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于杨邠的这个做法褒贬不一，基本五五开。虽然导致了人才流失，但毕竟一改后汉官场往日的歪风邪气，整顿了吏制。而且人们也多归罪于苏逢吉，如果不是他名目张大地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杨邠也不会这样矫枉过正。杨邠虽然嫉恶如仇，但他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工作中经常闹笑话：邢州人周璨，原本是禁军将领，退休之后生活没有保障，跟随王景崇西征，结果王景崇据凤翔而叛的时候，周璨主动充当起王景崇的军事智囊。这件事对杨邠的触动很大，于是，杨邠全面检讨了离退休人员的管理问题，并出台了政策，上疏朝廷：“前朝任命的官员，分散在各地，他们经常煽动地方背叛中央，应该把他们聚集到京师，统一管理。”刘承佑一听，有道理！于是，这些社会不安定分子就被聚集到了京师。一夜之间，后汉帝国的首都街头，出现了无计其数的维权上访者。他们堵在皇宫门外，拦住上下班的宰相们，请求恢复官职。“我们要工作！”杨邠于是再上一章：“先将他们暂时安置，等官员有空缺时，再按一定的次序递补。”刘承佑一听，有道理！等待“补缺”是个漫长的过程，问题是他们在得到工作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成了高级流浪汉，他们天南海北地赶到京城，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基本的食宿都成问题。杨邠于是再上一章：“朝廷应该为这些人提供住宿和三餐。”刘承佑一听，有道理！于是朝廷开始向这些人发放政府补贴。这些饥渴交迫的高级流浪汉们立刻涌向救济点，一扫往日斯文，场面一度混乱失控，以至引起了百姓的恐慌，还以为叛军或契丹人又要来了呢。杨邠于是再上一折：“那个……就算我之前什么都没说吧，这事儿还是算了吧。”刘承佑一听，有道理！杨邠的改革，改了个寂寞。虽然杨邠的执政能力有所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廉洁清正。史籍记载，杨邠虽然身居高位，手握大权，但他从不接受贿赂，然而送礼行贿的人总是无孔不入，杨邠就把意外收到的赃款全部上缴到国库充公。历史给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邠善甲兵，实帑廪，俾国用不阙，边鄙粗宁，亦其功也。”但是——他真的那么光彩鲜亮吗？据部分野史记载，杨邠虽然鄙视文人，却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形象，很在意后人对自己的评价，于是招募了一大批枪手，为自己写传记，让自己名标青史。所以说，关于他拒绝贿赂等记载，很有可能是经过人为美化的结果。可惜的是，杨邠死的时候，枪手们还没有完成作业，他的人物漂白传记也随着他的突然离世而宣告终止。3，王章3.1王章其人王章与杨邠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是魏州人，也都是“小吏”出身，也都有位好岳父。王章的岳父就是白文珂，辅助郭威平定河中李守贞的那位。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期，坐镇魏州的是李从珂的小舅子刘延皓，刘延皓御军无法，招致兵变，被部将张令昭驱逐。很快，范延光奉旨平叛，王章不幸被划入“张令昭党羽”，荣登魏州通缉令。关键时刻，岳父出手相救。平叛军的副统帅李敬周是白文珂的革命老战友，于是白文珂秘密托付李敬周，务必保全女婿王章。等到城破之时，李敬周第一时间搜捕到王章，然后将其藏在辎重队的口袋里，偷渡回京，然后再藏匿在自己家中，以避风头。风头很快就过去了，李从珂国破身死，国家改朝换代。王章这才得以重见天日，被任命为河阳粮料使。后来，刘知远典禁军的时候，将王章招到麾下，并将他带到河东，王章也由此成为刘知远的河东嫡系。刘知远称帝后，以王章判三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唐末期，王章被卷入张令昭的兵变，从而成为李从珂朝廷的通缉犯，不得不隐姓埋名，过着东躲西藏、暗无天日的逃犯生活。正因他被李从珂通缉追杀，所以也就得到了后晋石敬瑭的重用，后汉刘知远又是继承了后晋的衣钵，所以刘知远照样非常信任王章。刘承佑即位后，给王章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走上了人生巅峰。王章之所以火箭提拔，除了其自身经历受到统治者的垂青之外，与岳父大人的人脉资源离不开干系，更与他自身的能力密不可分，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财务，是河东集团的钱袋子。虽然都是与钱粮税收相关，但王章与杨邠的天赋树还是有所不同，二人专精不同。杨邠的工作偏向于“暴力催债”，是税收工作的最终端，而王章则是财务总监，偏文职。这也是刘知远称帝后，杨邠以“枢密使”成为了武将集团的代表，而王章则是“判三司”，继续他的本职工作。当时，中原连年自然灾害，特别是黄河流域，数十万人饿死，晋辽大战也持续了五年之久，用“积贫积弱”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这些内容已经在刘知远的地狱模式开局和刘承佑的地下室模式开局中详细讲述。在此基础之上，西部三镇连叛，后蜀与之遥相呼应，出兵干涉；淮南亦蠢蠢欲动，在东南边境发生了零星的摩擦冲突；契丹又趁火打劫，深入河北剽掠。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险阻，而这一切就是王章需要解决的。在王章的努力工作下，后汉不仅没有为钱的问题发愁，国库里反而还有盈余。这令刘承佑非常满意，对王章同志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当然，王章是不能产生财富的，他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搬运工。简言之，他在盘剥百姓方面非常出色。也难怪，别忘了王章和杨邠的老长官是孔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