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挚友王巩，如今正在赶往自己的流放之地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的途中，这是件令苏轼最为歉疚之事。
    苏轼知道，宾州古城，虽然是宾阳境域州、郡、县治地所在地，是宾阳建制伊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岭南的重要商埠。但是，也必定有南方特有的热蒸的瘴气，这是一位久居京师的北方人难以适应的地方。
    因此，苏轼只有写信除了向老朋友王巩表达自己深深地歉意之外，还向王巩推荐了弟弟苏子由夜晚在肚脐与腹部进行气功的养生方法。如今的子由面色晴朗和润，目光炯炯有神大概就得益于此。
    另外，苏轼还告诫王巩还要戒色并稍加节俭，在灾难中宜节俭并降低生活标准，以示自贬，这也是消灾得福的一个妙法。
    元丰三年八月上旬，辩才、参寥两位道人自杭州过来看望苏轼时，将秦观游览杭州时所作的《题名记》带给了苏轼。
    苏轼郑重地在秦观的《题名记》上作了跋文，在题跋中苏轼提到了他与长子苏迈泛舟赤壁之下的事情。
    八月十二日，苏轼的乳母任氏病亡，这使得苏轼极为悲伤。
    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名字载入史册的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终点。
    中秋节时，苏辙次苏轼韵作了诗作，寄给了哥哥。
    这些日子，苏辙由于病酒而肺疾复发，“寸田可治生，谁劝耕黄糯。（新法方田谓上腴为黄糯。）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积，渐作樱珠大。隔墙闻三咽，隐隐如转磨。自兹失故疾，阳唱阴辄和。”作为兄长，苏轼告之以详尽的修养练气之法。
    闽人柳真齢（字安期），家藏有一铁拄杖，材质好像是楖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动辄微响。
    老柳将此杖赠给了苏轼，并说该杖相传原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开国国君、威武军节度使王潮的弟弟、“开闽三王”之一王审知（字信通，号详卿，号白马三郎）赠给钱鏐的礼物，后钱鏐转赠给了一位僧人，最后被自己偶然间得到的。
    苏轼收到老柳转赠的铁拄杖后，自然是爱不释手，还专门作诗并序详细介绍了这件事情。
    黄州州守为陈轼（字君式）将要离任，刚开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人皆畏避，独陈君式愿与苏轼交往，且时刻与之忧患共担。
    苏轼到黄州之后，因苏轼是犯官，不能住在官舍，还是在陈轼的安排之下，暂时寓居在黄州定慧院，随着僧人们一同饮食起居的。
    现在，老陈要罢任黄州太守了，苏轼自然要与之好好地道一下别。于是，苏轼将汉代李陵赠苏武的诗作书写了一遍，赠给了这位顶头上司兼老朋友。
    陈轼走后，由闽人徐大受以朝散郎接任，郓人孟震为倅。
    这位徐大受，字君猷，东海建安（今福建南平建瓯）人，宋神宗熙宁进士，翰林学士，出身官宦世家，祖上皆为奉公守法的“循吏”。
    徐君猷主政黄州期间，尽管苏轼身为犯官，但他不仅没有对苏轼另眼相看，反而因仰慕苏轼的才华，“相待如骨肉”，与苏轼亲密无间，感情至深。
    在与苏轼相处的三年当中，徐君猷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的上司，倒像是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每到节日的时候，他都要拎上酒陪苏轼一起过节。
    轼在给友人徐得之的信中说道：（余）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苏轼在黄州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三位“君太守”——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这三位“君太守”，慰藉、温暖了苏轼的黄州岁月，使他由最初的惶恐纠结，逐渐变得豁达快乐，由意气风发的苏轼转变为达观自适。
    纵观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宫廷里斗争激烈、尔虞我诈，地方上则山高皇帝远，相对心安、与世无争。宋神宗有意宽释苏轼，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自然心领神会。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一再表示谢罪效忠，改过自新，再回朝廷，认罪态度好。三位“君太守”敬佩苏轼的人品，爱惜苏轼的才华，对苏轼格外善待与厚爱，特别是徐君猷，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了苏轼更多的关照，使苏轼产生浴火重生的勇气和力量；黄州的好山好水、好人好物和躬耕劳作的生活，也医治了苏轼心灵的创伤。正因为如此，苏轼的谪居生活苦中有乐，黄州岁月变得色彩斑斓，所作的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是后话。
    成都胜相院寺僧惟简打发其孙子悟清来到黄州，来向苏轼求撰《经藏记》。
    起初苏轼本想暂时封笔，不想再因文字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禁不住惟简的来书叮咛，宝月大师惟简此前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外加悟清的日夜缠磨，只得为之作了一篇记文。
    关于这次为胜相院作文的事，还有着一段典故：
    “舒王”王安石闲居钟山之时，有客人自黄州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日有何妙语啊？
    客人答道，苏轼现在住在临皋亭，有一天醉梦而起，作了《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正好现在还有墨本留在船中。
    王安石就遣人健步前往，转眼取回。
    此时，正好是月出东南，林影在地。王安石将墨本展读于风檐之下，只见他喜上眉梢地说，子瞻人中龙也！——只是有一字未稳。
    客人道，愿闻其详。
    王安石说，日胜日负，不若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
    后来苏轼听说了此事之后，拊掌大笑，遂以王安石为知音。
    闲暇时间，苏轼在临皋亭里读了《战国策》，他认为商君之法，不过是让民众干好农业，勇于参加公战而怯于私斗，以至于食足兵强，以成帝业。
    但是老百姓都只是见到了统治者的刑罚而见不到他们的德行，以致都争先恐后地去追求利益而忽略了仁义，所以商鞅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苏轼读到了一则唐人李肇著述的《国史补》中杜羔的事迹：
    杜羔品行极佳，他父亲官做到河北的一名县尉就去世了，其母并非正房，经过战乱也不知流落何处。恰逢他的堂兄兼做泽潞判官，一次在私宅中断案，恰逢有一老妇出庭作证，见到杜羔其人竟对旁人说，这位少年神似我的丈夫。经详细询问，原来正是杜羔之母，至此杜羔便将其母迎回家中奉养。
    杜羔按母亲的意愿又去寻求先人的坟墓，但故乡的老人均已下世，无法寻找到坟墓的位置。杜羔就住在佛寺中，日夜伤心地哭泣，忽然有一天见柱子上有一行模糊的小字，擦去灰尘后，判断正是父亲的手迹。父亲留言道，我的后人如果想找到我的墓地，就应去某一人家去问询。杜羔哭着前往，果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道出了杜父坟墓的确切位置，因此杜父才得以归葬故里。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杜羔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致仕。
    苏轼感叹杜羔的事迹与朱寿昌极为相似，于是就将这件事记下来，送给了时任武昌太守的朱寿昌。
    八月二十七日，得知文彦博被封为太尉，从而被授以兵权，苏轼上了贺启。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在苏轼的心中既是长者，又是知己。在贺启里，苏轼发自内心地为他祝贺，把他年轻时比作张良，二十来岁时遇到了汉高祖。把他的晚年比作是尚父吕望（姜子牙），头发白了又来辅佐周武王。
    次日，又得知吕公著被授为枢密副使，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苏轼又上了贺启。在贺启中歉疚自己虽然最先侍奉于先生的门下，却无缘前去祝贺。
    这几天，苏轼正在武昌的传舍接待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忽然庞安时来信招苏轼赴宴。苏轼只得给老庞回信解释说，自己近来正在吃斋素食，况且有朋友在自己这里，所以难以前往，还望宽限谅解。
    庞安时这个人，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
    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六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
    苏轼在黄州初期还收到过老同事毕仲游的来信。
    在京师工作时，对于苏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如今的苏轼自称已是老眼昏花、窘困潦倒，对于这位曾规劝过自己老朋友的来信，自然是既愧疚又感到温暖。在给毕仲游的回信中，苏轼与之畅谈了佛学既佛理。因为，此时的苏轼正处于自渡与悔过的阶段，对于其他的话题暂时没有过多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