲜战争战俘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集审讯，并被威胁会以叛国罪上军事法庭。

    巴伦布莱特在《人性的瘟疫》一书揭露了美国在二战后东京审判期间，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的大量数据资料。

    现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机要报告的“结论”部分显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战数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大价值，这远远超越了对‘战争罪行’起诉所产生的价值。”

    1955年，伊诺克返回美国，面对美军的镜头，他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说“他们（中国人）威胁我，一再威胁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远没法活着离开”。

    而2010年，伊诺克在他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采访，当被问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试图给他 “洗脑”时，85岁的他明确表示“完全没有”。

    “肯尼斯·伊诺克1952年供词中描述的许多日期和地点后来都被证实是真实准确的”，节目的旁白说。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就开启了，使用化学毒剂的“潘多拉魔盒”。战争结束后，虽然订立了，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强国都没有停止，研究生物和化学武器。残酷的战场，时常成为这种，特殊武器的试验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即设立专门机构，着手研究细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包庇日本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细菌战战犯，利用他们为美国，研究细菌武器服务。

    朝鲜战争爆发，再次刺激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研究。美军的一份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指出“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

    《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日本静冈县大学教师森正孝称，几名731部队的前成员告知他，朝鲜战争爆发后，石井四郎曾与两名顶尖研究人员前往朝鲜战场“对美进行战略建议”。

    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重申了这一说法。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森正孝后来多次前往朝鲜研究这一课题，他还注意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的疾病和武器与据说美国针对朝鲜的目标所部署的武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历史将永远铭刻下美国的这一无耻行径。

    纵观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细菌战，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美国！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超越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