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生产很顺利。纺织机原本就有现成的技术。那些原本用来纺织麻布的机器，把原料换成羊毛之后，只需要简单地调试一番就行，很快就投入了生产。
    而羊毛的产销分配模式，让李申之对这个时代的经济模式有了一些理解。
    李申之生于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在商品经济时代，收购羊毛的时候羊毛有价格，工人的劳作可以换取工资，纺织品成品也有其相应的价格。
    金钱就像社会财富的润滑剂，就像社会的血液，将社会财富运输到各个部位，帮助社会财富在流转。
    而在应天府，羊毛归官府所有，土地也暂时归官府所有，一切仿佛都固定下来，很僵化。
    给一部分流民分了田地，让他们从事农业活动。
    还有一部分流民，则是分流到了各地的工坊。
    分入工坊的流民们，官府对他们的劳动力支付粮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以此来交换他们的劳作。这样的招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叫以工代赈。
    不干活的人只能喝一碗稀粥，干活的能喝稠粥。
    在社会经济崩坏的情况下，劳动力变得极度不值钱，而粮食的价格被拔到了无穷高。
    高到一个活人只能换一斗米。
    然而细想之下，这种卖儿鬻女的交换，未尝不是充满着人类的良知。
    若是真的泯灭了所有的人性，光是把一个人的一身肉刮下来，都不只一斗米。
    寻常的以工代赈，是组织流民去修路筑城，疏通河道，很少有官府组织流民从事生产活动。
    应天府组织流民从事作坊生产，还是头一遭。
    制造出来的纺织品全都存入府库之中，等待统一分配。
    这样的模式，倒是与李申之父辈的记忆更加相仿。
    而正是基于这种现代与古代社会制度的忽而相仿又忽而不同的混乱错觉，让李申之对于国际上流传的一种观点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华夏自秦以后便不再是封建主义社会。
    所谓的封建，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封建的政治制度，一层是指封建的经济制度。
    虽然马子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然而经济基础并不总是能决定上层建筑，两者之间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期间的差距倒与“天赋与努力决定上下限”的论调有共通之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其科学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富裕余量。
    所谓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分封自治，国家把领土分给一定数量的贵族，由这些贵族各自统治自己的领地，在各自的领地中有极大的自治权，最典型的便是周朝，西汉在前中期也施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封建分封制度，直到推恩令的强制实施后，分封制度才从根本上被瓦解。
    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的联邦制国家很像。
    从秦开始，华夏人便步入了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虽然在其后的时代偶尔有反复，比如西汉初期再次步入了分封制与郡县制混合的状态，但时代的大趋势始终是郡县制。
    而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分封，与真正意义上的分封有着天壤之别。这时候的分封，受封者只有领地的收益权，并不足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种分封制，未尝不是当权者的一种偷懒。
    本来应该对有功者进行赏赐，而官府懒得赏赐，便直接划了一块地，让有功者自己去收赏赐。
    颇有一种黑社会拿欠条顶账的感觉。
    可是为何官宣一直说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呢？这其实说的是经济模式。
    所谓封建制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以私人占有土地，农民依附于土地生产生活的一种经济模式。
    而国家的统治基础，不论是税收还是劳役，全都是以土地为统计标准。
    如果这样算来，其实改开以前的经济模式中，依然有很浓烈的封建模式。
    只不过农民的产出不再有地主来剥削，而是由农民自行支配。
    亦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剥削的封建主义。
    回到眼前，就应天府的局势来说，这样的运行模式是最好的。
    李申之不需要市场去做什么资源调配和选择，他自己就知道市场应该怎么样，知道哪里是未来的突破点，哪里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这一方的实力。
    然而事实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
    虽然从宏观角度上去看，人的行为会有许多特定的特征，但具体到某一件具体的事项上，则会有巨大的偶然性。
    就拿楚丘县来说，谁能想到一直安安稳稳的黄庭，会是第一个暴雷的人。
    产能过剩。
    楚丘县的纺织品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一时间竟然导致水利资源不够用了。
    须知道，一条河流所蕴含的能量是有限的，并不能无休止地在上面修水车。
    当一条河流的容纳能力达到上限之后，人们便需要去开拓新的能源来源。
    畜力和人力早已被淘汰，这些在水力面前宛如鸡肋。
    唯一能开发的，还有风力。
    可是在应天府这种地方，风力太小不说，还时有时无，非常不利于稳定生产。
    当这个难题摆到了李申之面前的时候，李申之会心一笑：是时候祭出蒸汽机了。
    蒸汽机的原理很简单，简单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理解。
    而蒸汽机的原理又很难，难到一个非物理、化学专业的博士都未必能造出一个蒸汽机。
    早在瓦特诞生前的一百年，蒸汽机便已经诞生并投入实用。
    可是为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因为瓦特的蒸汽机是设计出来的。
    之前的蒸汽机，是工匠们依据自己的经验，甚至依靠玄学进行改进，其效果如何全看命。
    而瓦特的蒸汽机，是依靠成熟的热力学定理，先从图纸上计算出来，再到实践中逐渐改进。
    李申之虽然不知道如何去设计蒸汽机，却懂得其中的道理，知道从哪个方面去探索。
    是时候该检验一下皇家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了。
    而李申之这边，可以进行先期准备：挖煤。
    应天府附近有不少煤矿，有些悠久的使用煤炭历史。
    只不过这时候的煤炭仅限于生火做饭，最多再用来烧个瓷器窑子。
    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生产动力也不强。
    如果让历史沿着旧有的轨迹继续前进，煤炭的开采量还需要许多年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增长。
    殊不知煤炭的大规模运用，尤其是制造焦炭时的副产物煤焦油，会开启另一扇科学的大门：化学。
    工业化的进程，原本应该是螺旋式上升，从纺织品的商业利润开始，需求一层一层地推进。
    因为资本家的贪婪，想要无限追逐纺织品的利润，于是要用机器替代人工，用自然能量代替生物能量，用化学能量再代替自然能量，进而推动着煤炭、石油、钢铁等基础行业不断地前进。
    而现在，羊毛的产出让黄知县和张相公很高兴，但他们依然没有表现出资本家应有的贪婪。
    当产量逐级攀升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踩刹车。
    贪婪！
    这两个字宛如夜空中的流星，瞬间划过李申之的脑海。
    李申之发觉，贪婪就是他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密码。
    万事俱备的宋人，就是缺了贪婪这个密码，才没有最终开启大航海时代，没有开启工业革命。
    只有贪婪，才能推动人们不停地前进。
    华夏人心中不是没有贪婪，而是这种贪婪最后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就是完成了一个内循环。
    当贪婪得到了满足，便不会有人选择外拓。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种姓制度加转世投胎原则完成了等级制度逻辑闭环的三哥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贵族们贪婪，地主们贪婪，文人士大夫们贪婪，他们可以通过剥削农民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以通过与夷人的贸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需求一旦满足，他们便不再有动力去向外开拓。
    而平民百姓想要向外开拓，却找不到外出的门。因为所有外出的门，全都被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给关闭了。
    李申之要做的，就是释放流民、平民心中的贪婪，给他们打开一扇门，让他们去追逐财富，去闯荡这世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小人并不是贬义。除去能名垂青史的几位大圣人外，我等普通百姓皆是区区小人罢了。
    越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越敢拼搏。
    或许在商业上他们没什么能力，但要说到出一次海就能赚十亩地，无数人会趋之若鹜。
    不过在此之前，李申之需要先解决开设煤矿的问题。
    李申之与张浚说了开煤矿的打算之后，张浚没有急着表态。
    思索了一番后，张浚说道：“这石炭确实耐用，但是开采起来难度也不小。若是咱们自己组织人手，恐怕一时之间也调配不到足够的人手。”
    采煤是一项劳动和资本双重密集型的行业，即便是现代化的生产，一座煤矿也会有动辄几百上千号人。
    在张浚的眼中，种地是正经事，筑城是正经事，疏通河道是正经事，甚至纺织羊毛能勉强算是正经事。
    但是采煤，就不是什么正经事了。
    所以张浚不太愿意组织人手去采煤。
    这个心态李申之不懂。
    他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煤炭，只把煤炭当成一种战略性资源，始终持有一种越多越好的心态。
    他不懂张浚的心态，赵不凡却懂。
    赵不凡不仅懂张浚的心态，更懂得李申之的心态。
    他从李申之热切的眼神之中就能看出来，李申之对石炭的渴求有多么地热切。虽然他不知道石炭有什么大用，但就是知道这玩意一定有大用。
    赵不凡说道：“张相公若是觉得为难，下官可以给临安捎一封书，有的是达官贵人愿意来开采石炭。”
    张浚又沉思了片刻，觉得此法倒也不是不可行，便转头问李申之道：“申之，你觉得如何？”
    李申之说道：“下官只知道石炭重要，但是对于如何开采却不甚精通，张相公作主便是。”
    李申之口中的不懂采煤，并不是不懂煤矿的建设。
    满腹小知识的他，同样积累了许多与煤矿有关的小知识。
    他所谓的不懂，是指不懂得官府应该如何与这些贵族们合作，尤其是在这种采掘业生产上的合作模式。
    张浚想了想，发现引入“外资”既可以满足李申之的需求，又可以不用抽调应天府现有的劳动力，还能示好临安府的那帮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的鸡贼们，省得临安府的那帮蛀虫们老是给他拖后腿，简直一举三得。
    赵不凡和赵瑗本就是应天府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他们两人与张浚达成一致之后，此事便算是定了下来。
    联合临安权贵开采煤矿是赵不凡提出的建议，自然由他来组织实施。
    赵不凡当仁不让，当场开始写书信传往临安府，一口气写了十几封，依然笔耕不辍。
    赵瑗同样没闲着，他与临安府的皇家科学院进行了几度沟通之后，对皇家科学院那帮小子的心态多少有了些了解。
    原来有李申之在临安的时候，皇家科学院的理论发展日新月异，一天能出好几个激动人心的成果。
    可是李申之走了之后，他们的科研活动却屡屡碰壁。
    他们给赵瑗写过几次书信，想要让赵瑗代他们征询李申之，怎奈李申之实在是太忙，赵瑗不太好意思去打扰他。
    就算偶尔提起科研的事情，赵瑗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请教李申之，没有说出皇家科学院的难题。
    而李申之并不了解皇家科学院的状况，是以每次只对赵瑗透露只言片语，对他提出的问题，启发更多于解释。
    于是乎，在瓶颈阶段卡了太久的皇室子弟们，一个个地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来应天府找李申之面授。
    这就像打游戏，一开始一天能升好几级，爽得不要不要的。玩到后来，好几个月都升不了一级，自然心痒难耐。
    然而他们的冲动被自家的长辈们给劝住了。
    无他，应天府不安全耳。
    当赵瑗把皇家科学院的情况告诉李申之的时候，李申之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抱怨什么，而是说了一句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很有力量的话。
    “和平，是打出来的。”
    想要打消应天府权贵们的顾虑，只有打出一个和平来才行。
    说完之后，李申之自信地一笑，他也回家写信去了。
    他的信是写给应天府的几位知县，他的几位同窗好友。
    感谢完颜宗弼，感谢邵隆，让李申之得以苟在应天府发育了这么久。
    而宋金之间的一场大战，即将上演。
    李申之接到了来自临安的传书，是赵士褭给他写的信。
    赵士褭对李申之比自家亲儿子都亲，赵不凡都没收到他爹的信。
    赵士褭在信中说，金人又派使者到临安府，让赵构出面解决秦州的事情。
    秦州的情况还没有传过来，邵隆与金人是否打仗了，打的结果如何，宋人并不知情。
    所以，当赵构再次见到金人使者的时候，一如既往地怂了。
    好在赵构能出的昏招，早已被他的下属们预判到，并做出了相应的布局，以避免这个混账皇帝扰乱赵宋江山。
    邵隆名义上被孤立，使得他可以不听赵构的号令。
    于是乎，当赵构勒令邵隆即刻献城的命令发出去之后，邵隆必然不会理睬。
    当威胁赵构也解决不掉秦州局势的时候，金人就该拿应天府出气了。